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片，一面集中的社会镜子“丨国产犯罪类题材影片的回归

国产犯罪片在国际国内的频频亮相，不禁让人疑惑，在相关的研究调查中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内地的犯罪片数量开始明显上升。2012年——2017年6年间共有24部犯罪电影上映，而新世纪前的11年仅有13部。”[1]这样的片单数据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当中很可能没有将《亲爱的》《火锅英雄》《黑处有什么》等以犯罪动机以及行为作为主要叙事线索的影片列入其中，由此也可以看出，犯罪片在近年来愈发地受到人们的关注。犯罪片作为重要的题材、类型片的再度回归，一方面是基于电影审查制度的修改，使得创作者在人物、人物关系以及情节的表现上有了更宽广的选择场域，而另一方面则是与生产影片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电影与社会话语之间互为建构的存在关系，使得观众观看的是电影，但实则是在观看一个投射在银幕之上的镜像社会，由观看体验引发的思考、感受以及价值认同，是犯罪片背后所折射出的种种社会问题意识。

置身于电影院中的观众，如同来到了一处幻象之地，在四周装有环绕立体声音响的墙壁包裹下，借由眼前发光的荧幕，去看一个镜像的世界。在犯罪片的虚构世界中，无论是人烟罕至的无人区、魔鬼城，还是不曾被大众所知晓的偏僻乡村，抑或是霓虹灯闪烁的大都会下的街头陋巷，有人存在的地方就免不了欲望纷争、名利厮杀，在经典武侠片《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任我行对决心退隐的令狐冲道出了他的身不由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怎么退？”。从现代文化语境来看，人存在的地方，即是欲望的产生与不断再生产的场域，欲望贪婪且无休无止，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不惜铤而走险、将突破法律规则的惩罚抛之脑后。带有强烈行为动机的人物及其行为表现，成为了银幕之上犯罪片的真正投射源头。

犯罪学者谢利曾在《犯罪与现代化》中探讨了现代化与犯罪之间的相关联性，他认为，“全球性的资料证明，二百年来，除少数特例外，几乎世界各国的犯罪率、犯罪类型、犯罪人口和犯罪区位分布变化对现代化进程的依赖都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有些学者主张用犯罪指标推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2]谢利的观点无疑打破了人们对“文明”的惯例思维与既定认知，在文明社会的内囊里阴暗的污点始终存在，就像是一块不能揭开的伤疤，绞痛翻滚，生生不息。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变革进程中，社会阶层贫富两极化、法律法规的尚未完善，全民法律道德意识的淡化、信任关系的缺失等因素引发的“共振”效应，诸如食品安全、恶性车祸、拐卖儿童以及“范跑跑”、“郭美美”“彭宇案”等社会问题事件的出现阵痛着人们的心灵，同时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与关注。

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但不是对现实的照搬复制、简单描摹。对于电影创作而言，创作者出于意识或无意识下将社会问题意识带入到电影的文本创作当中，在文本虚构的世界当中去编织自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去完成如克里斯蒂安·麦茨所说的，“实现一个从未真正成形的愿望”。例如“打拐题材”影片《亲爱的》，讲述了使无数家庭美梦破碎的儿童被拐卖事件，直指当下社会猖獗、嚣张的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影片最终让丢失的儿童重新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但仍旧给观众留下思考题，“拐卖儿童”根源在哪？；又如影片《神探亨特张》，通过记录片警张惠领的出警生活，展现北京街头的“尔虞我诈”、“江湖风云”，也让被人们“误解久矣”的警察群体获得观众的重新审视。

“在正常与疯狂之间只有一条细红绳”，就犯罪行为而言，是个体为了获得某种欲望化目标，冲破社会伦理道德、法律条文以及自我良知最后底线的偏离行为。社会性越轨行为的出现既与个体自身内在心理不可分割，欲望的需求与自我约束的相互作用，但“越轨行为的发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不可分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在社会急剧变迁当中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人们对于新旧规范、认同观念的交替还需要时间的适应。然而，当一个健全的行为规范制度、价值观念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身处于其中的社会个体会感受到怀疑，尤其是当下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很多时候，拉扯着两头的“细红绳”并非是区分善恶、判定对错过失的万能钥匙、唯一标准，在两端的某些地方还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甚至有时，在社会伦理道德规约与法律条文制度之间也存在着令人倍感纠结的矛盾和冲突。诸如此类的现实困境，犯罪片电影通过故事叙述的形式，让观众透过银幕，看到镜子外早已破碎不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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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审查机构的助力：评价体系的多元化

