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从英国文学看时代风貌

　　英国文学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演进，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向度共生互动。文学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同时又以话语的形式参与到形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18、19世纪，英国国力日渐强盛，产生出众多重要作家和经典作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时代精神。我们可以在文学的社会属性中，深入认识作品的美学意义和伦理价值，更好地理解其中反映的社会风俗以及折射的群己关系。

　　英国摄政时期小说折射群己关系

　　何畅

　　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谈到，从18世纪后半叶起，小说呈现出退化的压力。大部分小说没有多少内在价值，即便有，也只有少数几本还算有趣。然而，如果以陈礼珍著《伦理透视法：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叙事图景》（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观之，瓦特的说法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英国历史中，摄政（即乔治四世）时期颇具存在感。摄政王崇尚优雅、时髦和精致的艺术，尤喜以个人趣味引领英国文学艺术，是时尚的弄潮儿。更让他具有存在感的是英国打败拿破仑从而一举扭转欧洲局势的事实。可以说，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层面，英国摄政时期都预示着随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然而，在颇具存在感的摄政时期，小说却没有太多存在感。原因有二。其一，英国小说在18世纪和维多利亚时代发展迅猛，而摄政时期的小说恰好处在两座高峰之间，容易被其阴影遮蔽。其二，摄政时期恰好也是浪漫主义诗歌盛行的年代。从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到雪莱的《诗辩》，诗性被认为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的集中体现。诗的文体优越性伴随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盛行更趋显性。这直接导致了以下概念混淆，即不少批评家将英国摄政时期等同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并对写作和发表于英国摄政时期的其他文类视而不见。有鉴于此，陈礼珍教授试图从叙事形式与伦理结构双线切入，揭示并还原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形式丰富多样的存在状况，并对将摄政时期小说等同于“浪漫主义小说”的理论混乱做出回应和澄清。

　　尼采在《超善恶》的序言中曾说过：“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以文学伦理学为理论视角，该书使我们洞见英国摄政时期的时代精神和伦理价值取向，以及小说叙事如何影响英国民众的道德伦理观，进而形塑英国社会伦理生活的过程。换言之，通过聚焦英国摄政时期的伦理风貌，《伦理透视法：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叙事图景》再现了英国小说家对普通人的道德生活的体察，以及对以和谐群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关注。以此观之，伦理视角的切入彰显了摄政时期小说对英国小说现实传统的传承。乔治·圣兹伯里曾指出，正是英语小说对“真实的人性”的忠实使其在18世纪得以超越法国传奇，获得至尊地位，这种忠实性恰恰与小说家们对该时期伦理风貌的再现密不可分。换句话说，道德传统是英国小说现实传统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浪漫主义运动助推下的英国诗歌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独特性，赞美并呼唤拜伦式的孤胆英雄，而摄政时期的小说叙事则不失为一股与个人主义思潮并行不悖却又时时与之抗衡的潜流。它展现了伦理主体在资本主义商业浪潮中的困惑与反思，在万千读者心中激起共鸣，从而成功地将个人伦理问题上升至社会层面。

　　不可否认，在英国摄政时期小说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道德哲学贯穿始终。陈礼珍教授指出，斯密创作《道德情操论》时，其落脚点是“公民的幸福生活”，即将同情心视为道德判断的核心要素，从伦理学角度探讨人如何克制私利，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中促进社会福祉。奥斯丁笔下的爱玛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奥斯丁的作品创作于乔治时代和摄政王时代，其中随处可见对休谟和斯密的呼应。其笔下的爱玛出身富裕，天资聪颖，自以为体恤他人却又常常弄巧成拙。奥斯丁之所以让爱玛不断犯错，是希望通过其完善自身的过程来营造读者的共鸣情绪，从而引发他们对群己关系的道德考量。小说中，“爱挑刺儿”的纳特利先生类似于休谟、斯密哲学中的“公正的旁观者”。当爱玛在纳特利先生的“挑刺儿”中不断反省之时，读者也不由自主地内化了作者的道德价值观。由此，私人的阅读体验转化成为社会的道德体验，并起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基于上述考量，利维斯盛赞奥斯丁的“道德严肃感”，并将其列入英国小说“伟大的传统”之中。

