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历史传记】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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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托洛茨基与列宁在1904——1917年中的相互对立常常被人拿出来指责，托本人因此也时常被指责为是一位孟什维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先不论托本人就是被半裹挟式地站队到孟什维克一边，在托1904年九月发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后，托洛茨基就早已经和孟什维克断交。  

我们在本期中所主要讲述的，是托洛茨基1903年到1905年的事，对于托洛茨基在1906年在狱中写成的《总结与展望》和1909年写成的《1905》，我们将留在下一期具体讲述。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903年，托洛茨基作为西伯利亚协会的两个代表之一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其间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原则问题与列宁产生了分歧，分歧集中在两点上：关于党章第一节和关于党中央机构的选举。列宁认为要成为党员必须拥护党并参加一个党组织，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并保持党的纪律性。而托洛茨基支持马尔托夫的观点，主张广泛的有弹性的组织，党员可以不受严格的党纪束缚。他批评列宁的组织原则，认为它过分热衷于集中主义，预言这将会导致“取代主义"的严重后果，即党组织取代党，中央委员会取代党组织，最后，一个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由于在党章问题上和列宁的分歧，在党中央机构的选举上，使他反对列宁而被列入了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少数派的行列。

如果不提提托为何在1903年，那个关键性的会议上站到了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派（少数派）上，那么这段苍白的论述将不会有任何说服力。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在编辑部的成员中，我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在代表大会之前，编辑部只有细微的差别，还不存在公开的分歧。我和普列汉诺夫之间的关系此最远，因为在头几次非实质性的冲突之后，普列汉诺夫非常讨厌我。列宁对我非常好。但现在在我眼中，恰恰是他蓄意推翻编辑部，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有一个动人的名字：《火星报》我觉得分裂编辑部的想法都是亵渎神圣的。革命的集中制是严厉的，不容抗拒的，求全责备的原则。对个别人和昨天的一批批同志来说，它往往显得冷酷无情。无怪乎在列宁的词典之中，不可调和和无情这两个词出现得如此频繁。只有摆脱了卑下个人动机的坚定崇高的革命目的性才能为这种个人的冷酷无情辩解。”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上面那个问题的结论：

1：托洛茨基本人和温和派成员之间的个人情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尽管列宁待托不薄，但他和普列汉诺夫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其最终未偏向多数派。

2：托洛茨基对于《火星报》的编辑部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尊重并崇敬着编辑部里的每一位成员（同时也包括普列汉诺夫），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反对下将“佩罗”（托洛茨基的笔名）招进了编辑部中，托洛茨基自己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则是这么描述的：

“我对编辑部的感情是学生对老师的态度，那时我刚刚23岁，编辑部中最年轻的马尔托夫比我大六岁，列宁比我大10岁。命运使我能够接近这批杰出的领导人，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许多东西，我努力地向他们学习。”

从这里我们便可看出，这种深厚的感情，具体说来，便是：依恋。《火星报》的编辑部是他梦寐以求的学校，他的幻想乡，编辑部的每个人都是他的老师，他也渴求着想从“老师们”身上学到些什么，列宁“蓄意推翻编辑部”的行为，对他来说无疑是“亵渎神圣的”，也就无怪乎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会偏向少数派一方了

3：对于阿克雪里罗德和查苏利奇，列宁当时在当时得出了“应该把他们清除出领导岗位”的结论，尽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与先决性已在后面被完全的证明，但对于当时初出茅庐的托洛茨基来说，这种行为仍然是无法接受的，用托洛茨基本人的话来说，便是：

“我的身心都抗议如此无情地驱逐老人的做法”

正是这种愤怒的情绪，使得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列宁分手，但这不代表，托洛茨基便与列宁完全走上了对立的道路。托洛茨基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可怕的，令人愤慨的，但在组织上，却是完完全全必需的。如果只把这次关系破裂定性为“道德上，个人上“的，那么未免过于浅显，实际上，这次的分歧更是政治上的。属于托洛茨基自己的一套理论，正是在这个决定性的事件后，才开始得到了真正的发展。

