曾经辉煌的贵州百年教育

这几位清末官员为贵州教育做出的务实、高效、到位、高水平的政绩，为贵州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这些官员的亲为力行与支持，在贵州营造出一个创办新学的良好氛围，一批热心教育的有识之士纷纷举办新学堂，参与现代教育的投资和实践，出现了一批近现代社会办学的先行者和杰出的教育者，如华之鸿、于德楷、唐尔镛、萧协臣、尹笃生、白铁坚、黄干夫、凌秋鹗、周恭寿等等；还有一些将会馆、祠堂、庙宇用来办学的商绅、乡贤，促成了贵州近代史上教育的兴旺。

外来和尚念好经

2000多年前，孔子“有教无类”和孟子“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道出了普及教育的特质。500多年前，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创立“致良知”学说，提出“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的见解。

与王阳明同时代的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提出了“人人在上帝与《圣经》面前都是平等的”的思想，在此影响下，德国400年前就创办了义务教育，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起到提速作用。王阳明的“致良知”和儒家“有教无类”理念本来就是最早的“以人为本”的普及教育理念，可惜，在中国没能起到使社会发展提速的效果。

东西方不谋而合的先进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精彩实现，却是由一个外国人到中国贵州贫穷的乌蒙山区来实践成功的。这也算得上是中国的唯一。

1932年，在石门坎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农民运动会上，有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省有100多支运动队参加，观众达2万多人。当时国民政府威宁县长雷新民亲临现场，惊奇不已，也引起了当时贵州省省长的关注。图为可作运动场的足球场遗址。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带着普及教育的理念，以传教的方式来到贵州最贫穷、最荒凉、最艰苦的威宁石门坎，这里是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偏远山区，他施教的对象是受土司奴役的文盲大花苗民。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这里传教办学行医，创立了西南地区第一座男女学校、修足球场、建游泳池、建医院、建邮局，推广建灶升火、改造苗族手工纺麻机、改变苗族落后婚俗、办麻风病院、孤儿院，创苗族文字、自编《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苗文教材……，所创所举俱属当时中国文化的先进、中国文明的顶巅。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这个“生存在极端边缘环境”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

百多年前在石门坎修建的游泳池

到1949年为止，石门坎培养了4000多名小学毕业生，几百名初高中生和中专生，100多名本科大学生，还有3名博士和1名硕士，学成后全部回到当地。当时，全世界凡寄往石门坎的信件，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收到。新中国成立后，石门坎地区200多名有文化的苗族干部，其中还有20名厅级干部服务于新政权。石门坎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是伯格理在贵州贫困偏远的地区创造的世纪教育奇迹，他的乡村教育实践，比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我国乡村教育思潮早20多年。

1920年石门坎苗寨情景（墙上标语写着“教育第一”）

1915年，这位不远万里来到贵州的外国人因救援伤寒病区的苗民，劳累加上感染伤寒而客死石门坎，年仅51岁。“博士诚为上帝忠臣，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刻在他墓碑上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他在当地人心中的极高分量；他的继任者高志华的墓碑上则镌刻着“神将赐以木铎，人竟宿于石门”12个大字，当地人早已将伯格理及其继任者们奉为和“天之木铎”的孔子一样的圣人。

文革之后重建的伯格理墓。现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提议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他倡导贵州干部学习柏格理，讲了一段话：“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前往贫穷落后的贵州大山里，以贵州石门坎为基地，将现代文明植入当时社会最低层的苗族文化中”这是新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对这位献身于中国“西部的西部”的伯格理的评述。

