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19余万志愿军烈士寻踪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烈士全景扫描

陈 辉

编者按：今年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纪念日，这篇寻踪志愿军烈士的文章是作者2012年所采写，重新发表以纪念为保家卫国和世界和平英勇献身的志愿军英烈。根据2010年10月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全国调查资料统计，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官兵阵亡共183108人。

2014年10月29日，中国民政部、总政治部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目前发表的文章是2012年的原作，以便读者了解志愿军烈士数量的变化情况。抗美援朝战争有多少中华儿女为国捐躯？志愿军烈士安葬在哪里？对志愿军烈士有着怎样的寻找过程？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70年过去了，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志愿军烈士人数、寻找经历、安葬地、安葬过程进行了全方位寻踪，为中华民族缅怀为“保家卫国”英勇献身的志愿军烈士交上了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答案。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烈士知多少？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展示志愿军烈士功绩的地方。笔者独自站立在“志愿军烈士墙”前，怀着崇敬的心情，目视着为国捐躯的志愿军烈士们：“志愿军烈士墙”的上方镶嵌着29个金光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

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在此之前，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数始终是个谜，有过多种说法。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和负伤36万余人。也没有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笔者还从有关资料中查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解放军卫生勤务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送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患病者有1.32万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所提供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曾组织工作人员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丹东市《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指出，从上世纪末开始，《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该馆2006年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这一数字与军事博物馆公布的志愿军烈士数字相吻合，也是截至目前最具有权威的数字。对于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笔者曾采访过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师长对记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少。”笔者对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与美军的装备进行了对比，明显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着天壤之别：

美军１个步兵师的装备：坦克１４９辆；装甲汽车３５辆。高射炮６４门。１５５口径榴弹炮１８门。１０５口径榴弹炮５４门。火箭筒６０７门，无后坐力炮、化臼炮、迫击炮、六０炮共３４３门。总计各种火炮１０８６门、轻重机枪１００８挺。可拥有航空兵５０余架飞机的支援。火焰喷射器、自动步枪、卡宾枪等短兵器，比人还多，装在中、小型吉普车上，随时补给。这是当时达到现代化高峰的机械化部队。

志愿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马拉山炮１２门，轻迫击炮、９２步兵炮、六０炮，共计4０余门。坦克是零、飞机是零。汽车只有几辆，轻、重机枪１５０挺。全师短兵器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只有一些干部才有，就连手榴弹也仅有１０００枚。毛泽东称之为“叫化和龙王比宝！”

然而，正是在这样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受其指挥的韩国军队。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最后将战线稳固在“三八线”上，迫使“联合国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确定“三八线”为临时军事分解线。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朝鲜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１０９万余人（朝鲜人民军歼敌13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万余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多辆，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发表的17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数字为1474269人。1976年韩国国防部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披露的伤亡数字是1168160人。1995年7月，美国官方在华盛顿博物馆里的朝鲜战争纪念馆旁，修建了朝鲜战争美国士兵群雕和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姓名都刻到墙上，共计５４２４６人；失踪者8177人；受伤者103284人，合计165707人。

183108名志愿军烈士彪炳了中华民族英雄的史册！

183108名志愿军烈士洗刷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耻辱！

183108名志愿军烈士使中华民族傲立在世界的东方！

183108名志愿军烈士，祖国人民想念你们？如今你们都在哪里？

志愿军烈士在朝鲜知多少？

坐在笔者面前的志愿军老兵叫曹家麟，1950年10月入伍，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年，对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家麟先后3次以志愿军老战士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

曹家麟老人介绍，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共牺牲183000多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由于当年在志愿军67军服役，曹家麟对67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为熟悉。曹老对笔者说，据我所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我所在的67军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均为水泥墓碑，在碑上刻有烈士姓名)、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动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54军在金城地区有4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曹家麟曾走访了当年负责志愿军烈士陵墓建设的原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刘秀峰。据刘秀峰回忆，他从陵园筹建到1957年奉命回国，一直负责烈士的安葬工作。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1、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功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2、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数均标在地图上。当时还请朝鲜同志帮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目前，这些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很可能存放在解放军档案馆。

曹家麟老人还向笔者介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在朝鲜的安葬情况。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共12人，当年生者只有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第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安葬在朝鲜。

烈士李家发画像李家发是曹家麟67军的战友，金城反击战役中，李家发以胸膛堵住敌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编号为金356。这里还安葬了志愿军67军排以上军官、战斗英雄和功臣120人。

1954年10月,李家发烈士的父亲李继成曾随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访问朝鲜，当时，李继成曾来到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看望了长眠在这里的儿子。

