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失败者历史的研究”笔谈

　　编者按

　　人们常常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历史上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他们都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揭示客观历史全貌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重新思考“失败者历史”。关于如何界定“失败者”，如何撰写“失败者历史”，如何评价“失败者”等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参加本次笔谈的几位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希望本次笔谈能引起学术界对“失败者历史”的思考和讨论，并推动有关研究工作。

应重视“失败者历史”的研究

张顺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13年，在与同事的一次交流中，我谈到要重视世界历史上“失败者”研究的问题。同事很赞同这一想法。随之，我们举办了两次小规模的座谈会，主题就是“失败者历史”。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但讨论时与会者大多认为的确要重视“失败者历史”的研究。我自己关于写“失败者历史”的闪念，起初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在开展英帝国瓦解过程的研究工作。当我查阅英文资料时，发现有英国人把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力量称为“土匪”。这一称呼是不公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共开展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战后又领导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们是在为民族自由而战，在史书上却被人称为“土匪”。英国被迫殖民撤退时，把权力移交到马来西亚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手中，马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却长期被迫在丛林中战斗和生存。尽管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最终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的斗争推进了马来西亚独立进程，也为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马共为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但他们在史书上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我当时就想，谁来为这些“失败者”写出公正的历史？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一想法常萦怀于心。借此笔谈之机，就“失败者历史”问题，讲一点粗浅的思考和认识，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和深入探讨。

　　一、 历史研究要努力揭示客观历史全貌

　　揭示客观历史全貌，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加强“失败者历史”的研究。历史上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他们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实实在在的角色。恩格斯讲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失败者与成功者一样，都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单个的意志”，对历史进程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共同形成的。例如，一场战争的结局就是双方较量的结果。尽管战争结局是一方胜利了，一方失败了，但在战争的具体进程中，双方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历史进程正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要揭示历史全貌，就应该将双方活动都加以考察。忽视失败一方的活动，就会造成对历史进程认识的不全面性。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在古代，一场大战的失败往往意味着国灭、人亡、政息，这样撰写历史的权力就会完全落到胜利者手中。关于战争进程的记载、关于战争中失败方的描述与评价，也必然打上胜利者意识的烙印。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往往会碰到已经被曲解了的研究资料和见解。这是我们作为科学研究者必须注意到的。

　　学术界对失败者历史重视还不够，特别是从失败者角度来撰写历史，迄今尚缺乏深入的实践。历史学者们容易忽视或者淡化“失败者”的历史，或者不能客观地、符合历史实际地认识和评述“失败者”的功过是非。而这是不利于我们揭示客观历史全貌的。

　　二、 关于如何确定历史上“失败者”的思考

　　何为“失败者”？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需要回答的。我有以下几点初步思考。

　　第一，“失败者”既可以指历史上某个具体的人，也可指某个特定的群体。具体的人，如汉尼拔、项羽、王莽等人，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失败者；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如被罗马人摧毁的迦太基、走向衰亡的古代埃及文明、被欧洲殖民主义者毁灭的印第安文明，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失败者。

　　第二，历史上的“失败者”，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指带有最终失败性质的“失败者”，而不是指暂时的、局部的、某一特定事件中的失败者。例如，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而消失的民族，或一定意义上讲，被征服了而未能复兴的民族、国家或文明，是最终的失败者。而那些局部、暂时的失败者则不具有“最终失败者”的性质。譬如，温泉关战役中的失败者，就不是“最终失败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在希波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方是希腊，而不是波斯。从一定意义上讲，真正的失败者在失败之后，就完全丧失了撰写历史的权力。温泉关战役中失败一方和胜利一方，都没有丧失撰写历史的权力。甚至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更大的是“失败”方留下的历史记载和解释。又如，在越南抗美战争中，失败一方是美国，然而在国际学术中，美国这个“失败者”却掌握着史学话语主导权。苏联解体后，苏联可以说是“失败者”，苏联的历史不能由苏联人自己来写了。但是，作为苏联的主要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却拥有撰写苏联历史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不是完全的失败者。同时，苏联解体虽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并不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今天和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力量仍然可以为苏联撰写公正的历史。

