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战役前线连队司号员：全连195人坚守阵地，仅2人幸存

王政贵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

①

苦孩子参加解放军

在部队两年多大家叫他“司号员”

据王政贵回忆，他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河头乡一个贫民家庭，家中兄妹4个。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他们一家六口从浙江镇海县河头乡逃难到江苏句容县。后来母亲去世，父亲也不太会理事，哥哥去当了和尚，他带着两个妹妹讨生活。12岁（日军投降那年）在句容县城一地主家当长工，做杂役，打水、扫地、烧火做饭、放马喂牛，啥都干，地主一年给300斤谷子、几件衣服作为报酬。王政贵原本没有名字，地主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王来喜”。

1949年，解放军来到江苏句容县前，当地一名地下党员喜欢他机警灵活，知道他是苦孩子，很照顾他，常常把他带在身边。

解放军渡过长江前10天，地下党同志将王来喜推荐给部队，说他是个苦孩子，脑瓜子灵活，吃苦耐劳，办事能力强。从此，王来喜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58师，跟随大部队渡过长江，解放上海。

上海解放后，王来喜被安排到58师师部司号预备连学习吹军号。他和战友们积极参与部队训练，为解放台湾作准备。

王政贵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司号员在部队至关重要，营以下部队的日常训练、生活、行军、集结、冲锋、指挥员发布命令、部队间传递信息等，全靠司号员吹号。

他回忆，自己入伍时，各连队都有自己的司号员，他被安排到司号连学习，作为预备司号员。哪个连队的司号员生病、受伤、牺牲，预备司号员就被派过去补充。在部队两年多，他的名字很少有人提，大家都叫他“司号员”。

②

17岁参加抗美援朝

人朝前签决心书做好了牺牲准备

王政贵告诉红星新闻记者，1949年5月27日，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解放。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随后赴上海吴淞口练兵，战士们斗志昂扬，准备解放台湾，那一年他虚岁16岁。

一年后，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爆发。同年6月底，他所在部队的练兵突然停止，部队开始学习国际形势、朝鲜半岛形势等内容。

1950年8月，他随部队开拔调往山东兖州，开始为期3个月的练兵。期间，部队补充武器，从四川、上海补充大量兵源。

1950年9月中旬至下旬，美军从朝鲜半岛仁川登陆。通过对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学习，没有文化的他也感觉到朝鲜战事紧急：美国侵略者要打到新中国家门口了，那可不行。

王政贵回忆，部队后来坐火车一路北上。“那时候条件确实很艰苦，服装是冬衣、布鞋、大沿帽。但战士们斗志昂扬，没人叫苦叫累。”他说，当时很多南方籍战士还是第一次见到下雪。

部队抵达安东（今丹东）已是1950年11月中旬。王政贵记得，他们接到命令必须在11月25日抵达长津湖占领阵地。为了躲避美军的空中侦察，他跟随大部队在夜里行军，白天就隐蔽在雪地里休息。

“那时候有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去，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中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王政贵回忆，进入朝鲜之前，连队战士都表了决心，做好了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王政贵当时不识字，委托连长在决心书上签了“王来喜”（王政贵当时名叫“王来喜”）3个字。

那一年，他17岁。

③

血战长津湖

全连坚守阵地，195名指战员仅幸存2人

王政贵回忆，在进入朝鲜时，他原本在20军58师师部通讯连预备排第4排。在部队赶往长津湖阵地途中，20军58师174团（冲锋团）1营2连的司号员在行军时被美军飞机炸伤，他被紧急补充到1营2连担任司号员。

由于是夜间行军，58师1营2连195名指战员于1950年11月27日晚6点前才进入预定的长津湖阵地。“说是阵地，其实全是雪，零下40多摄氏度，手脚都是木的。”王政贵回忆，当时大家来不及休整，立即冒着严寒挖工事，准备迎敌。

王政贵回忆，本来按照预定时间，他们应在7天内进入长津湖阵地，所以出发前只带了7天口粮。但到达长津湖阵地时，战士们的口粮全都吃光了。大家实在饿得不行，就抓把雪往嘴里塞；冷得不行，就人靠人相互取暖。

志愿军老战士王政贵旧照。

直到今天，他依然清楚地记得：1950年11月27日，美军突然向1营2连阵地发起猛攻，志愿军立即发起反冲锋。连长一声令下，作为司号员的他立即拔下别在身上的军号，准备吹响冲锋号。

可是，由于气温低至零下40℃，冰冷的铜质号筒接触他温热的皮肤后，立即紧紧粘连在一起。他瞬间感觉吹动不了军号，也不能呼气，一下傻眼了。

美军的子弹呼啸而过，身边的连长狠狠瞪了他一眼吼道：“咋啦？你吓傻了？”其实，他心里比连长更焦急，用力一拔军号，嘴唇上一块皮肉连同军号被硬生生撕扯下来，顷刻间满嘴都是血。

连长一看，当即下令他后撤治疗，通知通讯兵向全连战士挨个逐一下达反冲锋命令。战士们在零下40℃的冰天雪地中，向美军发起猛烈的反冲锋……

战斗结束后，2连195名指战员，除了他，只有湖南籍通讯兵钱修德活了下来。

王政贵含泪讲诉长津湖战役。

1951年下半年的一天，王政贵所在连的副连长马荣华知道“王来喜”一名的来历后说道：全国早就解放了，地主起的名字你就别用了。

第二天点名到王来喜的时候，马荣华说道：“司号员王政贵，你以前那个名字别叫了，就叫王政贵吧。”

从此，王来喜成了王政贵，这个新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也伴随他征战在抗美援朝的战场。

④

我们的武器比不上美军

但我们的拼搏牺牲精神是美军不具备的

王政贵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负伤在后方治疗7天后，他的面部伤基本痊愈，马上要求重回连队参战（那时他还不知道全连战士基本都牺牲了）。但由于师部也亟需司号员，于是他临时留在了58师师部。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后来遇到钱修德时，他才知道当天战斗的惨烈程度。在全连剩下最后3人且全部负伤、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连长、排长和钱修德都下定了决心：人在阵地在！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王政贵一直征战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多次战役。到第四次战役时，他又回到重新整编的20军58师174团1营2连，担任司号员，亲历了朝鲜战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志愿军老战士王政贵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纪念章。

“虽然我们当时的武器比不上美军，但志愿军战士们的拼搏、牺牲精神是美军根本不具备的。”王政贵说。

王政贵回忆，战场上志愿军战士会开汽车、坦克的只有极个别。“美国人对于遗弃的装备也不会放过，当时能破坏的就破坏，不能破坏的就派飞机来炸毁。”

从朝鲜回国后，王政贵继续在部队服役，并学习了文化知识，后来被分配到四川宜宾军分区工作直到1983年离休。在宜宾军休所，他继续为所里的退休、离休军队干部服务。

王政贵的立功证。

2021年10月12日，王政贵和宜宾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街道社区和宜宾市军休所工作人员一起观看了电影《长津湖》，再次勾起了对长津湖战役的回忆。他说：“冰雕连”是真实的，志愿军战士们吃的苦、作出的牺牲也都是真实的，我亲身经历过！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在采访最后，王政贵坚定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编辑 彭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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