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第一完人”曾国藩，靠读书实现“中年逆袭”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12-26 16:10:28

在近代中国世运与文运的急遽变革中，曾国藩持续充当着数代读书人的典范。这不仅取决于现实中的事功与学养，更与文献的流传和塑造有关。曾氏身后留存了较为完整的日记、书札、奏牍手稿或抄件，尤其是其日记，早年虽仅成片段，但“自戊午以后，迄于同治壬申二月易箦之日……无一朝一夕之间”，为后人重访曾氏日常行事、治学历程及其心态变化提供了详尽资料。

百余年来，从辑录类编、石印手迹到影印全本、标点整理本，曾国藩日记作为一宗久已备受关注的史料关，围绕它的讨论似已难出新意。不过，近年日常生活史与阅读史研究的再兴，却有可能提供一些新视角。特别是当日记不再仅仅被看作透明的事实记载，而是作为一种带有意图的“描写”，关注到其独有的文体形式之时，日记行为背后的思想设定便逐渐显现。

与同时期其他日记相比，曾国藩日记格外突出对于读书工夫的记录和描写，有意将各种形式的读书塑造为一门修身日课。这一特点早已得到学者的关注和初步阐发，更使曾氏日记有可能成为探讨晚清阅读史变迁的一项资源。

近年颇有研究曾国藩阅读史的尝试，往往取其日记为主要材料。此类研究总体上仍停留于印象式的归纳或描述，对日记中丰富的阅读信息尚未充分利用；且多预设曾国藩“阅读成功者”的角色，试图总结共时的“阅读理论”，却有可能因此淡化曾氏读书时面临的各种道德焦虑和实际困难，更忽略了其各时期日记性质和读书宗旨的历时变化。

曾国藩日记所录这些“日课”的执行情况，是衡量读书修身功过成败的指针，我们有必要将“日课”落实到日复一日关于读书活动的记载，统计现存日记中所见读书行为的动态分布。即便仍有某种“表演”意图，但在排日记载的体裁限制下，却有可能揭示曾国藩有意识的主张背后一些“见之于行事”的隐微趋势。

归纳读书行为分布的前提，是确定统计单位。以往阅读史研究常以书为中心，关注阅读书目及其变化。但各类书籍性质、功能、读法有别，更有部头大小之异：重要典籍需要长期、深度阅读，同一部书可能在不同时空或以不同方式阅读多次；另一部分书却只是一过性浏览乃至翻看。阅读史统计应尽量区分多样的读书方式，问题不仅是读了多少种书，而更在于可感的阅读次数，以及每“次”读书的环境、动机、方法等。

有鉴于此，本文的统计原则上以一日内同一时段（早、午、晚等）同种方式（看、温、诵、批等）读同一种书为“1次”读书行为，作为基本单位；但1） 同一时间点结合多种读法；2） 短时间内以同一读法兼读多种书亦合计一次；3） 一天中以同一读法断续读同一种书仍计为一次。依据以上原则，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共计得读书活动6529次。

作为“读书功程”的日记

1.

传统上的“日记”体裁实际上是一个大文类，在逐日记载的形式之下，包含了排日事账、差事日录、读书摘记、修身日谱、行旅日程、星轺日记等多种亚类型。以上分类，主要依据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一文而略作变通。除了记录备忘的基本用途，写日记更有修身自省、抒情言志、叙事描写、学术研究等功能。

曾国藩留下的各种日记同样带有这种体裁复杂性：已佚的《茶余偶谈》《雅训类记》等为读书考据的摘记，《过隙影》大概是记事日录，今存《无慢室日记》则不过记载人名事项的备忘录而已。除此以外的现存日记，则大致保持了较节制的记事风格，“臧否决断，则不详于册……不以文辞自表襮”。

但是，即便在节制记事的主体部分，曾国藩不同时期日记的性质，以及其中记载读书行为的比重和意义，也有微妙变化。

道光十九年（1839）最初所记限于琐事，仅出现4次关于读书的记载。二十年（1846）六月初七日起重立日记，第一次立下功课：每日辰后温经书，日中读史，酉刻至亥刻读集，有所得则载《茶余偶谈》。日记中的读书内容逐渐丰富，开始出现“阅”“温”“圈”“批”等多元读法描写。这一变化，当与此期曾国藩接触以唐鉴为中心，包括邵懿辰、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垿、冯卓怀等在内的京官理学圈子有关。

道光二十年（1840）十一月十六日记：“镜海先生（唐鉴）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间一天，甚欲学之。”预示其日记性质即将转变。

