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路学刊︱王建新：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编者荐语：

本期推送的是第13期《新丝路学刊》丝路学研究领域文章《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作者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考古学首席专家，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王建新教授。感谢各位同仁对《新丝路学刊》和“上外新丝路学刊”公众号的支持！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外新丝路学刊 ，作者王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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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简介：王建新，教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考古学首席专家，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总第13期

【摘 要】中国考古学界过去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限于境内，对境外的研究很少。自2000年起，西北大学考古学学科以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为切入点，沿着张骞的足迹，从国内的甘肃、新疆到国外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从东天山到西天山，坚持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考古工作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结合和多学科多单位合作的工作方式，创建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考古资料，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研究成果，尤其在古代月氏、康居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和进展，在国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获得了不容忽视的话语权。西北大学开展的丝绸之路考古工作，在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增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考古学 文化遗存 月氏 康居

一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在丝绸之路研究（包括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方面，欧美各国（如俄罗斯）以及日本学术界同行做了长期的努力，因此大部分研究资料和成果都在他们手里，话语权和研究的主导权也都被他们掌控。中国考古学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过去主要限于境内，对境外的研究很少。直到20世纪末，中国考古学界还没有走出国门。中国只有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考古学专家，而在中国考古学以外的研究领域，中国考古学专家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一点与中国的历史学界还不一样，中国历史学界有世界史的研究。

1999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笔者在闭幕式上发言呼吁，中国考古学应该尽快走出国门。笔者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从中国考古学科自身的发展建设来看，中国考古学界在中国考古学之外的领域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考古学科的地位极不相称。第二，从文明研究来看，当时国内的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开始，笔者认为研究中国文明如果不了解世界上其他文明，特别是中国邻近国家和地区文明的特征和形成、发展过程，就无法看清中国文明的特征和形成、发展过程。因此，笔者发出了“开展境外考古工作不能再等”的呼吁。笔者当时还提出，应该首先在作为东西方文明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开展考古工作。会后，笔者又写了一篇题为《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文化遗产》杂志上。

从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我们本来就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开创者黄文弼先生，曾经是西北大学历史系和边政系的教授。20世纪40年代，他作为西北大学的教授，多次前往丝绸之路沿线的甘肃和新疆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笔者主持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工作期间，倡议并确立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十六字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

二 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

如何继承和发扬过去的学术传统，再次启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工作呢？在开展境外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时机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将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开展研究的切入点。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古代月氏人在受到匈奴的打击后，从中国境内迁徙到了中亚地区。张骞受命出使西域联合月氏人抗击匈奴，这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都没有得到确认。因此，我们可以先在境内开展工作，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人在境内生活期间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境内工作的基础上，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把工作延伸到境外。这就是当初对研究课题的设计，后来的研究过程，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设计开展的。

从2000年开始，我们从甘肃到新疆，持续开展了20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最初的工作是从河西走廊开始的，由于当时人力和财力匮乏，考古团队只能利用暑假开展野外调查并进行小规模发掘，工作举步维艰。为保证这一研究能顺利进展下去，我们在总结过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和确定了正确的工作方式。一是坚持大范围调查与小规模发掘相结合的野外考古工作方式；二是坚持多学科综合考古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三 “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

关于古代月氏人的故乡，《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记载是位于“敦煌、祁连间"。因此，确认“敦煌、祁连间”的位置，是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考古学文化遗存的重要前提。“敦煌、祁连间”到底在哪里？汉代文献中的祁连山，不是今天的祁连山，应该是现在的天山。在《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汉代文献中，祁连山都是指天山，没有例外。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攻匈奴至祁连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汉书·张骞传》也记载：“是岁，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杀数万人，至祁连山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与《史记》记载的内容大同小异。在这段记述中，“祁连山”和“南山”并出，而“南山”为河西走廊的今祁连山无疑，明证汉代的祁连山并非今祁连山。

在汉代文献中，对天山有“祁连”“天山”“祁连天山”等不同的说法。祁连是对匈奴、鲜卑等语言地名的汉字音译，天山是意译，祁连天山则是音译加意译。在汉代文献中，这三种名称共同存在，都是指今东天山。今甘肃境内的祁连山，在汉代文献中称为“南山”或“汉南山”，也没有例外。

通过2000年至2004年在河西走廊的调查和发掘，我们逐步认识到，传统观点认为月氏故乡是河西走廊西部，那里分布着大面积的戈壁，在戈壁上沿水源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绿洲。绿洲只能发展规模有限的定居农业和牧业，而古代月氏是人口在5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游牧人群，河西走廊西部不适合游牧经济发展，显然不可能是他们的故乡。已有的考古资料也表明，在河西走廊西部，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从来没有大范围的游牧文化遗存分布。这样，无论是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是环境资料都表明，汉代文献中的“敦煌、祁连间”不在河西走廊西部，应该是指以新疆东部的东天山为中心的地区。过去长期找不到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因为寻找工作的区域错了，所以我们把工作的重点转向了以新疆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