左二曹家麟、右一中国住朝鲜大使李进军

2009年10月27日，应朝鲜朝中友好协会邀请，曹家麟和11名志愿军老战士和烈士亲人组成的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赴朝鲜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代表团中有李家发烈士的妹妹李家英，访问期间，曹家麟陪同李家英专程祭奠了战友李家发。

李家发烈士的妹妹李家英眼含泪来到哥哥墓前

曹老介绍，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峯里，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左四曹家麟、左五中国住朝鲜大使李进军

在介绍完志愿军67军烈士在朝鲜的安葬情况外，笔者请曹老系统地介绍了整个志愿军烈士在朝鲜的安葬情况。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我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位于平壤以东约１００公里的山区，坐落在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一个１５０米高的山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就曾驻扎在这里。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所在地原本是志愿军的简易墓地。１９５４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一年后，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始兴建，１９５７年建成，占地面积９万平方米。

2018年4月23日志愿军首批入朝作战高级将领后代访问团，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邓华之子邓穗，38军军长梁兴初之子梁晓东，39军军长吴信泉之子吴十平，40军政委袁升平之女袁峰，42军军长吴瑞林之子吴继云，50军军长曾泽生之子曾强等。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园内有按照中国民族传统风格修建的纪念亭、牌楼等。陵园正中央是雄伟的志愿军铜像，铜像昂首屹立在高大的基座上。铜像基座的四面均有题词。大门的牌楼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陵园四周群山起伏，苍松翠柏环绕，山下溪水潺潺。陵园由下至上分三层景观，每一层均以塑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

陵园大门上用中朝两国文字书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门至陵园第一层有２４０级台阶，象征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的２４０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

在第三层的墓地里，包括毛岸英在内的１３４名烈士长眠于此。除３名无名烈士外，每一个坟冢前都立有石碑，所有墓旁都种有一株当年从中国移植的东北黑松。

抗美援朝期间38军军长梁兴初之子梁晓东祭拜毛岸英烈士曹老介绍，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于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原则上都安葬在朝鲜。1950年11月24日，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泽东的儿子、志愿军总部参谋毛岸英不幸牺牲。有人建议运回国内安葬，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给周总理发电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北，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它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周总理批示：“同意彭的意见。”这样毛岸英也安葬在朝鲜。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在朝鲜境内最有代表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朝鲜时，都要到这个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每逢重要纪念日，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也到此陵园纪念志愿军。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就曾四次到这所陵园，专程为毛岸英扫墓。

——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云山郡旧邑里。陵园内建有纪念碑、纪念亭、牌楼等建筑物。安葬在这里的是1950年10月25日至1950年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第一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第一仗，此役历时十天，歼敌15000余人，收复云山、博川、温井、宁边、德川等重要城镇，初步稳定朝鲜战局。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1万余人，大部分安葬于云山烈士陵园。

第九兵团志愿军后代来到朝中友谊塔，祭拜志愿军烈士。——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价川市中心的高地上。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中牺牲的烈士。第二次战役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激战八昼夜，歼敌23000余人。

38军47军志愿军后代在朝中友谊塔敬献花篮——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长津湖畔，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之战牺牲的烈士。长津湖之战历时28昼夜，歼敌13900余人。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0700人。价川与长津湖两个烈士陵园安葬着第二次战役牺牲的烈士。

——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开城市松岳山下。开城是朝鲜停战谈判会场所在地，最初作为停战谈判会场的来凤庄和后来的板门店都在开城。

2018年清明，志愿军烈士后代来到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爸爸，我的爸爸！60多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安葬着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此次战役历时9天，突破“三八线”，解放了汉城，将敌人驱至“三七线”以南地区。

杜立人来到了父亲杜宇（40军）所在的12号合葬墓前，“爸爸，女儿来看你了”。此战歼敌19000余人，志愿军伤亡8500人，大部分安葬于这个陵园。

烈士后代带着母亲坟上的泥土、家乡的特产来到埋葬父亲的异国他乡，让烈士们能感受家乡的气息。后来，通过停战谈判从韩国移交的志愿军烈士也都安葬在这里。

——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平康郡福溪镇。这里安葬着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残酷的战役。此役共毙伤俘敌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1500余人。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除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著名战斗英雄安葬于沈阳外，其余均安葬于上甘岭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金城地区，安葬着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夏季反击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发起进攻的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志愿军实施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其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一举突破敌人四个师的防御，突入敌纵深15公里。夏季反击战役共毙伤俘敌123000余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54000余人。

——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新安州市，是为纪念铁路运输战线上光荣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

