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利林 王建英：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农村正步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推动下，农村土地利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各类规划与整理的实施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形态与优化调整。在此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作为推动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研究丰度、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指明中国相关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将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历程归纳为：西方乡村地理学影响下的农村聚落景观描述阶段、人民公社化运动背景下的感性认知阶段、农村聚落地理学视野下的理论框架构建阶段、乡村转型发展驱动下的居民点空间理性重构阶段等4个阶段。其次，从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区位评价与影响因素、形态特征、布局演化及驱动机制、布局优化策略以及研究技术方法6个方面对其进行归纳和总结。最后，在与国际相关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重点研究领域应当集中在：制度变革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理论框架的完善；城乡一体化引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重配与体系重构；规划与整理推动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要素的细化与深入分析：资源约束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下的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控制；GIS技术支持下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机理探索与趋势预测；多学科融合视角下的综合性分析与研究成果的应用性研究。

【关 键 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进展/中国

2013年中国乡村人口约为6.3亿，考虑到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增长，预计2030年仍将有大约6亿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可见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居民点仍将是中国农村人口聚居的主要形态和场所[1-2]。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渊源、生活习俗、社会经济等原因，以及缺少必要的规划引导与增长控制，造成中国农村居民点普遍存在形态、布局、用地散乱，用途与功能配置不合理，生产、生活功能配套缺失等问题[3-4]，这极大地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持续关注。

关于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学者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5个方面：①农村居民点区位影响因素。英国学者Robert较早对村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做出系统划分，指出应该从点和位两方面对农村居民点区位选择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并认为这些条件会随村落单元的发展而改变，以使该区位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和适应性[5]；②农村居民点等级结构。19世纪30年代，Christaller对德国南部居民点规模、当地的服务等级以及居民点之间的距离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此后Losch、Isard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奠定了区位理论基础[6]；③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Pacione对欧洲不同地区的农村聚落形态、聚落类型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将居民点空间分布归纳为规则型、随机型、集聚型、线型、低密度型和高密度性6种类型[7]；④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变。法国乡村社会学者Mendras在总结1980年代乡村复兴时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政策制定、家庭经济收入变化、人口增长等对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变具有显著影响[8]；⑤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异。Knapp研究指出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都可能导致不同类别的农户产生不同的居住需求，进而导致以往建立在传统血缘或亲缘基础上的农村居住空间结构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开始发生分异[9]。

近年来，西方学者更加注重从微观视角探索农村空间单元的内在联系，同时强调自然、空间与文化融合的结构演化。如为促进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Njoh指出在政府资源日益短缺的现实困境下，“市政议会”、“非政府组织”、“公众参与”等为农村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选择[10]；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内部功能转变，Nath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农村居民点的形态、功能和空间结构发生急剧改变，并从“空间重构”、“适度规模”、“功能结构”等视角对农村居民点的功能转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11]；为划定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Porta等在对居民点内部功能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主张对居住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进行隔离，并提出基于人口迭代的贪婪算法对居民点的边界进行自动识别[12]。从近年西方学者的研究趋向来看，农村居民点在微观尺度的演变受到关注，居民点内部必要的生存空间及其附属设施成为改善农村居住空间结构的重要载体[13-14]，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对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冲击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对居民点优化机制的考察出现经济、制度、文化转向[15]。

西方相关理论与方法可为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但由于西方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发展及其空间演变研究比较缺乏，导致应用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适用性有待改进。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研究丰度、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因此，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历程全面回顾的基础上，从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区位评价与影响因素、形态特征、布局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布局优化策略以及研究技术方法6个方面，着重对国内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找出其与国际相关研究的差距，进而指明中国相关研究未来发展方向。

1　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历程

在西方相关研究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主要是从乡村地理学和聚落地理学的视角展开，并逐步形成乡村聚落地理学学科体系。中国学者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西方乡村地理学影响下的农村聚落景观描述阶段。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人文地理学者Brunhes的《人地学原理》传入中国，由此引导我国地理学界开始重视人地关系。该时期研究主要侧重于不同地形地貌条件下农村居民点的特征描述，如朱炳海和严钦尚的《西康山地村落之分布》、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地区乡村聚落和人口之分布》以及陈述彭和杨利普的《遵义附近之聚落》等。