四 怎样研究古代游牧文化？

月氏是一个古代游牧人群。怎样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游牧考古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对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很不充分，研究工作不多，研究资料和成果有限，更缺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建，水平落后于欧美（如俄罗斯）和亚洲（如日韩）等国家。中国考古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在研究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业文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这样的一套理论和方法是否能运用到游牧考古研究中呢？

长期以来有一个对游牧人群生活状态的说法，认为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但实际上这里存在误会和偏见。游牧人群主要生活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这一地带普遍的环境特征是纬度高，有很多地方海拔也高，冬季寒冷。气温有时可达到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气候寒冷的时间长达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特别是冬季，要在冰天雪地中“逐水草而居”、进行放牧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游牧人群在冬季必须寻找避风、向阳、有水草的地方定居，以度过寒冷的季节。在不同的地域，寒冷的时间有多长，定居的时间一般就有多长。对于游牧人来说，并无四季的概念，只有能放牧的夏季和不能放牧的冬季。到了冬季，几乎所有人都要定居，定居就会有定居的场所和居住的房屋，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因为游牧人群一般要在冬季定居，所以会有大量的只能居住一两户或几户牧民的小型聚落，以及少量的供贵族和统治者居住的中型、大型聚落。到了夏季，虽然大多数普通牧民开始过起“逐水草而居"“草尽即移”“随畜转移”的游牧生活，但也有少数人仍然过着定居生活。比如，贵族和统治者不会去放牧，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统治方便，夏季他们会在牧场附近建立居住场所。因此，夏季聚落小型的不多，多为大中型聚落。冬季聚落一般会选择在山脉的南侧、东南侧和山谷中，避风向阳的地方；夏季聚落则会选择在山脉北侧的牧场附近。从我们对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研究所获得的资料来看，游牧中带有定居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古今游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

古代游牧人群有定居的聚落，就会留下居住遗址。过去对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主要靠墓葬资料，而一些聚落遗址都被忽视了。于是我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颠覆了对游牧生活的传统偏见，大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的内涵和考古研究的内容。

2000年以来，我们在东天山地区调查发现了古代游牧聚落遗址600多处，其中大多是小型聚落，也有少量大中型聚落。我们还发现，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是古代游牧聚落遗址的三种基本文化要素。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三种要素被割裂，居住遗迹甚至被忽略，因此难以了解古代游牧文化的全貌。现在，我们必须将这三种要素作为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进行“三位一体”式的综合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全面系统地揭示古代游牧文化的面貌和特征，了解古代游牧人群的经济状况，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状况以及古代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的关系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初步确立了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第一阶段：约公元前2000~前1200年，在哈密盆地和天山南北两麓都分布有少量的小规模的定居农业和畜牧业的聚落遗址。第二阶段：约公元前1200~前500年，在天山南北两麓分布有冬季和夏季的游牧聚落遗址，标志着早期游牧经济已经出现。分布在哈密盆地的定居农业聚落遗址，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第三阶段：公元前500~前200年，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的游牧聚落遗址和分布在天山以南哈密盆地的农业聚落遗址。以东天山地区为中心分布的约公元前500~前200年的游牧文化遗存，很可能是古代月氏人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五 中亚考古势在必行

对于西迁之前的古代月氏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特征和分布地域，国际学术界至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寻找和确认西迁中亚后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将其与东天山地区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实现两者的互证，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结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这样一来，进入中亚地区工作，就成为这项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的必然延续和选择。

2009年6月，笔者在吴欣博士的协助下，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考古遗址进行了15天的考察，初步了解了两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和特征，为开展中亚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0年9月18~26日，西北大学举办了欧亚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学者20余人和国内知名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为开展中亚考古工作做了重要的学术准备。

2011年5月、6月、9月、10月，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联合考察队，先后对中亚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考察，全面了解了两国从青铜时代至中世纪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和特征，掌握了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现状，并与两国的多家研究所、博物馆、大学等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为今后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们终于走出了国门开始了境外的丝绸之路考古工作。但是，由于没有国家专项经费的支持，在开始的几年内，我们在境外的工作只能是小规模的单位行为、纯学术活动，无法开展全面系统的工作。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之后，我们的工作受到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也获得了陕四省政府专项经费的资助。2013年12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2015年8月，西北大学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签署了合作研究协议。我们的工作逐渐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在20年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实践中，我们逐渐总结和完善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考古工作方式。在10年来的中亚考古实践中，我们跑遍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地区，进一步证明了这样的考古工作方式是行之有效的。