一望无际的戈壁无人区，烈风肆意、造作的吹动着被艳阳炙烤的大地。在魔鬼出没的区域，是生人都避而远之的地带。然而，偷猎者与律师、舞女等人却在此地上演着一场关乎于人性的战争。原本定档于在09年上映的影片《无人区》因为审查未过，迟迟未能在在院线放映。时隔四年，经历过数次审查、修改、改档的《无人区》在13年年底，与等待已久的观众重新见面。人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走进影院，想一探究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或故事情节？让一部影片埋藏如此之久。

相较于其他题材、类型影片，犯罪类题材影片在人物、人物关系的设定以及情节内容的表现上更容易触碰到社会道德准则的底线，并且在电影文本的意义表达层面，容易出现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相悖或相离的价值表述，甚至涉及到一些政治禁忌的话题，这使得犯罪片创作常常成为了“众矢之的”。在很大程度上，电影审查制度影响着电影市场的生产运作。一方面，大型电影资本公司对于高投资的电影制作，为了确保影片能够顺利在院线放映，进行利益回收及电影的再生产，凡是涉及敏感的叙事信息通常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甚至直接搁置犯罪类题材的影片生产。另一方面，困于资本有限、话语权缺失的小型电影公司及独立电影人面对国内“严峻”的《电影审查条例》，在不改变表达意图的基础上，将市场目标更多地定位于国外电影节，诸如李杨、娄烨、张元、贾樟柯等人。其中，贾樟柯执导的戛纳获奖影片《天注定》在情节内容上涉及社会敏感话题，直到今日也未能在国内院线上映。这也从某种层面上解释了，为何自2000年到2011年以来国内只有13部犯罪片上映的尴尬处境。然而，2013年《无人区》的重新上映，对于国产犯罪类题材影片的创作而言，可以视为一个转变的讯号，实际上“2012年蔡尚君执导影片《人山人海》顺利过审并公映在当时也曾引发了热议，这被认为是国内审查制度正日趋开明化的表现”，[3]以及“在2014年4月17日举行的《白日焰火》学术研讨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毛羽表示这部电影体现出了差异化和多样性，电影局从中国电影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对《白日焰火》的创作和营销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关注和支持”。[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电影审查机构自身评价标准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使得近几年国产犯罪片在生产数量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且在电影的叙事表达上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影片《非凡行动》中由黄轩饰演的缉毒卧底警察林凯，一改过去模式化的人物形象，在非常态的戏剧性情境中，展现出了与其扮演的社会角色所不同的人性欲望，甚至是致命的人性弱点。而在对传统意义中反派人物的建构上，创作者也尝试赋予反派“BOSS”更多真实的人性色彩，而不再是单调、扁平的人物形象，诸如《非凡行动》中金三角地区的毒枭“老鹰”，为了完成心中的复仇，祭奠死去的亡妻，甘愿等待十年；《心理罪之城市之光》中年少时经历过创伤性体验的江亚，决定用暴力惩罚暴力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心中的“正义”；甚者忻钰坤的处女座长片《心迷宫》，在影片中出场的每一位村民，都是那具无人认领的尸体的间接凶手，猜忌、欺骗、掩藏、谎言、自保，人性的自私面成为了套在每一个人脸上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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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片的叙事表达：人性本真与本能欲望的纠缠

