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天入地”到“才子佳人”，抗日“神剧”泛滥谁之过

作者：杨文山

抗日神剧“倾销”地面频道，无疑透露出作为平台采购方的精英群体对底层大众的智力和审美双重歧视，但播出的数据也验证了这样选择的某种合理性。这些乱象都表明“乡土中国”从未远去，中国基层社会距离现代文明还有一定距离。

从市场风向来看，抗日剧早就成为昨日黄花。但作为中国荧屏曾经最闪亮的一朵奇葩，抗日剧的“遗产”总会凭借其“天才创意”在社交舆论再放光芒。继手撕鬼子、裤裆藏雷、转弯子弹等一系列惊天神技后，《敌后便衣队传奇》又被曝出“包子雷”“蔬菜雷”情节：既能当作食品，又可以作为武器。

而在今年的两会上，陈道明明确表示两类剧自己不拍：抗日神剧、伪历史剧。关于前者，陈道明谈到，“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的问题，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我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是不是都是那样？”

“走偏了的抗日剧”大抵有以下几种模式：滥加低俗“荤腥”，比如《一起打鬼子》里的摸胸、裤裆藏雷；违背客观规律，比如手撕鬼子、手榴弹打飞机；罔顾历史真实，青春偶像当道……从“上天入地”到“才子佳人”，中国的抗日题材影视剧随着市场风向和政策规制，从“前现代”过渡到了“后现代”。而不变的是：它们都有违真实的抗战史，是为“神剧”。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No individual raindrop ever considers itself responsible for the flood）。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当你义正言辞声讨“抗日神剧”之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有可能是共谋者？

1类型限定：

涉案剧“失去的10年”，抗日剧走向极致化

国产抗日剧基本可以保持在荧屏上“永不断更”，这一点就连最勤奋的网络写手也会叹为观止。时至今日，已经很难分清国产抗日剧究竟是爱国主义教育片，还是暴力合法化的感官娱乐？“尽皆过火，尽皆癫狂”，在抗日题材里，大陆还真是深得香港电影精髓。

在《“抗日”这门生意》的专题报道中，《南方周末》记者细述了中国抗战剧的崛起：“横店曾经是古装剧的梦工厂，全国三分之一的古装剧都诞生于此。但随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亮剑》等抗日剧的成功，投资抗战剧成了一盘稳妥而赚钱的生意。横店抓住机遇实现了转型，随着广州街、香港街等一批民国场景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资方和剧组青睐于此。”

在抗战剧成为国产剧第一大类型剧之前，“涉案剧”一直占据这把交椅，事实上，这也是美剧的主要类型。2004年“涉案剧不得上黄金档”政策发布，这股风潮逐渐偃旗息鼓，国产刑侦剧也失去了跟互联网传播的美剧相互切磋、齐头并进的时机。

随着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亮剑》等抗日剧的成功，横店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根据地”。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4年，我国拍摄的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为150多部，平均每年3部左右，而2005年完成并播出的就有20多部，2012更有70多部。

涉案剧“失去的10年”，正是抗日剧的崛起之路。2005年到2015年，无疑是抗战剧发展的黄金十年，两个节点分别照应抗战胜利的两个大型纪念日。对于影视创作而言，最关键的是搭建戏剧冲突，涉案剧一度解决了国产剧的这个刚需。当“涉案剧”被清理出黄金档之后，抗战题材无形中就成为国产“强”情节剧的唯一戏剧情境。

在大的政策调控背景下，不少涉案剧创作团队开始转型。2004年，《我非英雄》和《玫瑰花开》两部涉案剧播出效果不错，郭靖宇原本想把两部剧的主演孙红雷、寇世勋攒到一起再来一部，而且确定是“一起军火走私案”。然而政策风向突转，主创们就掉头拍了一部《美国往事》气质的“黑帮抗日剧”，这就是后来的《刀锋1937》。

学者尹鸿指出，“雷剧”的诞生一方面是同题竞争，一方面是创作禁区无法突破。“当创作能力够不到的时候，有些创作禁区突破不了的时候，就只能往雷上做。一个是创作竞争，要有收视率，就得雷，走极端化。一个是外部的压力，迫使你去极致化，一个是创作能力让你这个极致化又完成不了”。

2

商业导向：

从“神勇中国兵”到“谍战偶像剧”

其实，影响抗日神剧观感还在于类型限定。假如是科幻剧（如《美国队长》），“包子雷”的食品炸弹只是常规设定；如果是神话剧或武侠剧，“手撕”也不一定显得夸张；而在爱情剧里，肌肤之亲的接触又算得了什么？可一旦这些情节出现在严肃而沉重的抗日剧中，就显得不伦不类。

问题的关键是：拍抗日剧最安全。其他剧种多多少少跟其“政治不正确”相关，而抗日剧，拍得好拍得坏是一回事，但政治立场妥妥的正确，至少不会有限播或禁播的政策。而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主创又要开始为收视率操心，于是各种“天才设想”就炮制出来。