　　第三，历史上一些“失败者”的身份是复杂的，对其评价也可能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在某个时期被视为“失败者”，在另一个时期就不一定被视为“失败者”。同时，一个具体的人在历史上成了失败者，但他也可能取得过了不起的成功。例如，在遭受“滑铁卢之败”前，拿破仑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立下过赫赫战功。他成了法国历史上的伟人。尽管拿破仑本人最终失败了，被流放后客死孤岛，但法国可以东山再起。拿破仑之后，法国实际上长期保持着欧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拿破仑的功过是非也能够得到历史学者的重视。一定意义上讲，拿破仑既是失败者，也是成功者。屈原是历史上的“失败者”，在生前政治上失意，深感祖国处于危机之中，而又无法施展匡时救世的才华，最后自沉江底，楚国不久也被攻灭。但屈原在流放期间留下的诗篇被千古传颂，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屈原崇高的爱国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也可以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总之，我们要历史地、动态地看待“失败者”。

　　第四，从一定意义上讲，“失败者”应该主要是指那些为了正义事业最终遭到失败的个人和群体，而他们又丧失了撰写历史的权力。不是任何遭受失败的人或群体都可同样地被视为“失败者”。被击败、被惩处或被消灭的奸臣、卖国贼、侵略者不能被简单地称为“失败者”。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为正义事业而失败的人与为非正义事业而失败的人要加以区别。不能把被击败的侵略者与为保卫家国而战败的英雄相提并论，不加区别地称为“失败者”。那些在科学探索中与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的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失败者”，但他们的探索无疑又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 如何撰写好“失败者历史”

　　要撰写好失败者的历史，第一是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如实地描述失败者的活动，客观评价“失败者”的历史地位。这是我们开展失败者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公正的关于“失败者”的历史。

　　第二，要有意识地加强对“失败者历史”的研究。学术界对失败者历史的研究还不够，一些历史著作描述的往往是胜利者或成功者的历史，“失败者”只是扮演了成功者的陪衬。为了更好地全面展现历史，揭示历史发展趋势或规律，我们应该加强失败者历史的研究，揭示失败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努力挖掘关于失败者的新史料。在历史上，关于失败者的材料往往比较少。例如，许多被击败、被奴役、被消灭的部落、酋邦、王国等，在古书上或今人著述中被谈得很少，往往只是被附带地提一下。许许多多的“失败者”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甚至不为人们知晓。同时，关于失败者的许多材料，也是胜利者留下来的，不一定客观地反映了历史实际。特别是前朝的历史由后朝来写，就很容易由于阶级或民族利益冲突，或由于新旧意识形态的矛盾，史实和史观上难免有局限性。从科学探讨的角度出发，今天的学者既要重视成功者的历史，也要重视失败者的历史，重视从“前朝”的角度来审视由“后朝”拟定的前朝史。

　　第三，可以尝试从失败者的视角来撰写历史。一是以“失败者”为主题设立研究课题，推出学术著述；二是在历史著作如通史性著作中增大失败者历史的分量；三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失败者”。加强失败者历史的研究，还有利于我们扩大历史研究的思路和视野，以便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认识历史。

　　第四，研究失败者历史要立足于总结“失败者”的教训。历史发展进程中成功者的经验固然值得总结，失败者的教训也需要总结。研究失败者的历史要特别注意总结教训，考察和分析历史上某个人物或某个群体为什么失败了，从历史的视角开展深入研讨，揭示历史真相，以启来者。