(2)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人民公社化运动背景下的感性认知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居民点空间规划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引起农村居民点的性质、类型和分布发生根本变化，“并村定点”和“居民点分布规划”被认为是当时居民点规划中最核心的内容。由于该时期成果主要来源于学者们的实际工作体会，因此研究结论局限于感性认知层面。

(3)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农村聚落地理学视野下的理论框架构建阶段。80年代末，农村居民点被纳入农村聚落的研究范畴，金其铭对农村聚落地理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农村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阐述，并对中国典型地区农村聚落的形成、区域差异及其分布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进入理论框架构建阶段。

(4)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乡村转型发展驱动下的居民点空间理性重构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乡村发展步入转型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面临快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尤其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的各类规划与整理的实施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形态与优化调整。该时期大量研究从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揭示了国家、区域、省、县、村等不同尺度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与人地演化规律，该研究进入理性重构阶段。

2　中国相关研究重点回顾与评析

2.1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相关理论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主要孕育于不同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或社会环境，总体上乡村聚落理论是指导其发展的基础理论，该理论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的形成、发展及分布规律的研究，侧重揭示居民点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16]。如刘沛林等以传统聚落景观“意象”的内部相似性为前提，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域划分的主导性原则，将全国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和76个景观亚区[17]；周国华等将农村聚居演变的一般过程划分为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并指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聚落体系、聚居规模、聚居形态、聚居功能、聚居文化、聚居环境等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18]。

近年来，国内土地科学、乡村地理领域的有关学者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农村空心化、乡村转型发展、乡村空间重构等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示范，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刘彦随以实践总结为基础构建了新农村建设研究的地理学理论框架，评价了不同功能类型区的农村发展状态与机制提炼了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发展模式，阐明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与重点[19]；龙花楼基于乡村地域系统建立了我国农村宅基地转型的基础理论，提出和界定了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种乡村转型发展类型，建立了基于“地貌—产业—城乡发展”特征的乡村转型发展地域类型划分方法[20]；刘彦随等提炼并发展了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等基础理论，系统分析了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探讨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类型、阶段特征及其动力机制，构建了空心村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的成套技术方法，提出了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3]；龙花楼等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内涵，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并指出了乡村空间重构的战略[21-22]。

上述理论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提供了系统指导，但由于该研究是一个涉及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的综合问题，基于不同学科理论视角的研究是全面阐释该问题的必然需求，如诸多学着引入生态位理论[23-24]、生活质量理论[25]、光谱—阶梯治理模型[26]、共生理论[27]、预期理论[28]等对该问题展开了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探讨，这对该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形成了有益补充。

2.2　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是揭示居民点与各种环境因素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不同地区的居民点受区域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十分明显且差异显著。自然环境是农村居民点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影响居民点空间布局的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是地形和河流。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子对平原地区居民点的影响较小，但却是决定山区居民点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29-30]。河流对居民点的影响既要考虑生产生活用水的方便，还要顾及洪水线对生命财产的威胁[31]。此外，土壤侵蚀状况[32]、环境地质灾害[33]等自然环境因素也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存在影响。生产环境是农民通过有意识的社会劳动创造的人工环境系统，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生产环境主要是农地环境。姜广辉等研究表明，北京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与水浇地、灌溉水田、旱地及果园具有较强的空间趋同性，凸显居民点分布的生产取向[34]；倪永华等实证揭示，生产半径、出行时间和出行速度等对山区村庄布局调整具有显著影响[35]。生产环境中的自然资源环境(油田、植被、牧草地等)也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区位选址的重要因素，如吴春华等对阜新市研究后指出，矿产资源对居民点的分布有很强的吸引力，但考虑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会产生环境污染及后期的地质灾害，往往较靠近矿产资源的地区并不是居民点的最佳选择[36]。社会经济环境是暗含在农村内部的持续变动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的动态迁移具有决定作用。社会经济环境因素首先必须考虑公路的影响，公路作为农村重要的交通廊道，其可达性是制约农村空间发展的瓶颈，农村居民点呈现明显的沿公路分布特征[30，37]，且该特征在城镇化和“村村通”的驱动下日渐显化，甚至演变成为决定居民点扩张方向的关键因素[38]。距城镇距离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另一关键因素，通常居民点数量和规模与城镇距离呈负相关[29]，但部分地区二者关系却不明显[39]。此外，各种反映农村集聚状态的指标，如农村人口规模[40]、村镇等级规模[31]等，各种衡量农村经济水平的指标，如农民人均收入[40]、农村工业化水平[41]、农民生计方式[42]等，各种社会政策指标，如土地利用规划[43]、政府移民政策[44]等都会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产生影响。