当然，即便是抗日剧，审查也不是很轻松。2009年，徐纪周曾在自己的第一部抗日剧《杀虎口》中，尝试还原更真实的历史，比如适当展现日军的军事素质，以及当时中国国民性的懦弱。结果徐纪周接到整整两页纸、长达八十余条的修改意见。其中，一个关于日军乔装成八路，深入山西五台山腹地寻找八路军指挥部的情节被删除了，理由是：“可以强调日军的残酷凶狠，不能展现日军的军事素质。”

2010年，徐纪周创作第二部抗日剧《永不磨灭的番号》时，懒得再费心刻画反派人物，剧中反面一号日军军官山下奉武从冷静逐渐陷入癫狂。徐纪周称，他参考了日本漫画《浪客剑心》的角色斋藤一，依样画葫芦就编出来了。当然，这样夸张的处理虽然有审查压力，但自然也是迎合商业诉求的产物。

在“高颜值谍战剧”“小鲜肉抗日剧”配方诞生之前，抗战剧顺应市场，也做了不少演化。比如，请一线的明星、人气偶像前来加盟，吴奇隆的《向着炮火前进》、刘恺威的《战火西北狼》、钟汉良的《勇士之城》莫不如此。除此之外，女性抗战也曾经是一剂良药，中华女子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铁梨花》《战争不相信眼泪》《代号十三钗》纷至沓来。

由侯鸿亮团队拍摄的《战长沙》《伪装者》是抗战剧进化史上的标杆，为抗战剧在当下落地做出了新的探索。相比之下，跟风的《解密》和《麻雀》则完全失控。随着电视剧市场的更新换代，传统抗战剧逐渐在主流市场偃旗息鼓。然而，“偶像谍战剧”却成功跻身商业类型大剧行列。作为抗战剧的类型分蘖，谍战剧除了“武斗”，还可以“文斗”，还能加入悬疑探案元素，显然更具市场前景。

谍战剧能够在“鲜肉审美”时代卷土重来，和这个特殊工种的定位也有关系：地下工作者的特殊性需要伪装，而谍影重重的战斗场所一般都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于是，“时尚时尚更时尚”的服化道似乎都合情合理，谍战剧成功搭上“看脸的时代”的顺风车。当然，过度商业包装的后果就像陈道明批评的：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

3

反日情绪：

越是底层越爱“神剧”，乡土中国从未远去

抗日剧的勃兴，不仅缘于政策鼓励和创作者的偷懒，也根植于民间情绪的起伏。抗日雷剧、神剧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迎合的是对民间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在一线卫视黄金档和互联网上，抗日剧早不复昔日荣光，但在地面频道，它们却依然热火朝天。

统计表明，2016年，18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地面频道电视剧收视率TOP5共90部剧，其中，抗战谍战、军事斗争题材达到了55部，占比高达61%。多部高收视抗战剧在多个地区进入了收视TOP5，如：《铁血战狼》《地道女英雄》《蜂鸟》《黑狐之风影》《决战江桥》《怒江之战》《殊死7日》《战火中的兄弟》《希望使命》等。

而2016年CCTV-6收视排行榜单中，年度收视率最高的影片是《举起手来》，该片在2016年11月22日播出，收视率为3.133%，市场份额9.518%。《举起手来》是一部抗日喜剧，故事情节之夸张、中国老百姓之睿智、对日军弱智化的处理，是名符其实的“抗日神剧”。

事实上，国产电视剧卫视黄金档和地面频道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不少电视剧便针对两个平台定制出不同版本。网上被挂出来的“抗日神剧”，多半是在地面频道播出的版本。以“裤裆藏雷”成名的《一起打鬼子》其实是在地面频道播出时的名字，该剧原名《来势凶猛》，是由许晴和靳东主演的一部抗战剧，至今未上黄金档。

很多人认为中国电视剧“土”，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中国本身就很“土”。抗日神剧“倾销”地面频道，当然包含了作为平台采购方的精英群体对底层大众的智力和审美歧视，但播出的数据也验证了这种现象存在的某种合理性。这些乱象都表明乡土中国从未远去，中国基层社会距离现代文明还有一定距离。

不单地面频道盛产“抗日神剧”，底层大众的反日情绪也是最高涨的。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对底层大众热衷“爱国壮举”的群体心理有过犀利洞察，“热烈相信我们对别人负有神圣义务，往往是我们遇溺的自我攀住一艘流经的木筏的方法。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于贫乏和无意义”。

“只要杀日本人，怎么杀都行，男人女人都可以杀，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这么惨无人道，所以要把他杀回去，它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作品很难达到国际共享。”学者尹鸿总结出中国抗日剧的生产逻辑，“爱国主义电影担负着很重要的加强民族认同的功能，而社会公约数最高的可能就是民族主义。如何让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价值观融合，对于我们的创作来说，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好的价值观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