历史不应只由胜利者来书写和褒贬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自然不是人们实际活动的第一手历史，而是被书写成文的第二手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在以前的时代的确常常如此，但我现在想质疑这句话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书写、发表、传播技术的巨变，或已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已不再可能仅仅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和褒贬来书写了，甚至也不会仅仅由哪怕是比较客观公允或具有超越精神的胜利者来书写。这不仅是指胜利者的观点和态度将有所调整，而是说不仅旁观者，失败者也将可以大量地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样，历史就将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成王败寇史”。

　　这并不是说，历史将会是一部评价完全反过来的“败王成寇史”，或者认为历史的主流话语将一定会由失败者来提供，而是说历史将由此呈现一种多样性和多面性，而这样的比较全面的历史或将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相信历史还是有一种基本的真实或真相的，而且同意兰克所说的历史写作者应当努力追求“如实直书”。“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句话常常被误认为是胡适的原话，但这句话至少表现了一种现代比较流行的、具有相对主义倾向的历史观。而我们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句话，还是可以将“打扮”理解为从不同的立场所进行的对历史的解释，或者理解为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尽管理论解释和观察角度可以有种种不同，一个比较基本真实的历史核心还是存在的，即那还是一个“孩子”甚或“女孩子”。

　　而对何谓“失败”与“成功”，以及“失败者”与“成功者”，我们或许也还要有一些辨析。“失败者”与“成功者”可以指人物，也可以指一个团体、一种势力、一种运动、一个政党或阶层、阶级，等等。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主要说人物，虽然他们也无疑总是代表着一种力量、利益或理念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失败”与“成功”，将主要是行动领域内的，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成功与失败。的确，这一领域内的“成败”有它的确定性，也相对好辨认，比如说，某些人政治上的成功和失败常常就被理解为获得或巩固了政权，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乃至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其政治理念，等等。

　　但是，这种行动或“立功”领域的“成败”还是有局限性的，会和“立言”的思想观念领域和“立德”的道德领域不相称，不吻合甚至成反比的，另外其本身也还有一种从多长的时段看的问题。秦始皇成不成功？他灭了也曾相当强大的六国，统一了当时的“天下”，建立起一个福山所说的“第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却旋即因迷信暴力和专制“二世而亡”，为后世留下持久的争议。希特勒算不算成功？他也曾让德国的经济从危机萧条转入飞速发展，使国土大量扩张，国民扬眉吐气，但不久就因其暴虐残忍的侵略扩张而使一度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他们或曾是“成功者”，但更是“失败者”。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人物，比如恺撒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拿破仑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但自身很快就在历史上湮没无闻，从后世看远比雅典的影响要小。中国春秋时期，吴国灭了越国，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反过来又灭了吴国，但我们还知道多少，灭了吴国之后的越国的事情？它也很快湮没无闻了。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影响较小、比较明显的政治上的“失败者”曾经也是成功者，否则他们早就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了。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历史也的确不能是简单地从行动领域内的“成败”来观察，更不应简单地从一个短时段内的“成败”来观察。我们且不说另外的观念和精神领域了，涉及政治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和精神领域影响巨大的人们，在政治领域几乎常常都是“天生的失败者”。被卷入政治审判且被处死的苏格拉底、耶稣当时被人看作“失败者”，有政治抱负的柏拉图、孔子也都可以说是政治领域的“失败者”。但有多少人比他们在观念和精神领域更为成功呢？所以，中国古代先贤所提出的“三不朽”是有道理的，是比较全面的衡量事，更是衡量人的标准。当然，这也是历史领域内的，而非超越信仰的“三不朽”，即中国古代先贤认为在历史中，而非永恒的彼岸长存的，不仅有正面的“立功”，还有“立言”和“立德”，而“立德”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如果说除了成败没有另外的标准，世界将只会是一个纯功利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把人降低为纯粹动物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这就构成了一个胜利者应当尽量比较客观公允，乃至让失败者也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理由，即成败不能完全取代道德的评价，后者不能完全由前者来决定。这和走向开放与多元的现代世界潮流也是吻合的。而我们即便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中，也还是能看到这种宽容精神的一些特征。不谈各种野史笔记，即便是作为传统正史的二十四史，司马迁作为胜利者的汉朝的“太史公”，但同时其本人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刑余之人”，他所写的《史记》还是非常客观和公允的。例如，他对项羽的“悲剧式英雄”的描写，对一些刘姓皇帝皇室劣迹的揭露和讽喻，给予伯夷、叔齐、孔子、陈胜、吴广这些政治上并不成功者以较高地位，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权力角逐中的失败者表现出的同情和理解，也显示出他的大度。他对这些失败者绝没有在道德上进行“污名化”，对其中有些人甚至是相当赞许乃至敬仰的，他对政治的胜利者也没有大唱赞歌。这也许和汉代文网不密以及他自己的道家思想都有关系，加上他的个人史学才华，遂使《史记》成为中国正史中一部最富有才情和独创性，同时也最富有兼容并包精神的开山之作。到了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这是由作为胜利者的清朝官修，集体撰写的，在体例和史料上应当说更为严谨，更为考究，但文网也已加密，观点相当正统。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种对失败的前朝人物的相对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而不是持一种胜者皆善、败者皆恶的思维。