第九兵团105名志愿军后代祭奠志愿军铁道兵烈士

园内有志愿军领导机关和朝鲜交通省分别竖立的纪念碑。志愿军铁道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敌人强大的空中力量，粉碎了敌人实施的绞杀战，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铁道兵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131人，铁路员工牺牲574人。

50军志愿军后代祭拜志愿军烈士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八处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八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38军志愿军后代祭奠埋葬在元山合葬墓的烈士（左二、五、七、九为朝方护陵人员）

38军志愿军后代跪拜合葬在元山墓地烈士，他们是父亲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

“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18万志愿军烈士战斗在朝鲜、流血在朝鲜、献身在朝鲜、英魂扎根在朝鲜。

志愿军烈士在祖国知多少？

据曹老提供的线索，笔者经过考证，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老人对笔者如是说。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题字“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碑的顶部是中朝两国国旗，旗下是手握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铜像。碑的底部有铜铸的花环，花环的两侧刻有1950-1953年字，这是志愿军赴朝参战和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的时间。

董必武1962年夏题词：“辉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鸭绿江南花胜锦，北陵园畔草成茵。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化为尘。”碑体的背面刻有471字祭文。

纪念碑后面便是烈士墓，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3位志愿军军职干部：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底，从朝鲜战场上运送到沈阳的。1951年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修建的同时，便有烈士遗体相继送来安葬。

翻开烈士陵园的原始“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自然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第一位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叫赵兴玉，志愿军66军588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省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番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来到烈士陵园的烈士，是1994年安葬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何渠若，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53年9月12日，何渠若烈士牺牲在谈判斗争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送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江陵堡村耿式全老人，当年在15军44师供给处当通讯员。1953年2月18日，师政治部高干事对他说，上级指示，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遗体，都要运送回祖国安葬。命令他参加寻找烈士遗体、护送烈士遗体回国任务。2月21日夜，耿式全和29师张干事冒着敌机、大炮的封锁，重返中线阵地，寻找邱少云烈士的墓地。

邱少云烈士是29师87团9连战士，1952年10月，在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时，在潜伏过程中牺牲。当时，战斗打响后，卫生员上前把邱少云抱了起来。此刻，邱少云已经被烈火烧焦，身体只有小孩大小。邱少云烈士牺牲后，团里给他报了二等功。层层上报到志愿军总政治部后，首长决定为邱少云记特等功，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时，立二等功的烈士与牺牲的战士一样，都集中在一起安葬，邱少云当时报二等功，与牺牲战士埋葬在一起，十分难找。当晚10时许，他们来到埋葬邱少云烈士的墓地，打开手电，一排排、一行行地查看烈士墓的砖记。费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邱少云烈士的墓地。当时正值隆冬，冻土一尺多厚，他们挖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邱少云烈士遗体挖了出来。

邱少云烈士牺牲不到半年，遗体保存完好，身上穿了一件新棉衣，棉衣口袋里的急救包还是崭新的。翌日，他们又找到了刘光义烈士的遗体，与寻找黄继光、孙占元等烈士遗体的队伍会合。

1953年2月22日下午4时许，耿式全他们乘坐5辆货车，将29位烈士遗体运送到丹东七道沟志愿军15军留守处操场上。留守处已经准备好29口红漆棺材，将烈士遗体一一装殓入棺。简短的悼念仪式后，根据职务、立功级别，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刘光义四位烈士遗体，当即送往沈阳；其余25位烈士遗体，被安葬在丹东志愿军烈士陵园。

1951年10月23日，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同意了《沈阳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灵柩安葬暂行规定》；1951年12月3日，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签署《通告》，颁布《规定》。

《规定》的第一条：“凡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及其他直接在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团（或相当团）以上干部，或由军（或相当于军）之领导机关批准的特等英模牺牲病故者，得依本条例之规定入园安葬之。”可见能够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烈士，级别之高。

1953年2月26日，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三烈士的遗体，运送到沈阳，灵柩停放到二纬路与三纬路之间的空场上，现在的八一公园院内。沈阳市政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举行了规模宏大、庄严隆重的公祭活动。据《沈阳日报》1953年3月4日一版报道，从3月3日起，全市各界公祭三烈士三天。公祭三烈士的第一天，各界代表4000余人前去追悼。

公祭三天后的3月6日清晨，由沈阳市领导、群众代表在前引灵，三烈士的棺椁装在一辆货车上，缓缓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进发。人们步行从八一公园起程，经过市府广场、惠工广场、到北陵公园门前，再折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当天上午11时许，三烈士灵柩运送到烈士陵园；下午1时许，三烈士灵柩下葬。