就像我开篇所讲的那样，1904年9月后，托洛茨基就已同孟什维克断绝往来，此后的一大段时间，他都力图使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达成统一，他认为“分裂是一段较长的插曲“，但后面的事实早已证明，这并非一次插曲，而是彻底的决裂，孟什维克的大部分人，不是滑倒了机会主义思潮之中，就是滚向了社会沙文主义一边，甚至为德国的军国主义作辩护，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帕尔乌斯。

【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姓格尔方德，1867年生于俄国。从90年代起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属党内左翼。20世纪初又积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为《火星报》撰稿，参加俄国1905年的革命，同托洛茨基—起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被捕后，曾担任过地下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接着被逮捕流放。一战期间沦为极端社会沙文主义分子，从军用粮食的投机中大发横财。1924年病死于德国。】（这段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到了1905年，一系列革命性的事件深刻地影响着布尔什维克与托洛茨基，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事件*，使得其无法再待在国外，而必须返回俄国投身革命事业。5月1日，托洛茨基的妻子谢多娃在会议上被捕（会议的名字便是五·一会议），托本人则被迫前往芬兰躲避风头，托洛茨基对俄国社会的内部力量以及俄国革命前途的完整看法，便是在这个阶段内形成的。

【注：流血星期日又被称为1月9日事件，即俄历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向和平请愿的彼得堡工人开枪，打死一千多人，打伤两千多人的事件，俄国工人在该事件后真正意义上放弃了对沙皇的幻想，同时，这一事件也导致了1905-1917革命的爆发】（作补充材料用）

这时，托洛茨基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俄国正面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基础是土地问题，哪个政党能够引导农民和自己一起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阶级，他就能夺取政权。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主派知识分子都不能担当这一角色，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就已经过去了。革命的前台已被无产阶级占领。只有社会民主党可以通过工人领导农民跟自己走，这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开辟了早于西欧各国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它的民主纲领，它必须转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上来。至于它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多远，不仅要取决于国内力量的对比，还要取决于整个国际形势。因此 ，基本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要为争取影响农民与自由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一方面要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向自己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

如果在这里便要开始大谈托洛茨基的农民问题的话，那么未免有些违背唯物史观了，托洛茨基“不重视农民”的污蔑性说法，实际上集中于二十世纪20年代初期，而非是这个阶段，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较有价值的信息：

1：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总结的一大要点在这段文字中已有一个大致的体现，即：

“对于资产阶级发展价值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解决他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者，首先是作为他的农民群众的领导者——的专政才有可能。“

不用多说，托洛茨基的这一主张，在1905时期就已经有一个大致的雏形了：对于城市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重视，认为工人阶级实际上应该承担起领导农民群众的任务。

2：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联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在这段话中，亦有一定程度上的体现（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它的民主纲领，它必须转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上来。）

3：托洛茨基对于国际形势的重视，在这个时候也已经开始有所体现，尽管它仍然处于朦胧状态，没有一个具体翔实的展现。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托洛茨基在芬兰的生活的话，那么“宁静“二字，大抵是最合适不过的。初秋的大雪中，银装素裹的松树林里，托洛茨基写作，散步，但当从报纸中了解到彼得堡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扩散时，革命的激情在托洛茨基的胸膛中燃烧着，他再不可独自待在这宁静之中，而必须向着那沸腾着的，革命的岩浆中疾驰而去了。

托洛茨基是在十月罢工的高潮之际来到彼得堡的。此时的罢工行动，已然由莫斯科扩散到彼得堡，在扩散到整个沙俄，罢工的声势前所未有的浩大，工人们筑起街垒，在街头中与军警发生冲突，就连沙俄庞大的专制机器，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10月17日颁布了立宪宣言，然而，在此时的托洛茨基眼中，扩散得如此迅速地罢工活动，也潜藏着一个危险：没有组织控制的运动到最后很可能一无所获地付诸东流。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矛盾仍然激烈：孟什维克主张经选举产生革命机构，而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们则反对经选举产生的无党派的组织，担心它会与党抗衡，可惜的是，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在离开了列宁以后，其体现出来的无能性，使得他们并未像广大党员群众那样，抓住真正正确的路线，布尔什维克自身也因此未占据领导地位。