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上述3种环境因素外，还受区位风水、文化习俗及一些突发性状况(如战争、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各种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明显，且同一因素在不同区域的作用程度也不同。因此，进行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不仅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还需开展主导当地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因素的典型性研究。

2.3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特征研究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是农村人地关系在各种环境因素的强烈牵引与限制下长期活动结果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不同区域和不同尺度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差异较大，学术界对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的描述大体上可归纳为两类。一是采取总体描述的方式，闫庆武等研究了徐州市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指出，随着研究尺度的变大，居民点空间分布的集聚性指数也增大，居民点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域在微观尺度上具有空间随机性、在中观尺度上具有轴带延伸性、在宏观尺度上具有面状集中性等特点[45]；关小克和曹子剑等研究表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在比较开阔的平原地区主要以团聚状分布，在半山区河谷地带主要以带状分布，在山区的分布则比较散乱，在用地规模方面平原区＞山区＞半山区，集中性表现为山区＞平原区＞半山区，在斑块形状复杂性方面则为平原区＞山区＞半山区[46-47]；张霞等指出重庆市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面积大、分布密度小，且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由丘陵向低山过渡区居民点数量增多、单个居民点规模变小，其空间分布集中度较低，低山区居民点分布比较零碎，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特征[48]。

二是采取分类描述的方式，如从规模特征来看，梁会民等将黄土塬区居民点空间分布表述为大村、中村和小村[49]；从分布特征来看，陈振杰等将桐庐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划分为团状分布、带状分布、分散分布等3种模式[44]，李云强等将栖霞市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表述为随机分布、集群分布和均匀分布[50]；从形状、密度、地形等特征来看，王婷等指出衡阳南岳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呈现点状、线状、面状3种形态，其中以点状布局为主[51]，王焕等考虑了居民点的密度特征，将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划分为低密度块状、低密度点状、高密度点状、高密度条带状4种类型[52]，马晓冬等进一步增加对地形因素的考虑，将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划分为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等8种类型[53]。

无论是从总体描述还是从分类描述的角度，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特征主要依靠农村聚居斑块来刻画，而聚居斑块的分布又是农村人口居住地空间分布的表征。因此，可以说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特征反映的是农村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形态、规模及分布，该形态、规模以及分布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若干重大转折，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54]。

2.4　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化是在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前提下，一个由自然资源条件、区位可达性、社会经济水平等综合作用的区位择优过程[55]。Tan等指出过去30年北京大兴区农村居民点呈均匀分布，居民点规模因住房面积增加、人口移民增加以及居住条件改善等原因增加了一倍，居民点的形状更加规整[56]。邓南荣等研究表明，20年来晋江农村居民点规模不断扩大，平均规模增长了77.74%，在空间形态上，农村居民点边界越来越破碎，在空间分布上，斑块间邻近距离不断缩短，平均最邻近距离缩短了37.44%，呈现出集中连片、密集分布的特点[41]。周伟等指出，三峡库区近30年农村居民点多分布在城市周边地区且沿河岸分布，其对耕地占用的依赖性逐渐减轻，居民点用地变化区域差异比较大，规模在逐渐扩大，呈现由居住分散逐渐向居住集中发展趋势，居民点紧凑度相对较低，集约利用的潜力较大[57]。