　　同样，司各特的《威弗莱》系列也回应了斯密有关道德情操的讨论。青年时代的司各特曾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授业老师包括亚当·斯密的弟子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和大卫·休谟的侄子休谟男爵。因此，司各特对斯密和休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常熟悉。《伦理透视法：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叙事图景》指出，虽然司各特并不赞同斯密将作家划分在生产性劳动者以外的说法，但他对过度投资和投机的讥讽表达了与斯密一样的伦理关怀，即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之下，我们还需呼吁道德情感来协调私利与公利之间的关系。在摄政时期，与《威弗莱》系列同样风靡图书市场的，还有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哥特小说由18世纪后期的感伤小说发展而来，它强调感性，张扬个人痛苦和恐怖，小说主角往往充满反叛欲望且在道德上极为不稳定。然而，在《弗兰肯斯坦》中，作者使各个叙事层面相互作用，并不断调整叙述距离，使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这种动态变化引发的含混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反思，而且修正了传统哥特小说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对于上述以动态叙述距离折射伦理反思的形式创新，陈礼珍教授称其为哥特小说在摄政时期的裂变。同样颇具创新意识的，还有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对主人公维勒的勾勒。维勒操着伦敦土腔，满是一副市井小民油腔滑调的样子，却时不时蹦出些许与其身份不符的高端大词和专业术语。这种言语与身份的不和谐形成一种叙事反讽，让人忍俊不禁。有学者指出，维勒式“炫技”是英国中产阶级对伦敦下层民众的美学想象。然而，陈礼珍教授则认为，这种叙事反讽造成的滑稽感更多地出自喜剧人物与悲剧场景之间的巨大反差。维勒代表的下层民众大多生活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此地污秽、拥挤，代表着大英帝国的血瘀和栓塞之处。维勒越滑稽，就越能在伦理层面引起读者对下层民众的共情。狄更斯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将小说中的个体命运转化为人们讨论的对象。因此，受19世纪读者追捧的维勒主义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集体反思。在日趋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个人容易在竞争性和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迷失自我，就更需要通过伦理建设来协调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伦理透视法：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叙事图景》聚焦英国摄政时期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民族与历史小说、哥特小说、吸血鬼文学、幽默讽刺小说和文学杂志等多种文体类型，并将奥斯丁、司各特、玛利亚·埃奇沃思、约翰·威廉·波里多利、玛丽·雪莱、狄更斯等小说家推至摄政时期文学图景的视觉中心。该书开篇还原了摄政时期的文学生态构成，以及小说被浪漫主义诗歌遮蔽的生存困境，结尾展望了英国小说的远大前程，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尤其是作者采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让读者得以透过摄政时代的浮华掠影，洞见英国小说家对民族共同生活和社会伦理秩序的持续关注。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国18世纪女性作家情感叙事中的自我形塑研究”（18NDJC062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使与鸽子》中的社会风尚