　　还有一种旁观者撰写的历史。甚至从长远来说，最好的、最真实的历史可能还是旁观者，也是比较客观者撰写的历史。有些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必须是隔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得比较清楚。而这时的历史书写者已不再是利益的当事人，不再容易受偏见的纠缠。有些善果或恶果也在较长的时间里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现。

　　不过，我们这里还是要着重讲失败者自己书写自己历史的意义。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失败者，有些失败者其实可能正是思想和道德上的先行者，实践某些后来大行其道的理念的先驱者，只是因为太超前或时运不济而失败；还有些成功和失败者在思想和道德上可能是“半斤八两”，只是在实力或武力的角逐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但的确也还有不少不仅在政治上失利，也在道德上失德的失败者。第一种失败者自然应当尽力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且，只要他们能够书写和传播自己的历史，他们实际上就不会完全失败，甚至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书写”（广义的历史“书写”也包括口传、授徒讲学等）给他们带来了最后的胜利。孔子周游列国失败后尽全力整理历史经典，撰写《春秋》，对春秋时代的成功者和失败者有自己的道德褒贬，而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也就因此留传下来了，他不能“为当世法”，却可以“为后世法”。如果这些失败者完全不去“书写”，他们也许就真的完全失败了。

　　而即便是上述最后一种政治和道德上都堪称失败的人们，我觉得也应当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自己撰写自己的历史，如此不仅可以留下大量的史料，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不易看到的历史侧面。而且，失败且失德者也不就是始终如此，一生如此，他们也曾成功过，也做过一些好事。这样，人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就会更加丰满，更加接近真实。有些失败者撰写的文字中自然还是会有掩饰或者美化，或者含有陈旧的偏见。但这种现象不仅在失败者那里存在，在胜利者那里也同样存在。公正的历史评价恰恰是要通过分析、梳理和比较各种各样的史料，包括各种有偏见和谬误的史料来形成。追寻历史的真实最怕的是完全没有史料，将档案尽行封锁，或使众人钳口；次之是只有“一家之言”、充斥片面褒贬的史料；而有各种各样见解和观点的丰富史料恰恰可以为形成比较客观公允的历史研究和评价开辟道路。