就电影叙事的表达而言，犯罪片与科幻片、魔幻片等其他题材、类型影片相似，都是在为受众创造一处既相似却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想象场域，借助于银幕想象，人物的血腥暴力行为因为假定性的存在，变得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如果犯罪片仅限于对性、毒品及暴力行为的展现，无疑体现了创作者对于犯罪片的狭隘认知，抑或着是局限于商业卖点的迎合观众。诸如《天下无贼》《白日焰火》《烈日灼心》《神探亨特张》等犯罪类题材影片，在“讨好观众”的同时，赋予了对故事事件本身更多的思考。例如《烈日灼心》中对罪犯辛小丰等人亡命天涯的内心表现，对生的向往与罪恶感的折磨来回对撞，带着对人性本真与自我良知亏欠，抚养受害者女儿“尾巴”成为三人活下去的生命源泉。《神探亨特张》中北京片警张惠领带着罪犯找寻她走丢的女儿，涟漪未平却又再生涟漪。小女孩被肇事货车司机的恶意碾压，让市民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在人群厮打、痛骂与节日夜晚烟火轰鸣的交织中，将一切安排妥当的张惠领独自站在街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宁静过后，家门口前的擦拭面容，强颜欢笑，为家人带去一点美好的喜悦。

在宁浩执导的犯罪片《无人区》中，“新锐律师”潘肖，赶在新书即将发表之际，来到西北边陲的戈壁小镇赚一笔快钱。作为文明秩序世界的出访者，潘肖行使着自我认定的“名利理念”，在金钱欲望的驱使下，用一张利嘴将黑白颠倒。故事的最后，却也正是这位以钱本位为价值取向的律师，化身为约翰·福特西部片中的勇士，在黄沙漫天的无人区里，策马、扬鞭、奔腾。“回来是为了啥？”，不为钱、也不渴望英雄救美，而是对自我人性的救赎，对他人善意的将心比心。在这片“生人勿进”的无人区中，“他者”的不在场放大了个体自身的本能与欲望，缺乏他人注视的贪婪、残忍与冷漠在影像建构的想象场域中野蛮生长，如同徐峥扮演的律师潘肖，看尽纷纷扰扰后的内心独白，“在这野兽横行的远古时代，并没有人在树下为我放哨”，社会失衡状态的愈趋严重、人性欲望沟壑的难以平复、法律意识的淡化、社会信任关系的破裂，种种因素的累积附加，催生出一个步履蹒跚的“红弯公路”。人们小心翼翼地婆娑其中，欲望、暴力、危机感潜伏在周围，既害怕流血与受伤，同时又被外界的诱惑与自身欲望的膨胀围绕，纠缠，变异直至最终行为选择的出现。本能、欲望的横冲直撞，撞上了尚未彻底泯灭的人性底光，是诱惑、劝降、生死威胁，还是守护、保卫、坚持不放。“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莎翁式的经典哲学命题再次牵出人们心中的困顿。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传统认知意义上的坏人、好人，抑或着是长于察言观色、着眼于现实的聪明人，谁能逃离？谁又能真正的解脱？

电影是为观众讲述故事，但不仅仅是讲述一则简单的故事，或是被称之为“一票子买卖”的商业运作。作为商品消费社会下的一种文化商品，在其文化属性层面，电影是创作者站在某种角度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认知、理解、看法。犯罪片在诉诸暴力、性及其他本能欲望于银幕的同时，也在积极回应对社会、人性，甚至于“何而为人”的思考。如同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的整体结构，三者相互作用，互为制约。而回到当下，正处于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人们急速膨胀的欲望诉求常常与尚未健全的法律法规、法律道德意识淡化等社会存在的问题“会面”，社会普遍存在的竞争机制使人们忙于为生计、生存奔波，而对自我内心的自省与关照变少。中奖、中彩票，以及因世界杯兴盛的地下赌球产业，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也暴露出人们对于物质欲望的极度渴望。人性本真与本能欲望的矛盾冲突难以协调，现实的出口在哪？电影给不了真正的答案，但从受众接受的层面而言，犯罪片中激情的暴力宣泄，无疑让受困于现实之中的人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放空的出口。

文献参考：

[1]. 孙肖.《当下中国内地犯罪片的叙事研究》[R]. 郑州大学，2017年

[2]. 谢利 著 何秉松 译.《犯罪与现代化》[M].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3]. 孙肖.《当下中国内地犯罪片的叙事研究》[R]. 郑州大学，2017年

[4]. 姚睿.《电影文化、艺术与商业的成功融合——影片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影》，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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