　　徐晓东

　　陈礼珍著《天使与鸽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的“天使”一词，源于维多利亚诗人考文垂·帕特莫（1823—1896）的叙事长诗《家中天使》，该诗以四章篇幅描绘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婚姻关系。帕特莫虽将妻子奉为“天使”，细节却是这样的：“男人需要被取悦；女人的幸福/只能来自取悦丈夫；男人被需求折磨时/她会奋不顾身，舍弃一切/多少次她无所回报，将一颗心/拴在冰柱之上，或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一句句不耐烦的话语/只能来自丈夫，绝不会出自妻子之口/她是如此温婉，绝对不会/用体贴的回嘴强迫丈夫的忏悔。”这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婚姻，妻子为了取悦丈夫必须抛弃一切，女性服从男性，此为当时的社会风尚。“鸽子”一词则来自20世纪英国批评家大卫·塞西尔。他给盖斯凯尔等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下了一个论断：“在维多利亚女性温驯的鸽舍里，她们（夏洛特·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是雄鹰。而我们只需看一眼盖斯凯尔夫人的画像，看她那妩媚面纱下柔和的眼神，立刻就知道她是一只鸽子。”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仇恨的孕育》中直白地总结道：“男性在家庭中咄咄逼人，就是因为他是男人。”文学作品如何反映现实，进而又如何超越现实，历来是人们关心的话题。陈礼珍教授在《天使与鸽子》中关注盖斯凯尔如何在《克兰福德镇》《北方与南方》《妻子与女儿》等系列小说中描绘出诸多温和却又坚毅的女性形象。这些女主角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温婉贤淑的“鸽子”和善良纯洁的“天使”，安居在家庭生活的琐碎日常里。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身处平凡的世界，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从未放弃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考文垂·帕特莫的诗歌《家中天使》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其文学价值，其在伦理道德方面描述的是其所处时代通行的情形。该诗在不到50年内卖出25万册，足以证明其受欢迎程度。无独有偶，罗斯金的《芝麻与百合》（1865）也有类似的说法：毫无疑问，男人是实干家、创造者、发现者和捍卫者；女人的作用就是井井有条地整理、收纳、家务规划；最大的价值发挥就是去赞美而非参与竞争，要防止女人受到任何危险与诱惑。罗斯金所谓的“防止女人受到任何危险与诱惑”，实质上就是扼杀女性的任何欲望。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中同样演绎着维多利亚时代妻子这一角色。纵观这个时代的作品，不难发现，女性的选择权非常小，她们往往是生活的被动接受者，对生活充满倦怠之情。蒙太古夫人在谈及女性读书时，一方面告诫要隐藏学问，如同隐藏自己的残疾或跛脚一样，另一方面无奈地说，女性读书可以排解寂寞，也为了安守本分。

　　马克思在旅居英国时阅读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他赞赏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家批判现实与改造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在1854年的《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马克思认为盖斯凯尔、狄更斯、萨克雷和夏洛特·勃朗特等“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哈佛大学巴克利教授在其名著《维多利亚的气质》一书中，仅提到盖斯凯尔最精妙之处在于她对性别的含蓄研究。陈礼珍教授则在《天使与鸽子》中，对盖斯凯尔如何进行含蓄写作做出了叙事学的深入阐释。《妻子与女儿》开篇铺垫丘莫纳伯爵夫人举办一年一度的游园会，这一盛会通常从上午十点持续到下午四点半。散会前，丘莫纳伯爵夫人就已经“催”马车赶紧来，对高朋满座的事突然感到“厌倦”。她的大女儿更是要求两辆车一起出动，一次性打发所有人，分批走是“最讨厌人”的。丘莫纳一家举办聚会的目的是期望得到乡邻的仰慕，在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的奉承话之后，伯爵夫人对此又开始缺乏欲望，甚至恼怒起来，这一虎头蛇尾的游园会为小说铺垫了倦怠的基调。与此相对应，十二岁的莫莉苦苦哀求父亲允许她参加聚会，从登上马车那一刻，欲望与现实就出现了落差。游园会上，阿涅斯小姐滔滔不绝地夸耀花坛上的植物如何稀有、如何培育，莫莉逐渐显露出倦怠之情，以喘不过气来为由借机离开。最后的结局是她睡着了两次，以至于错过了回程的马车。盖斯凯尔在多部小说中，生动温婉地刻画了所处时代中产阶级家庭女性展示出的倦怠情绪。

　　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富裕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不需要参与社会工作，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并非预示着心想事成。更多女性延续着婚前做单调无聊的家务，婚后则是仆人的循环，而家庭女教师的责任与仆人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说简·爱或者帕梅拉通过与主人的婚姻期望走出这个怪圈，那么笛福的《罗克萨娜》则给了一记闷棍。在当时很多英国人看来，婚姻是更为合法的无报酬、长期用工合同，妻子充其量是“高级仆人”。现实与欲望产生巨大落差，造成妻子对生活的倦怠。倦怠表现为缺乏欲望，或无法实现欲望，从而使人失去追求幸福和健康生活的动力，变得消极。倦怠作为文化建构，始于英国18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兴盛的同时，个人宗教义务逐渐崩塌，社会宿命论蔓延开来。部分中产阶级女性拥有更多闲暇的同时，却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倦怠。仅从“倦怠”一词首次进入英语，便可窥视资产阶级的精神与社会危机。约翰逊在其《英语词典》（1755）中未收录英语“倦怠”一词的各种变体。狄更斯在1852年连载的《荒凉山庄》中第一次使用了“倦怠”这个新词。盖斯凯尔通过描写19世纪中期英国“家中天使”的倦怠，揭示了当时主流社会风尚之下女子所处的艰难境况。