　　我们还要注意近数十年高科技的飞跃发展给思想学术的自由开放所提供的前人难以想象的便利条件。在传统社会，以至于霍布斯鲍姆所称的20世纪“极端的年代”，要保留、传递、出版文稿，甚至写作都很困难，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书写历史的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发明了印刷术的传统中国的文化，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已算是比较先进，一般的写作也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政治历史的写作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过去刻版印书也需要颇大的财力。据说宋遗民郑思肖写出自己的《心史》之后，只能以铁函沉入井中，在四百年之后的明末才被发现。明遗民王夫之虽然在其隐居时写出自己的大量作品，但也只是到了近两百年之后的晚清，其作品才由曾国藩兄弟所设的金陵书局大规模地刻印其遗书。但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廉价和容易地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写作，且很容易在网络上收集到各种历史典籍和资料，并将自己的作品分多处保存于各种介质，如优盘、硬盘乃至云端。一个小小的芯片就可以储存无数的资料、文件和书稿；而一次轻轻地点击也可以将大量书稿、照片、摄像等资料轻易地传递出去。当然，任何时代、任何情况都还是会有政治和行动领域的成功者与失败者。甚至我们也不敢担保人类自此之后就不会有历史的逆转和倒退。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至少可以说：一个失败者完全可以参与书写自己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失败者有自己的历史吗

张旭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一个可以被称作“个体化”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历史不再被视为大规模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果，历史研究的对象也进而从结构性的宏大问题转向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史学的个体化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传统认知，它将不论是研究历史规律的“大写历史”（History）还是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小写历史”（history）都予以彻底解构，不但否认了历史的单一性，强调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数特征（histories），也否认了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代之以对历史经验和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重视。

　　史学的个体化不仅是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也为历史撰述开辟了诸多新领域。在英国，以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的“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较早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普通个体。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在评价该书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时，曾指出：“汤普森笔下的历史不是抽象的经济和政治进程，也不是伟人和名人活动的记录。该书关注的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经验、价值观念、思想、行动和欲望。”随后，在意大利、法国、美国相继兴起的微观史、新文化史和记忆研究等进一步将历史学家的兴趣从对精英历史、结构性社会变迁的关注，推向对极具个性的个体历史的偏好。

　　尽管一些现代主义者对史学个体化背后的后现代倾向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摒弃了历史研究的理性主义法则，并最终会走向野蛮主义。但对史学个体化的践行者来说，个人的行动、经验甚至心态反而有助于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和更为民主的史学图景，让人们能够注意到那些被忽视的和被压抑的社会群体，当然也包括“历史上的失败者”。严格来说，历史上并无所谓的“失败者”，因为“失败者”与“胜利者”都是依据特定语境而言的。一场战争或政治运动的“胜利者”，往往会随着评判体系的变化成为“失败者”，而短时段中的“失败者”在经历长时段的磨砺后，最终可能会跻身“胜利者”之列。

　　然而，即便在这种被设定了二元价值对立的现代史学中，所谓的“历史上的失败者”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他们毕竟还是被纳入现代史学寻求合目的性的话语体系中，即使作为“胜利者”的注脚，也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甚至还有被“翻案”的可能。历史上真正的失败者应当是那些淹没在现代史学的宏大话语之中，隐藏在种种结构性问题之下的个人和群体。他们有着多种称谓：边缘者、局外人、底层人、小人物，等等。现代史学的排他性不仅将他们排除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之外，更让他们失去了自我表述的能力。正如马克思在论述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法国农民的政治地位时指出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这种无法代表自我同时又受到他人宰制的状况，使得发现和复原失败者的历史显得异常困难。

　　首先，失败者不能书写自我的历史；其次，有关失败者的历史记录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主导话语之中。由于并不存在一部失败者自我撰写的历史，历史学家只能从主导话语的缝隙中去发掘失败者的踪迹，只能透过宏大叙事的众声喧哗去倾听失败者微弱的声音。不仅如此，在遗存下来的关于失败者的各种记录中，他们的真实欲望也很难被轻易发现。因为这些记录被霸权话语加以层层掩饰和改写，已经与人们所看到的字面上的最初含义相去甚远。借用德里达关于“白色神话”的比喻，我们可以说，失败者的历史被一种看不见的“白色墨水”覆盖在不断重写的文本之上，表达的是一种与其真实状况完全不同的意图。“白色神话”是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或理性所做的比喻。他认为，白色神话“这一形而上学从其内部擦去了产生了它的神话般的场景，但这种场景依然积极和活跃，它用白色的墨水镌刻，是一种覆盖在不断被重写的文本上的看不见的意图”。