由于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化揭示的是在漫长时间过程中居民点空间形态的变化规律，因此其驱动机制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考察。一方面，以自然条件、地理区位等空间属性因子为约束力或增长力，如关小克等研究表明平原区农村居民点因缺乏地形约束而扩张较快，山区居民点则受限于地形而缺乏增长动力[46]；宋明洁等对荆州市93个小城镇研究后指出，可达性好的小城镇周边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良好的耕地和水源条件也会吸引居民点集聚[58]。另一方面，以城镇化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生计策略转变等时间属性因子为扩张力，如Liu等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城镇化推进和政府政策引导的双重驱动[59]；吴旭鹏等指出生计方式的转变驱使农民沿公路或向城镇周边等有利于生计发展的区域集聚[60]。事实上，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演变更多地表现为两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如贺艳华等指出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应不同，并相互制约与影响[61]；周国华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基础因子、新型因子与突变因子3类，并指出基础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传统农村聚居特征的延续，新型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是促进农村聚居的转型，而突变因子的驱动作用则可能带来农村聚居的突变，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聚居演变的“三轮”驱动机制[15]。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演化程度在城镇化的影响下日益激烈，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规划引导与增长控制，导致布局不合理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主要表现为生存性不合理、功能性不合理、规模性不合理、结构性不合理和体制性不合理等方面[62]。特别是现阶段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同时，乡村人口转移并未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缩减相挂钩，农村居民点外部扩张与内部“空心化”并存[4]。在此背景下，探索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化及其内外驱动机制有助于为其增长控制和布局优化提供支持。

2.5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策略研究

布局优化是解决当前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与土地低效利用的重要途径，目前采取的优化策略主要包括等级优化、撤并优化、农户主导优化、功能主导优化等模式。①等级优化模式。一是基于“等”构建垂直体系，如邹利林等借引Okabe和Sadahiro提出的有层次地组织空间数据的方法，利用加权Voronoi图将长阳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重点城镇村、优先发展村、有条件扩展村、限制扩展村、第五拆迁合并村5个等级[1]；二是基于“级”构建水平体系，如王成等对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予以实证，构筑了生产功能型、服务功能型、生活功能型3种农村居民点组团，并在村域尺度下予以空间表达，形成“一轴一带三团”的村域空间布局[27]。②撤并优化模式。谢保鹏等在不打破村界的基础上，按照区位条件将临夏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发展型、保留型、挖潜型、并点型和迁移型5种优化模式[63]。③农户主导优化模式。曲衍波等基于农户自身特征及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需求与偏好，确定平谷区农村居民点优化的4种主导模式，即城镇转移模式、产业带动模式、中心村整合模式和村内集约模式[64]。④功能主导优化模式。Long等依据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异，将中国东部沿海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农业生产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业、旅游业与服务业主导型以及平衡发展型[65]。

从目前研究思路来看，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主要是依据自然、社会和经济等综合状况将居民点划分为不同类型，进而制定相应的优化策略。因此，实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首先应依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农户建房的周期、优化意愿及目标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优化策略[66]；其次，在优化过程中要对所选取模式的组织、方法、机制、程序与筹资等方面的实施和运作方式展开细致探讨[26]；再次，要针对不同优化模式探索治理路径的选择方向并评价其实施效果，以改善和提升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实践绩效[63]；最后，推行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既要遵循人地演化的客观规律，避免集聚进程的“大跃进”、集聚要素的功利性以及对历史文化延续的忽视[67]，还要注重政府推动、规划引导与农户意愿的有机统一，切实使农民成为优化活动的主体和受益者。

2.6　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技术方法

从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全过程来看，其研究技术方法大致经历了以定性为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量为主和以“3S”技术大量应用为主3个阶段。由于前两个阶段研究成果有限，而后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较多，因此可以说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是以“3S”技术为主进行量化研究的学科体系。纵观各成果文献，可将其大体上归纳为3类。