首先，通过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我们逐步熟悉了研究所涉及区域的地形、地貌和环境，逐步了解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化的分布特征和规律。

其次，中亚地区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多为俄语，还有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语言，对我们来说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虽然我们也通过编译工作和年轻一代学者的培养工作努力克服这样的语言障碍，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大量对考古遗址的实地考察和对考古遗物的实物观察，有助于我们在有严重语言障碍的条件下，较好地了解和理解已有的考古资料和成果。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逐步了解到已有研究的缺陷和空白，这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准确地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多学科、多单位的合作是我们中亚考古的又一工作方式和特色。

多学科综合研究是考古学研究方式发展变化的重要趋势。我们在东天山地区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的过程中就已积极地采用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参加研究的学者有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背景，在古代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关系研究、考古信息资料的提取和分析、考古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考古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境外考古的过程中，我们继续采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工作方式。古环境与古人类关系的研究，伴随我们考古工作从调查到发掘的全过程；古DNA研究等一些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攻克学术难关的关键。

在我们境外考古的过程中，除了国外的合作单位之外，先后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天水博物馆、吉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多家国内单位的学者和学生参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促成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同时也促进了研究的不断完善。

六 获取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话语权

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目前还掌握在国外学术界的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清和面对这一事实。如何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实现学术创新和超越？如何逐渐获得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考古学科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的考古实践和与国外的交流合作之后，我们在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上已不再落后于欧美和日韩等国家。国内研究积累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境外开展考古工作。不仅如此，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也形成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

近20年来，我国围绕着大遗址保护开展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遗址考古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重整体，就是重视遗址的整体保护和整体性研究。第二，重系统，就是重视遗址的系统保护和系统研究。也就是说，遗址的各个功能部分，不论是城里的还是城外的，是统治者的还是平民百姓的，不论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文化的、环境的等，都要作为一个系统的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去研究，这样才能系统地进行保护。第三，重保护，就是保护意识和保护工作贯穿考古工作的全过程，考古工作为保护工作提供科学的资料和依据。这些都是中国考古学界在实践中形成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在国内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到国外后我们才知道，国外考古学界都缺少这样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在被欧美（如俄罗斯）考古学界长期垄断的中亚考古研究领域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遗址考古，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超越，得到了中亚考古各国同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经过20年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实践，我们在以东天山地区为重点的古代游牧文化考古研究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由于有了这样的积累，在中亚考古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些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区域，新发现了不少古代游牧聚落遗址。这表明在游牧考古研究领域，我们在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方面较之国外学者已有所超越和突破。

抓住国际考古研究的重大课题，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进展和突破，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古代月氏人西迁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古代月氏人的研究，是国际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20年来，我们在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方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国内到国外，从东天山到西天山，我们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考古资料，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挑战，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不容忽视的话语权。目前，我们正在利用通过多学科研究获取的信息和数据，完善我们的证据链条，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最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七 从东天山到西天山——中乌、中塔联合考古的进展和突破

（一）撒扎干遗址的发掘

在多年调查的基础上，自2015年9月起，我们选择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20公里的撒扎干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撒扎干遗址位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大山北麓山前地带，是一处古代游牧文化的中型聚落遗址，2014年调查发现了各类墓葬400余座，居住遗迹10余座。

发掘工作到2016年7月结束。我们发掘了一批小型墓葬和居住遗迹，还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从文化特征看，撒扎干的发现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锡尔河、泽拉大尚河流域过去发现的一批古代游牧人的墓葬应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看，它们可能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康居有关。撒扎干遗址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西天山北麓是古代康居的势力范围，古代月氏人的遗存应向更南的区域去寻找。

（二）拉巴特遗址的发掘

古代西方文献中的巴克特里亚是指兴都库什山以北、西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阿姆河南北两岸区域，位于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

公元前6世纪中叶，居鲁士二世（公元前600~前529年）将巴克特里亚纳入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版图。到大流士一世时（约公元前522~前486年），巴克特里亚成为波斯帝国的20余个行省之一，并派驻总督管理。公元前329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占领了巴克特里亚。其后，公元前246年，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二世去世后，巴克特里亚一索格底亚那总督狄奥多塔斯（约公元前256-前248年在位）建立了独立的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国。

约公元前145~前130年期间，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其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源于古代希腊学者斯特拉博（约公元前64或63公元23或24年）的《地理学》，他说来自锡尔河以远的塞克（Saka）人的四个游牧部族阿西（Asioi）、帕西亚尼（Pasianoi）、吐火罗（Tocharoi）、塞卡劳利（Sakarauloi），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

第二种说法源于古代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的《史记》。《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

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我们对2016年调查发现的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拜松市南5公里处的拉巴特1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了小型墓葬94座。