唐鉴曾告曾国藩以倭仁的日记用功法，“每自朝至寢，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更要传示同人批点，以为“互质”之资。次年曾国藩亦将此法转告诸弟：“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廿六日《与诸弟书》，按此即明末清初学者自勘功过的“日谱”之法。倭仁早年从王学证入，与河南同乡李棠阶等互质日课，“一日十二时中，密密推勘”，有过念则必“自讼”；后在唐鉴影响下折入程朱，但王学风格的治念日记却延续下来，成为道光末京师理学圈的新流行。

曾国藩日记受其感染，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维持了几个月严格的治念日谱格式。今存此期日记均以一画不苟的端楷书写，追求“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并付倭仁等传看批点。而与读书有关的行为，也成了道德检视的对象：早起，读困卦，心驰出，不在《易》而在诗，以昨日接筠仙（郭嵩焘）诗，思欲和之故也。饭后，强把此心读《易》，竟不能入，可恨。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宋儒以读书为“维持此心”的法门。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曾国藩读书治念的工夫大概也不外乎此；而“能入”“静心”“有恒”以及“心浮”或“心忙”与否，则是勘断其读书成败亦即修身功过的标准。

出声读书的“高诵”“高吟”之法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端，诵读的对象包括《孟子》养气章、李太白集等，且颇辨别心、气关系，以“气藏丹田”为课程。但吟诵《孟子》有助养气，高吟太白诗却是“重外轻内”。

此时曾国藩已开始接触京中“工为古文诗者”，领悟到古文“辞气”“韵味”的深微；但在理学家眼光的严厉检视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月间日记对“粘滞于诗”“耽着诗文”仍多有反省。诗文内容成为“自讼”一大目标，未必出自曾国藩本心，更有可能是考虑到倭仁等日记潜在读者（批阅者）而摆出的姿态。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曾国藩日记：“至岱云（陈源兖）处久谈，论诗文之业亦可因以进德，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天头有倭仁眉批：“固是，然一味耽着诗文，恐于进德无益也。艮峰。”

不过，这种治念日谱格式没能延续太久。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曾氏日记中治念内容显著减少；当年六月外放考官，七月初八日起的日记主要记载行程，回到了一年之前的行书体。

此后曾氏日记再没有采取过严格的日谱格式，有研究断定其修身日记到此已告“失败”，日后受乃兄影响而立日记簿的曾国葆也不留情面地指出“此事实是虚文”。曾氏日记中治念功程的淡去，当然可以从他个人学术路向的变化乃至整个道、咸学风转向中找到解释。然而，在咸丰以后曾氏的记事日记中，道德检视的功能并未完全退场，而是在理学传统中选择了另一支资源，以“读书功程”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2.

1965年首次影印刊布的曾国藩《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始自咸丰元年（1851）七月，迄于二年（1852）六月，在曾氏日记文本群中颇显特殊。该日记实是填在预印好的“日记版”格中，全版分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八栏，末栏刻发挥朱熹《中庸章句》以阐释“绵绵穆穆”之意的一段话。

曾国藩《绵绵穆穆之室日记》版格

这种预印版格分类填写的日记形式，亦称为“日省簿”。乾隆间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末便有一篇《日省簿说》，介绍“直书项款，横记事为”的格式：每日按往来、著作、居处、饮食、出入、书信等项记载，“至月底用小结，岁终用总结，则一年之举动行为了如指掌”，相当于一种逐日记录的“功过格”。

《文房肆考图说》附录

“日省薄式”

晚清时代预印日记版仍相当流行。曾国藩同时代的“日记版”用例，如上海图书馆藏咸、同之际《王海客日记》，版格即分为天时、人事、德业三栏，“德业”栏又分为敬、怠、义、欲等列，供人圈填，类似功过格；上海松江区图书馆藏同光间《订顽日程》，版格分为天时、人事、自修、酬酢、著作、函牍、出纳等栏。

此外，清末文廷式、严修等人的日记也都采用了预印的版格，严修日记的版格式样尤多，甚至曾借人翻刷。但具体到每日记载之时，预先印好的各项空格，往往不能填满。《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几乎每天都有栏目空出，“静坐”项甚至被借来记录睡眠状况，与刻版原意不无出入。惟有“读书”一栏的记载较为持久且充实。《曾文正公年谱》揭示此期日记突出“读书”一项，其实另有渊源：

刘公传莹为公书斋额曰“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至是公乃仿程氏《读书日程》之意，为日记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准此，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应是模仿《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用意。元儒程端礼按照“朱子读书法”原则编成的《读书分年日程》，元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所附不仅是一套分年递进的教程，更细化到每日自早至晚各个时段温、看、浏览的程序，循环往复，不断增益，从字训、小学书入门，最终掌握包括经传、史鉴、古文、性理书在内的理学知识统一体。