一是利用GIS软件空间分析模块或与RS技术相结合。GIS软件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研究提供了高效的技术手段，如孙华生等应用GIS的空间统计、叠加、缓冲、变换、量算和查询等功能，对仙居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68]。GIS技术与RS技术结合是“3S”技术应用于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的未来趋势，田光进最早将RS与GIS技术相结合，用于比较研究平原地区与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69]，随后王青、于淼、Long等将该技术方法进一步进行了演绎和深化[23，32，70]。二是GIS空间分析功能与景观生态学指数相结合。GIS空间分析与景观指数的结合能较好地刻画研究对象的空间格局，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研究[31，34，51]。三是GIS技术与其他相关指数与结合。如车明亮等引入分形几何学中分维的概念，揭示了平邑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其影响因子间的分维特征[40]；刘明皓等引入最邻近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和Voronoi图及其变异系数3种点模式分析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重庆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模式[71]；闫庆武等运用样方分析法、最近邻距离指数函数、热点探测技术研究了徐州市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与模式[45]。

尽管GIS技术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但其他方法也对该研究形成了重要补充。如吴旭鹏等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农民生计多样性对居民点布局的影响[60]；周婧等采用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等方法，研究了云阳县568户农户兼业行为与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化的相互关系[42]；姜广辉等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北京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变化的内外驱动力[72]；贺艳华等采用样点分析与样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61]。

3　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展望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国际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①相关研究还不成体系，主要的研究成果之间相对独立，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整合有所欠缺；②从研究内容的深度上来说，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环境、价值取向等深层影响因素的研究不足，尤其是对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变革、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背景下的居民点布局优化机制分析仍相对欠缺；③从研究内容的广度上来说，农村居民点在微观层面的布局特征与优化策略明显滞后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的研究，对农村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制度空间等空间形式的研究有待加强；④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对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如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人工智能模拟等的应用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居民点增长边界管理、内部功能优化、趋势预测等实践方面的应用仍然不够。因此，未来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将面临以下一些新的课题：

(1)制度变革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理论框架的完善。自从金其铭将农村居民点纳入乡村聚落的研究范畴以后，已有诸多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展开理论层面的探讨。然而，由于受经济转型过程中户籍制度弱化与土地制度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空心化、农民阶层分化、农村土地流转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理论在指导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实践方面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有必要对制度变革背景下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理论框架展开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2)城乡一体化引导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重配与体系重构。随着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引导下的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重配与体系重构已经成为其布局优化研究的必要命题。为此，今后研究应当从农村公共资源投向、农村经营方式转变、农村土地功能利用、农村居民点景观重塑、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等方面实现区域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空间重配，并在掌握居民点空间布局特点与演变趋势的基础上以规划为引领，推进土地规划、城市规划以及村镇体系规划的融合与衔接。

(3)规划与整理推动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要素的细化与深入分析。近年来，尽管在各类规划与整理的推动下，农村社会环境显著改善、农民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模式也逐渐进入机械化阶段，但这一系列民心工程的实施却忽视了浓郁的农村人文情怀，割裂了农民生活与生产间的有机纽带，打破了农村均衡的人地关系，造成了农村社会集聚的空间分异。因此，在规划与整理的推动下，从人文视角对农村居民点空间要素展开细化与深入分析，对促进其布局优化的和谐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4)资源约束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下的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控制。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点总体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减少而用地总量却仍在增加，居民点空间集聚增强但形态却呈现不规则状态，这充分说明目前农村居民点增长仍处于一种失控状态。农村居民点的发展一方面应充分顾及农民的生计需求，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社会生态需求。特别是在当前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大力开展以“资源约束与生态可持续”为主题的农村居民点增长边界控制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5)GIS技术支持下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机理探索与趋势预测。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成果产出日渐丰富，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GIS技术的大量运用。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对GIS技术的运用基本停留在空间分析、统计、叠加、缓冲等基本功能层面，对基于GIS软件平台模型的参数设置、数据采集与处理、类似方法比较研究以及二次开发等方面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尤其是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机理探索与趋势预测方面还鲜有涉及，这为GIS技术的深化运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6)多学科融合视角下的综合性分析与研究成果的应用性研究。农村居民点的区位选择、布局演化与空间格局优化是一个涉及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诸多要素的复杂过程。简单地从单一学科视角“窥见”居民点布局优化的内外机制，只能起到“略见一斑”效果，只有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集成研究并建立综合性分析框架，才能全面捕捉其暗含的内在规律。此外，如何将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农村社会实践也必将是该研究未来发展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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