　　重现失败者历史的困难与庶民研究学者在撰写庶民历史时所遇到的问题类似。“庶民”（subaltern）这一术语来自葛兰西的著作《狱中札记》，它指那些与统治阶级处于矛盾斗争之中的社会下层集团。葛兰西在谈及庶民阶级的历史时曾敏锐地指出，由于庶民集团受到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反抗和起义时亦如此，因此庶民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撰写庶民的历史需要大量的、往往难以收集到的资料。同样，在庶民研究学派的开创者拉纳吉特?古哈看来，庶民的资料不仅难以收集，而且更难从中获取庶民真实和有效的信息。

　　古哈在梳理印度农民起义和反叛的历史记录时发现，这些材料可以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和来源分为三级话语类型：官方的记录（第一级）；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同时代人的历史著作（第二级）；距离事件的发生已有很长时间的不代表官方立场的历史著作（第三级）。第一级话语因烙有深刻的殖民地当局的印迹而不能作为客观公允的史料加以使用；第二级话语虽然标榜客观性和中立态度，但作者的殖民地官员身份使之从文字和言辞上都对农民起义的真实意义进行了反向曲解。比如，他们用一种“糟得很”陈述置换并掩盖了农民起义“好得很”的实际情况，从而形成一种所谓的“反起义的文体”（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在第三级话语中，历史学家虽然努力做到如实直书，但他们所依据的材料依然是经过挪用的前两级话语，因此，哪怕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也无法让自己摆脱“反起义的文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这些历史学家同样无视农民的政治意识，并将农民起义中的宗教因素斥为迷信和狂热。因此，第三级话语不但不能揭示农民起义的复杂原因和深层含义，反而不自觉地成为殖民主义的共谋。古哈对此的评论是：“一旦农民抗争被收编于英国殖民统治、国家或民族的事业中，历史学家就很容易放弃他应该探讨并描述该抗争特有的意识之责任，而满足于把它归因于某种超验意识……仅仅把他们再现为某种其他意志的工具。”

　　与重现庶民历史所面对的困难类似，失败者的历史也被大量与之相悖的主流观念所掩盖和压制，呈现出碎片化和异质性的特点。考虑到历史撰述依然是职业历史学家的专属行为，一部失败者的历史也只能通过专业体制内的历史学家来书写。对那些献身于撰写失败者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如何避免受到先前塑造了失败者形象的主导话语的影响是关键。因此，这些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学会逆向阅读各种有关失败者的档案、回忆录和专著，从中挖掘出不同的信息。或者应当像人类学家那样深入失败者的内部做田野调查式的研究，以一种马林诺夫斯基主张的“土著的视角”（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对之做出同情之理解。或许还应努力摆脱传统史学建制的束缚，放弃他们被赋予的解释历史的特权，以一种更为民主的姿态去看待那些遭到排斥的失败者，将他们重新纳入历史的领域。

　　在现代史学创立之初，历史学家便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素养、职业道德和对史料的熟稔，将之打造成一门科学。但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却成为各种神话——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和政治神话——的制造者，历史也因之不再是对过去的忠实记录，而成为一种充斥着现实利益和欲望的神话历史（mythistory）。神话历史的形成需要建构一整套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体系，以便将不同的社会群体整合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整合的同时也意味着排斥，意味着其他人将无权参与历史，成为历史的失败者。长期以来，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总是在求真和制造神话之间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如果说启蒙运动的遗产在当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当下的历史学家应当相信他们能打破前辈的宿命，成为神话历史的终结者。唯有如此，失败者才会有自己的历史。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