　　“倦怠”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每位女性正在经历的“日常故事”。陈礼珍教授通过写作《天使与鸽子》一书考察了盖斯凯尔在作品中刻画出来的大量女性人物，从叙事学角度切入，剖析她们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内心活动，以及袒露出来的道德勇气。盖斯凯尔在她的作品中描述了19世纪英国女子所经历的消极、倦怠与无所事事，但并没有止步于此。反之，她的作品体现出严肃的道德责任感，通过对话和情节设置，弘扬出人物在所处历史背景下的道德勇气，契合了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严肃的道德感与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天使与鸽子》指出，盖斯凯尔平淡却同样奏效的叙事理念、矛盾却不乏睿智的政治视野、稳健且保持优雅的叙事能力、温情却不失准则的道德关怀、保守却充满进取的精神内涵以及批判却不忘自省的思维方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重新受到当代读者的赏识。盖斯凯尔的小说语言流畅，情节细腻，捕捉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不可多得的社会史料，对了解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的社会风尚与日常生活具有很大帮助。《天使与鸽子》这部著作，为我们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的女性叙事开辟了可以趋近的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话语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 （21AWW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国哥特小说发展之路

　　杨柳

　　18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了以下几类共生的群体文化现象：部分辉格党人倡导的自由主义；保守党拥护者坚守的亚里士多德“伟大的存在之链”理念；市民和小市民阶层信仰的由“伟大的存在之链”演变而来的伦理层次；进步的贵族则在自然神学的世界观与优雅妥协的社会观之间寻求关联。其中的“贵族”群体对英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一方面是由大中城市的上层人士构成，另一波主力军则是下层贵族的后代。从中世纪晚期开始，他们推动着英国经济的分型并借此崛起。早在17世纪，这批“贵族”就占有着大量的土地等不动产，在18世纪早期已经通过公司投资的形式获得不菲的土地收益。由于受到牛顿的影响，他们将自然神学理解为在自然多维及无序的表面之下存在着几何般确定的规则和理性，自然与宇宙和谐共生，与之相连的社会观即是优雅妥协。上述观念在文化上与自然法的传统相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愈发呈现出竞争性市场结构特征的社会，才得以走向真正的契约社会。他们认为，社会弊端的形成正是因为没有足够地遵循伦理的要求和自然界的客观理性。对于“贵族”而言，拥有私有财产是个人政治与社会成熟的首要标准，政治与社会的成熟在后来就转化为“绅士”这一社会角色。由此也不难理解，无论是出于对政治意义上的“贵族”还是私有财产的保护，抑或制定以资产增值为目的的经济策略，法律文化的发展都会助力英国社会的功能性分层，也会实现对民众的贵族化改造。对此，出现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辉格党希望提升民众参与市场经营性行为的能力；保守党则寻求法律手段，以期加强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自我道德约束。在这种背景下，“贵族”身份所承载的伦理规制就上升到了法律层面。然而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无疑会受到更多具体化的行为规范限制。很多行业权利的保护被中止，新的雇员团体的设立也停滞了。1689年到1800年间，经济犯罪案件激增，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经济犯罪的界定逐渐趋向了严格的私有财产概念。死刑的最低标准是盗窃价值1先令的物品，也就是当时一块手绢的价值。