拉巴特遗址的墓葬形式、埋葬习俗和随葬品组合，均与塔吉克斯坦南部贝希肯特谷地过去发现的阿鲁克陶、图尔喀等墓地相似。这些发现表明：公元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1世纪初期，在北巴克特里亚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苏尔汉河河谷平原、瓦赫什盆地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分布着一种特征明显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类遗存分布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均与文献记载的月氏人相一致，应该是古代月氏人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三）谢尔哈拉卡特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随着拉巴特墓地的发掘和西天山地区古代月氏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确认，古代月氏人与贵霜人的关系成为必须探讨的新的关键课题。一百多年来，欧美（如俄罗斯）和日本学者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从青铜时代到波斯、希腊和贵霜时期的古城遗址，但同时期的墓葬却很少发现。通过发现和发掘古代贵霜人的墓葬，与已发掘的古代月氏人的墓葬资料进行系统比较研究，成为本项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

2017年冬季、2018年春季和冬季，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苏尔汉河的东岸持续开展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达里亚州乌尊市的谢尔哈拉卡特村发现了古代农业人群的墓地。该墓地分布在距贵霜早期的中心城市卡尔查延遗址东约2公里处的苏尔汉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分布有可能与卡尔查延城址相关联的大型墓地。2018年春季，我们在谢尔哈拉卡特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从青铜时代晚期到中古时期多个时期的墓葬38座，并获得了一批重要的人骨标本，为从墓葬探讨古代贵霜文化的特征和贵霜人的人类体质、遗传特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目前，这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正在整理研究之中。

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的已有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汉河两岸分布的一批以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与之前的希腊一巴克特里亚和之后的贵霜帝国文化关系密切。在苏尔汉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这为我们进一步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和探讨月氏与贵霜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目前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夏，并非巴克特里亚，而是被称为吐火罗的塞克人或塞人建立的，而贵霜王朝是月氏人建立的。本项研究的目标，是收集和完善系统科学的证据，证明西天山地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初的游牧人群，与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的游牧人群，同属一个古代人类集团—月氏人；证明西天山地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人群和农业人群不是同一古代人类集团，他们分别是月氏人和贵霜人。最终确认建立贵霜王朝的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因此，本项研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很高的难度。从目前的工作进展看，我们有望在这一重大国际学术课题上取得突破。

八 丝绸之路考古为共建“一带一路”做贡献

在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古丝路的考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予以积极推进。但是，我国考古学家赴境外从事丝路考古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我们要有尊重的态度，尊重所在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尊重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考古工作过程中，我们与合作方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乌方参与合作研究的塔什干大学、泰尔梅兹大学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其次，在境外考古工作中，我们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考古工作不仅是要获取科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还必须做好文物的保护、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在中亚地区考古工作的历史过程中，很多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未做回填保护，满目疮痍。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坚持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认真的回填保护。为了有利于考古发掘现场的保护和展示，我们在乌兹别宛斯坦撒马尔罕市撒扎干遗址一座大型墓葬的发掘过程中，修建了保护展示大棚。

作为在境外开展工作的中国考古工作者，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言行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科和中国人的形象。我们要以负责认真的态度和科学踏实的作风，赢得所在国合作伙伴和各界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使我们的境外丝绸之路考古工作能为增进我国与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人文交流做出贡献。

2018年6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中乌联合考古工作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尔梅兹大学召开，中乌两国5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对中乌联合考古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9年2月22日~6月10日，由西北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这次成果展得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西北大学开展的丝绸之路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增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得到了乌方同行和当地居民的好评。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这是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的高度评价。

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域交流蓬勃开展，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开展卓有成效的民生援助。”这是第一次将考古领域与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并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再次指出：“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

201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致电中共陕西省委，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

6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我们愿同吉方扩大人文交流。朋友越走越近，邻居越走越亲。双方要提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青年、媒体、联合考古等领域合作水平，让两国人民心更近、情更深。"

6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塔吉克斯坦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再次指出：“我们要推进民心相通，深化语言教学、名著互译、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影视制作等方面合作，让中塔两个悠久文明在交流融汇中更加多彩。"

习近平主席两年来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了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表明中央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将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并寄予厚望。这是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对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新定位、新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的这一精神，明确我们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主动承担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人文交流的任务与使命，服务国家大局需要。

2019年11月1日，赴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友好访问的李克强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在塔什干会见了在乌企业员工、华侨、华人教师、留学生代表和使馆工作人员，笔者作为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参加了这次会见。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时的讲话中提到乌兹别克斯坦是古代中亚文化的中心地区，历史悠久。他说：“我看到了西北大学考古的老师，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嘛！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在国内也是名列前茅的。”这是对我们的丝绸之路考古工作给予的高度评价。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将继续发扬丝绸之路研究的悠久学术传统，在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增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原标题：《新丝路学刊︱王建新：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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