与曾国藩日记中的读书描写尤为接近的是，程氏日程针对各段学程和不同类别、功能的书籍，早就区分了“倍读”“看读”“讽诵”“暗诵”“句读”“点抹”等不同读法，尤其强调通过“倍读”即出声温诵熟书来贯彻朱子“熟读精思”“虚心涵泳”的教旨。元刊本《读书分年日程》附有读经、读看史、读看文、读作举业、小学五种日程版格，区分早、午、晚时段和读、温、倍、看、玩索等读法，各标起止之处，供学者摹刻翻印后每日填写，尤与晚清人刻印“日记版”填写读书课程的用意类似。

元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所附

“读经日程”版格

曾国藩初从学于唐鉴，即叩问“读书之法”，唐鉴告以《朱子全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已启示“读法”的层次。中年训子书称“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则已自命为朱子读书法的传人。不过，曾国藩日记对宋元儒读书功程的模仿，可能还有更为广泛的背景。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清代基层教学实践中有着持久影响力，预先印好的“日记版”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在晚清书院中亦颇为流行。“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此为胡适晚年回忆其父同治间在上海龙门书院所见“日程”和“日记”的格式，格式化的读书功程可能也是当时书院教学的普遍习惯。今存龙门书院“日程”版格，每页分为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节，每节分敬、怠、义、欲、功课五项，与同时代“日记版”类似。

3.

按预印格式来填写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仅持续了不到一年，此后曾国藩日记的主体，便是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直到其易箦前一日近14年无间断的记事体日记。但“读书功程”并没有因日记形式的简化而削弱，读书内容在其后期日记中反而更为丰富，甚至有时候日记中其他军事、公牍、应酬等行事竟成了读书间隙的点缀。更重要的是，咸、同间的曾氏日记实际上延续了《读书分年日程》的框架，每日分早起、饭后、傍夕、灯后等时段中详细描写阅、诵、批、圈等读书行为，时而自省其功过得失。而最能说明咸丰八年以后曾国藩日记“读书功程”性质的，则是其日记中不断订立的“日课”。现存曾氏日记中一共有11次“立日课”的记载，其中京官时期4次，分别为：

1） 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订一日内分读经、史、集时刻）；

2） 同年十一月初五日订单、双日分读经史；

3） 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立课程内有“读书不二”一项，规定“每日以十叶为率”；

4） 咸丰元年七月初日记眉批确立最要“十种书”《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咸丰八年以后日记立日课7次，涉及读书的内容有： 

5） 咸丰八年三月到四月（补记）：读书二卷（卯初至午初）；诵诗、古文（酉正至亥正）。

6） 咸丰八年十月初六日附记：温熟书、览生书……（申酉戌亥）

7） 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附记：……中饭后看书，极少十页，极多不过三十页……灯后，温熟古文一篇，千字以内者十遍，千字以外者五遍。

8） 咸丰十年七月初六日：夜涵咏熟书，不办公事。

9）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灯后于文事加意……夜间：温诗古文、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

10）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午前治己事，午后治公文……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

11） 同治八年二月初六日：灯后看书、诵古文。

这七次日课涵盖了曾国藩从重出治军到平定太平天国后治理两江、直隶的各个时段，说明读书工夫在曾氏中年以后的修身功程中仍占有重要位置，而日记所描写的日常读书行为是否“有恒”，正是对这些“日课”贯彻与否的检证。此外，后期读书日课越来越强调夜间高声温诵熟书的工夫，所读内容则突显“诗古文”，更可窥见在摆脱了京师理学圈的视线后，外出治军及任督抚时期曾氏读书理念和知识取向的新境界。

当然，就记事功能和读者预设来看，咸丰八年前后的曾氏日记确实有所不同。是年七月初七日，曾国藩致信曾国荃，称“兄此出立有日记簿……此后凡寄家书，皆以此法行之，庶逐一悉告，不至遗漏”；七月廿一日与曾纪泽书，亦提到“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闻林文忠家书即系如此办法”。曾国藩京官时期就有抄副日记寄家的习惯，咸丰八年服阙复出后，曾氏致子、弟书中屡见“余详日记中”等语，更是有意识地将日记作为家书的补充，每月乃至每旬托折差或专勇带回。

因此，咸、同以后日记的记事密度的确有所增强，且不轻易给外人传看。但也不能忽视曾国藩凭借日记为家人确立修身楷模的用心，仍含有一定的道德表演意识。其中关于读书的详尽描写，既是“自讼”的功程，更是在胞弟、子侄这些小范围日记读者的仰视目光中宣示的生活典范。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日曾国荃《致伯兄》：“十四日得十二月十八日所发十三日安报并日记册……每日仍不废看书数卷，古之所称天授，颂曰神人，岂不兼而有之欤？”

《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观念与结构》

王水照 侯体健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特别声明：本文为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人民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人民日报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写下你的评论

{{item.content}}

{{cell.content}}

{{item.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