　　1760年前后，贵族阶层信仰的自然神学的世界观与优雅妥协的社会观出现了危机。这时就出现了具有明显日耳曼文化风格的哥特小说。“哥特”原指日耳曼人分支的哥特人，后与哥特式建筑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哥特小说的影响不限于英国本土，19世纪的德国侦探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继受了哥特小说中超自然的理念，结合人物的知识及社会背景，赋予了人物技术性的超能力。小说中的侦探往往都是精通各类知识、拥有美学经验的真相追寻者。作为一种文类，哥特小说正是当时社会形势的反映。文学批评界将哥特小说定义为以中世纪为故事时代或以天主教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为故事背景，含有谋杀、悬念等成分的小说。哥特小说在英国的开山之作是霍勒斯·沃波尔于1764年创作的《奥特朗托堡》。《奥特朗托堡》的出现开创了一个新的小说流派，对18世纪后期及以后的小说、影视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8世纪后期的英国小说市场由哥特小说主导，1796年至1806年英国出版物中，哥特小说占据了三分之一。以《奥特朗托堡》为例，从其出版到1964年的两百年间至少再版了150次，许多译本因版权原因还未计算在内。哥特小说是当时受众最广的文化形式，读者以普通民众、书商、作家为主。在《奥特朗托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哥特小说，如克拉拉·里夫的《英国老男爵》（1778）、威廉·贝克福特的《瓦特克》（1786）、安·拉德克利夫的《福雷斯特的罗曼史》（1791）、M. G. 刘易斯的《僧人》（1796）……一系列哥特小说为后来出现的历史小说和惊险小说奠定了叙事基础，定位了受众群体。作为整体性概念的哥特小说，在其发展史上有两条路线。走市民路线的哥特小说将自由主义书写为走向犯罪的过度个人主义，通常具有异域和野蛮时代的背景特征。这种叙事手段为自然及社会体验的非理性化和美学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也让市民规范的完美化成为可能。与此相左，走贵族路线的哥特小说却倾向自由主义。自然的非理性被其演绎为历史的发展，自然史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无法触及的意义。因此就产生了激进的唯美主义，它的立足点是人类感性的认知能力，感性是行为的真实形态。

　　哥特小说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相关法律诉求与法律现状的冲突。事关著作权的《授权法案》（1710）在哥特小说繁盛的18世纪也未能获得修订，但自1709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版权数量的逐年增长。上述矛盾促使一个权威机构出现，以对社会历史状况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同时观照并协调日益庞大的市民阶层的利益和需求。鉴于法律的烦琐与程序的冗长，当时有一群出生下层贵族的作家为了贵族的利益而抨击现行法律制度。在约翰·霍华德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状况》一书中大概可以窥视到当时的刑事执行。由于监狱管理的非专业化，投监与死刑无异。在霍华德和其他改革者的努力下，到18世纪末英国才树立了监狱作为行为矫正场所的意识，而非单纯的惩罚。威廉·葛德文的小说《凯莱布·威廉斯》（1794）借助哥特小说的叙事技巧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呈现了慢慢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贵族”与日益崛起的小市民阶层之间的撕扯。由于作者在小说中瓦解了哥特小说的异域审美，将叙事背景移步至当下，因此被批评家视为哥特小说的新形式。同样书写现实与权力关系的小说还有简·奥斯丁的《诺桑觉修道院》。这部小说本身并不属于哥特小说范畴，但有不少哥特因素。

　　随着18世纪兴起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退热，最终因过度追求利益而导致哥特小说市场充斥着大量劣质作品。这使得哥特小说逐渐失去市场，到1840年就已衰败。但哥特小说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样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到1880年，哥特小说作为半正统文学样式有过短暂复兴。这一时期的作家如奥斯卡·王尔德继承了哥特小说的美学思想，作品中有明显的哥特痕迹。进入20世纪，精神分析学派的成立为哥特小说重新走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提供了契机。特别是70年代之后，哥特小说受到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殖民主义等文化语境的重新审视，逐渐实现了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如今，哥特风格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元素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产品中。《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虽然不是哥特小说，但哥特式的叙事手法和哥特式的审美却助力该作品，并吸引了全球大批读者，成为英国文化输出的成功范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世纪德国小说与刑事司法案例集的传播研究” （20BWW046）、杭州市哲社基地项目“德国18至20世纪初刑事犯罪文学文化史” （2019JD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