1953年5月15日下午1时15分，杨连弟烈士遗体入园，5月16日11时15分下葬；1953年7月4日，杨根思烈士遗体来到烈士陵园，7月5日下葬。二位烈士下葬前，都在烈士陵园举行了追悼大会。

在墓区的东南侧有大型画廊和烈士纪念馆。画廊展出国家领导人陪同国际友人来园扫墓以及各界群众和烈士亲属来园祭扫的大幅照片。

烈士纪念馆主要展出抗美援朝战争42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武器，荣获的勋章、军功章等珍贵遗物。自陵园建立以来，每年前往凭吊、祭扫的国际友人和各界群众达数十万人。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已经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陵园在198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民政部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工作先进单位”，1996年被国家民政部、教委等六部委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被中宣部确定为第二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2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2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英烈事迹。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善和绿化美化，使烈士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丹东50军志愿军老战士和志愿者在鸭绿江断桥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纪念碑的两侧设有抗美援朝英烈事迹展览室，陵园的四周是铁艺围墙，整个园内苍松葱郁，翠柏肃然。

50军志愿军就是从这里奔赴朝鲜战场

丹东市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园，除丹东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外，在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五龙背处志愿军无名烈士墓地

据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坟墓就分布在七道山现烈士陵园的周围。这些烈士来自于祖国除台湾省、海南省和五个自治区等地以外的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空4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由于历史比较久远，也由于当时的资料收集不全，在陵园内安葬的烈士有的只有姓名，极少数的有部队番号、职务、籍贯，而烈士参加的战役、战斗情况的记载却没有。英雄赞歌郑莉 - 世纪歌典Vol 6.1919 - 1978(3)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有一片志愿军烈士墓群，共计安葬着124名志愿军烈士。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军伤病员。期间，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于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因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该医院病亡了99人，特别是7月竟病亡了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老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老人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死。有的是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显得格外难过。当时医院在掩埋中给予了特别的待遇。她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但最终并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在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唐文玉如找到了姐姐唐文英的墓地，她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其中湖南28人、湖北12人、河南10 人、河北9人、四川6人、黑龙江6人等，涉及当年21个军的35个师87个团。烈士中既有普通炮兵、步兵、卫生员、警卫员、通信员、炊事员、粮秣员、驾驶员、修械员，也有班长、排长、连长、干事、参谋、营团级干部等，其中女兵3名。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不少都立过赫赫战功。

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志愿军烈士、我军牺牲的最高职务的指挥员——志愿军第67军军长李湘。

曹家麟对笔者介绍，李湘军长是我的老领导，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肿得非常厉害，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百般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13时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

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 李湘军长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送到国内治疗，地区非常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应该有少量的志愿军烈士在祖国就地分散安葬了。

根据以上情况估算，在国内安葬的志愿军烈士超不过3000人。

志愿军烈士在韩国知多少？

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韩国首都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过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作战。因此，志愿军烈士有相当一部分牺牲在韩国。

曹家麟老人为笔者提供了许多韩国境内志愿军烈士资料，笔者又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军事分界线以南，也就是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遗骸情况。

曹老介绍，1954年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 "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拗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死亡人员的遗骸。

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专门用于接收来自敌占区的我志愿军阵亡者。在1954年9月的一次双方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略为超过1万具，他们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线壮烈牺牲的烈士。

在敌占区区，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死亡人员遗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三次战役的烈士。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的原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战友，部队在后撤时就地作了掩埋。这部分人的尸体已完全腐烂，只剩得一具骨骸。

二是金城战役的烈士。1953军7月中下旬朝鲜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的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友，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后撤退时就地在战场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这些人大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还有敌方早先交来的被俘人员死亡名单可以印证。

在69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韩国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5.3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志愿军伤亡8.5万人。

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临时掩埋好战友尸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近年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

据悉，2007年1月，韩国专门成立了从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的专业部队——“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人员多达85人。其中军官13人，副士官15人，士兵48人，军务员9人。截至目前，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体，分别是1963具韩军遗体，8具“联合国军”遗体，386具朝鲜军队遗体，180具中国军队遗体。中朝军队遗体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墓地，墓地题文“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201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60周年前夕，凤凰卫视记者秦晴在韩国坡州寻访了墓地安葬的志愿军烈士。

转自到韩国后，秦晴就打听到，由于这块墓地属于韩国军方，所以他们必须得到韩国国防部的许可之后才能去拍摄。于是秦晴很快就向韩国国防部提出要去这个墓地探访的请求。而韩国国防部一直都没有给她回复。一直焦虑等待的秦晴终于等来了负责他们此次韩国行采访协调的韩国文化中心的电话，约请她去文化中心当面谈此事。