苦中苦环境培养人上人

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前身）曾于1928年颁布《历行义务教育办法》，由于经费短缺未能实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因感内地国民教育落后不能应付抗战的需要，决心推行此“办法”。贵州因为是抗战后方，成为中国最早实验义务教育的省区之一，得到了国民政府拨付的教育专款。同时，国民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①,强调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在“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对学生不征兵，并将大量的大、中学校由敌占区迁到抗战后方的西北、西南地区。内迁入贵州的高等院校有9所，内迁及新建的中等学校19所（其中国立学校占84%），内迁军事院校12所，这为贵州创办大学提供了人才条件。乘此契机，1938至1941年间，在贵阳创建了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3所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1939—1944年），陶行知的学生江苏人黄质夫受聘担任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校址在贵阳青岩镇）。1940年，学校搬迁至榕江。改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简称国师）。5年多时间，使迁校前仅有4个年级150多名学生的学校，扩大为有16个班级近千名学生的学校，学生中包括有汉、苗、侗、布依、水、壮、土家等民族。学校开展生产劳动技能培训，植树、种粮、种菜，食品基本自给，师生自办工场，制作纸张、粉笔、衣服、鞋袜及劳动工具等，解决了学校全年经费约59%，成为黔、湘、桂三省交汇区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这所国家级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全部服务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师范的模范。黄质夫实践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是开创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先知先行者，也是贵州乡村教育的施惠者。

国立浙江大学抗战时避难来到贵州，在贵州办学7年。校长竺可桢确立了浙大在第二故乡贵州遵义湄潭办学要有益于贵州的办学思想，全校不分文理，很多教学科研均结合贵州实际开展。如，编纂《遵义新志》；为湄潭引进先进技术培植优良茶品种，使湄潭成为贵州茶叶的重要产地；研究出贵州土产刺梨、五倍子的食品和工业使用价值；勘探发现了团溪锰矿；教师进修班、浙江大学和其附属中学为贵州培养了许多人才。在极其艰难的抗日战争条件下，这种学、研、产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既遵循教育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办学实践，对浙江大学的发展和贵州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曾两次到贵州遵义访问浙大，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湄潭文庙，浙大西迁校址之一。

100多年来，曾使贵州教育达“国家级”、“世界级”辉煌成就的，绝大多数是舍身奉献的“黔漂”，是教育支黔、教育扶贫的先驱。

在清政府走向没落的年代，李端棻、严修、林绍年等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立足教育，勤政创新，在贫穷落后的贵州营造了近现代教育的辉煌。

柏格理抱着要获得“一个民族的归信”的目的来石门坎。他目睹这里人民的贫困和悲哀，用爱与同情帮助和改变了这些贫穷、蒙昧、落后的苗人，创造了贫穷落后民族地区教育的辉煌，提升了文明，促进了民族的进步。

抗战时期，内迁贵州的学校助推了贵州教育事业，提高了贵州教育水平。竺可桢、黄质夫等居于救亡图存、保国保家的时代要求，不惧环境的艰辛，针对贵州的实际问题创新教育理念，因人施教，功勋卓著。

如今，曾经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石门坎和创办过“中国乡村师范模范”的榕江，都属国家级贫困地区。至于伯格理、李端棻、林绍年和黄质夫等造就贵州辉煌一时的响当当人物，在贵州长期未受重视，今天即使在大张旗鼓宣传贵州的“多彩”时，也很少有人提起这些历史精华中的精彩。更重要的是，似乎大家忽视了这些值得贵州人骄傲的教育盛事揭示出的事实：在贫穷落后地区，也能办好高质量的教育，也能培养出为这些地区服务的高素质人才。

注①：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

按战时教育方针，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迁移学校，将一批重点大学、中学迁西南西北，并重组调整；学校国立，保障学校正常办学；建立战地失学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培训流亡失学、失业青年；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

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国民政府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核心的抗战教育政策，坚持“抗战与建国兼顾”的原则，没有因抗战而放弃正常的教育，顾及到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这一政策维持了教育的连续性，为今后的国家建设培养、储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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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教育方针发端及延续

清朝末年，晚清政府颁布了《奏请宜示教育宗自折》，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实施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15年1月，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颁定教育要旨》：爱国、尚武、崇实，法浩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

192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就是教育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党化教育”方针。

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解释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和各种教学科目，都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提出了与1957年教育方针相异的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1983年9月，邓小平在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1990年1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

1995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了国家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999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十八大提出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