10月18日，立宪宣言颁布的第二天，数万群众聚集在彼得堡大学前，他们陶醉在初次胜利的喜悦中，而托洛茨基此时已冷静下来，他从阳台上对他们大声讲：

不彻底的胜利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敌人不会妥协，前方仍有陷阱！

托洛茨基将沙皇的宣言撕得粉碎，撒向空中，但群众对此触动不深，他们仍需重大事件的历练。

10月28日，有关黑色百人团镇压的消息传遍全城，代表们从各工厂前去参加苏维埃会议，他们挥舞着各式用来回击的武器，脸上毫无忧愁担心的神色，似乎只需要做出这些准备，革命就能取得成功。那时的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在苏维埃中，托洛茨基化名为亚诺夫斯基以进行演讲，而在发表文章上，他则继续沿用“托洛茨基“作为笔名（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他同时为三家报社进行工作，先是和帕尔乌斯一起成了《俄罗斯报》的主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是几天内发行量从三万份上涨到十万份，一个月后则上涨到五十万份），后和孟什维克一起创办了《开端报》，托洛茨基对它的评价是：

“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家报纸比他更接近马克思在1848年创办的经典样板《新莱茵报》

尽管该报纸发行了半个月左右，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

据加米涅夫回忆说，一次他在乘火车时，观察沿途各站出售报纸的状况，当从彼得堡开来的火车进站时，站上排起了长队，他们全是来买革命报纸的，队列中喊着《开端报》和《新生活报》的名字，加米涅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当时我很遗憾地对我自己说，《开端报》上的文章比我们的好。“

尽管难以置信，但《开端报》和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编辑部的相互关系上，却是出人意料的和睦，《新生活报》这样写道：

“《开端报》第一期问世了，我们欢迎我们的战友。在第一期上引人注目的是描写音一月革命的出色的文章，它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

“

两家报社相互保护，反对资产阶级的批评，它们如同两派一样，推行联合方针。

12月3日，镇压的军队真的到了，彼得堡苏维埃被围得水泄不通，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召开执委会会议（他当时是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向下面喊：

“不要抵抗！别把武器交给敌人！

下面的几百名工人代表们只有手枪，他们相互拿着毛瑟枪砸勃朗宁，抑或是反过来，在工人们地咬牙切齿中，他们彻底明白，要想推翻压倒敌人，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从10月13日到12月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总共存在了52天，革命者们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在漩涡中旋转，更在制造着革命的漩涡，一切都是在匆忙之中完成的，但做得不仅不差，有些甚至可以说做得很漂亮：报纸的编辑们同样忙碌，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在工作中抓空啃几口从面包铺中捎带来的干馅饼。

苏维埃已然失败，但这次经历仍使托洛茨基获得了可贵的经验：

尽管革命会造成混乱与无序，但无秩序中马上又会形成新的秩序，人和思想自然会根据新的轴线而开始新的排列，只有革命所将要清除的那些人才会觉得革命是彻底的疯狂，而革命者在其间则常常如鱼得水。

10月罢工不仅具有其自身的政治意义，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其理论意义同样不可估量：十月罢工首次迫使沙皇屈服，无产阶级首次以革命盟主的身份出现，同时，这也揭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景。

托洛茨基还根据10月罢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俄国年轻的无产阶级尚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威力该有多大呢？”

可惜的是，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上忽视了一个事实：脱离了领导他们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就像没有使用者的武器那样，终究无法发挥它全部的实力。

由于该期我们主要以托洛茨基为主，关于1905年革命的具体内容可能会单独出一期讲述。

无论如何，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

最后，一大队警察进来，托洛茨基宣布“执委会会议闭幕”。

历史上第一篇苏维埃史诗，便由此宣告结束，而托洛茨基本人，则被捕入狱，在狱中，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框架逐渐开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