进入文化中心前，秦晴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说服他们帮我这个忙。见到韩国文化中心新闻处的两位男士，秦晴的第一句话是：“这次墓地探访是我这一趟来韩国最想看的东西，是我们最重要的行程。我是一个中国人，你要理解我的心情。”

为了引起他们的重视，秦晴讲了一个她刚刚从同事那里听来的志愿军故事，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刚出生时父亲就去打仗了，战争过后又奔赴朝鲜战场，最后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九十多岁的母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找到父亲的遗骨。带着母亲的嘱托，他去了东北后来又到了朝鲜，遗憾的是，都没能找到父亲。最后，他带着从朝鲜志愿军墓地挖来的泥土来到已经昏迷五天的母亲床前，令人吃惊地是，母亲听完他的话居然又有了意识，双手紧紧握住那个装满泥土的罐子。听同事讲述他采访时遇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秦晴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很受触动，但是，当她又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韩国文化中心的负责人时，话没说两句，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下来。两位男士看到她这个样子，于是连忙安慰她，让她放心，他们一定会尽全力推动秦晴的采访。

陵园题文“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秦晴和摄制组反复交涉，历经周折，终于来到安葬志愿军的坡州墓地。志愿军遗骸被安葬在坡州的墓地里，按照韩国的传统，墓地一般面向南方，但秦晴发现这里的志愿军墓碑全部面向北方，她想，这是为了让死者可以面向家乡的方向，遥望家乡。

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据韩国陆军部队透露，上月11日至本月7日，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特别是在2日发现的7具遗骸，被推测可能是英军的遗骸。挖掘现场发现了印有“联合国军”标志的纽扣、欧洲制造的步枪子弹和英国制造的开瓶器等，并且骨骼比较大。据悉，1951年1月和4月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时，英军第27步兵旅和韩国军队第6师就驻扎在花岳山一带。韩国陆军计划于12日对遗骸进行DNA鉴定，如果确定遗骸确属英军士兵，将把遗骸交还英国。

据新华社驻韩国记者介绍，这并不是首次发现我志愿军遗骸，“早在1981年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一次中国志愿军遗骸的安葬仪式。当时仪式很隆重，同时被发现还有部队番号和一些文字资料。这些志愿军遗骸没有被运回国内的先例。在朝鲜境内开城有一个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大约有1.5万名烈士被安葬在那里。所以被发现的遗骸应该会移交给我方，然后安葬在朝鲜烈士陵园。”

1986年6月，驻韩国“联合国军”方面，曾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这具遗骨是在北纬37°32′24″,东经127°41′15″，即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的。同时出土的还有部分遗物，有图章三枚。其中两枚骨质，均刻有楷书体“蒋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质，刻有篆书体“孙敬夏”三字；哨子两个，一个为电木质，标有“上海制造”字样。另一枚为铁质，有“GHYKYAN”字样；铁卷尺一条，有“中商出品”字样；药瓶一个，有“四野卫”字样，并有五星图案。另有武装带、铜钮扣、钥匙环等，计25件。从遗物分析，埋葬的是志愿军。于是，“联合国军”方面，便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除“遗骸发掘甄别团”外，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如1989年5月12日，新华社电告，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新华社报道称，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

笔者了解到，1958年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之后，对志愿军战死者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个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负责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经由联合国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然后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就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中国小组最后一次履行职能是在1989年11月。据当时新华社报道，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检寺里的一个高坡上，朝鲜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在非军事区的前沿进行修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一枚中国全国政协1951年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当他们继续下挖至离地面约1米深处时，一具零碎的烈士遗骨显露出来，遗骨附近还有另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18万元纸币和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391部”字样的空白临时介绍信。军停会中方人员和朝鲜军方前往现场检验后认定，这是一具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的遗骨。这位无名烈士终于同他生前的14233名战友长眠在松岳山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中。

在韩国境内究竟还会不会再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遗留在韩国的只是少数零散掩埋的志愿军烈士，不会有大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发现。

2010 年9月4日，作者通过特殊渠道向上层反映了朝鲜志愿军烈士墓修缮问题和韩国志愿军遗骸回归祖国问题，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落实。朝鲜的志愿军墓地和纪念设施已经开始修缮；从2014年至2019年4月3日，中韩两国已连续六年分6批成功交接了59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祖国安葬。

从19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9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几十个列强侵略过中国，区区万人的“八国联军”就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支离破碎、百孔千疮。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屡战屡败的历史，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为首的17国部队打得一败涂地，名落孙山。正是：抗美援朝尽英豪，一代风流百代骄。舍生忘死壮中华，洗尽国耻百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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