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维新运动的性质、历史意义、失败原因及中日维新的比较

（一）维新运动失败之因

关于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目前学术界存在分歧：建国初，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一人——张元济，在回首这段事时，曾深有感慨地说“在当时环境之下，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断断无成功的可能，当时我们这些人要借变法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到后来才知识是一个梦想。”以往的研究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维新派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双不敢同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敢发动群众，不敢触及封建的土地制度。一言以蔽之，都是指责变法的参加者步子迈得太小，太怯懦。即不能反帝也不能反封建，这即可以解释太平天国失败，也可能解释辛亥革命的失败，还可以套在许多政治事件上，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不足以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

一般来说，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倡导变法的维新派及其所依靠的力量过于弱小，而反对变法的封建顽固势力过于强大。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是刚刚兴起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他们虽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但却不能给维新以强有力的支持。在此情况下，维新派所联络和依靠的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及后党。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在甲午战后，为挽救统治危机和与后党争权，有思变之心，但他们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掌握实权的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当变法面临失败时，维新派只得乞援于袁世凯；在政变前夕又四出活动，乞求外国出面相救，结果都一一落空。所以，软弱的维新派在顽固守旧势力反扑时，很快遭到失败。

2、从戊戌变法的起因来看，与其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提出的政治要求，不如说是一声在民族危机强烈刺激下掀起的救亡运动，因此显得准备不足，仓促发动，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力量有限，失败在所难免。

3、变法的失败与维新派在变法理论、策略和措施上的错误也有密切关系。维新派的变法理论主要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但这两部书刊行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反对者众多，接受者寥寥。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处不必说，就是维新派和帝党官僚也很少有人接受。康有为杂糅西学与今文经学构建起的变法理论，本身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因其学术上的过分武断和随意联合会而削弱了其说服力；另一方面因其彩“托古改制”的宣传方式既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又影响了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变法的指导作用。

维新派在变法策略和措施方面犯了激进的错误。戊戌变法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它的每一步骤、每一措施不仅应有进步意义，而且应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所承受，必须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但是康有为和年轻的光绪都有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急于求成。他们没有慎重地考虑改革方案，而是主张“大变、全变”。在短短的103天中，光绪皇帝先后颁了上百道新政诏令，社会难以承受。更何况这些诏令只有原则要求，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废八股，改策论，使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断送了前程，难怪他们中有些人声言要打死康有为；再如裁并衙门，没有任何善后措施，使一部分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在一夜之间便无以为生，这就不能不造成混乱。结果，变法除得到少数开明人士的支持外，一直未获得广泛的社会响应，反而不断地激起反对的声浪。这恰好给顽固派反对变法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导致变法失败。此外，维新派在对待慈禧采取了孤立与排斥的政治战略，对李鸿章等洋务派也没有尽可能地加以团结和利用，这都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关于改革中所犯的激进主义的错误，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可看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

（二）从中日维新的比较看戊戌变法的失败

1、明治维新与戊戌维新的异同

关于明治维新与戊戌维新的异同比较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宗旨路线相同，但客观上运动的侧重点不同。

两者都是以西方为榜样，以改革为手段，在保存封建政权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二元君主立宪）政治，目的是达到强国的目标。

明治维新侧重点在于政权的改革，以暴力夺取政权为前提，从封建幕府手中夺取政权，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意义。

戊戌维新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政治上收效甚微，主要是思想宣传比较明显广泛。

（2）两者历史背景相同，但领导层及其联系的社会力量不同。

两者都处于不平等条约约束下，面临列强的侵略，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比较薄弱，资产阶级都未成熟，不可能成为领导力量，其基础都是从地主阶级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派。

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是中下层武士为立国的基础，以与中央幕府分庭抗礼的地方强藩为依托，与豪商、豪农]手工业者保持密切联系。其群众基础比较广泛，受到支持更多。

戊戌维新的骨干是一些缺乏政治实践经验的成长于书斋的知识分子，不是成熟的政治家。其联系的力量主要是帝党及倾向于改革的官僚知识分子，缺乏实力支持者。

（3）双方领导集团不少特点相同，但气质、性格、能力、类型、精神面貌不同。

双方领导集团都是出生于封建家庭，都是中青年为主，都转变为资产阶级。

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是久经政治风浪，富于牺牲精神，精明能干，富于韬略，是杰出的政治家，善于运用政治权术，驾驭政治局势。天皇经过暴力夺权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具有实实在在的号召力，其政策措施能够得到贯彻。

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虽然也富于牺牲精神，但大都是书呆子型，缺乏政治经验，疏于政务。他们没有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没有政治家的气质。光绪皇帝只是一个无权皇帝，而且生性懦弱，其权力不足以推行变法措施，诏令往往得不到贯彻。

（4）国际上对两者的态度基本相同，但支持程度各不相同。

国际上各列强处于保持条约利益的考虑，希望中日两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故对改革持赞赏态度，但由于具体背景不同，中日两国地理、人口、资源的差异，列强对日本改革支持明显一些，对中国改革并没有明显支持。

2、产生上述差异的社会根源

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两国社会性质相同，但国内形势不同。都面临外国的侵略，都是封建制度。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国内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促成了强藩改革，成为维新志士登上政治舞台的先声。农民成为了反帝封建的原动力。而中国人民没有形成革命要求，从未出现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

（2）两国社会经济相同，但政治经济结构不同。两国都是出于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两国政治经济结构不同，工商业者政治地位和特点也不相同。日本出于商业高利贷阶段，农民经济解体程度比中国要高，出现了耕织分离，商人把买主和手工业作坊联系起来，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解体则缓慢得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抵抗是顽强的。商业、高利贷、土地三者合而为一，城市经济与贵族地主消费经济合一，商业资本基本上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商人阶层的商业网不足以打破自然经济，反而成为它的补充。

日本町人名义上地位低下，但实际上地位越来越高，统治者财政腐败，使藩主成为商人的负债人，不少商人占据要职，掌握财政权。他们与武士阶层联姻，变成一种新的贵族，事实上进入町人当家时代，政府是为其服务。中国的市民阶层从未取得日本町人这样的社会地位，不像町人那样有抗争性格，倒是仰仗清廷和洋人。维新派与其联系阶级关系松散，软弱无力。

（3）两国经历过封建专制制度，但历史传统及民族气质不同，知识分子地位作用也不相同。日本人从来不耻于向先进国家学习，鸦片战争前他们把中国作为学习对象。但鸦片战争失败后，日本从中汲取教训，从而向西方学习。日本维新志士对于《海国图志》学习透彻。而中国人历来好古不好今，保守性比日本深厚。《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战后写成的《海国图志》没有在中国流传，甚至绝版。中国的科举制度将士大夫纳入封建官僚体制，成为封建统治的后备军。绝大多数士大夫心甘情愿充当封建的卫道士，有志于西学的人反而被人歧视。

就知识分子来说，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下层社会，又条件接受社会实践的锻炼，与政治联系比较密切。而中国的知识份子都是出于书斋，与政治实践无关，书呆子气很浓，没有政治经验。

（4）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不同，国际环境背景不同。中国地大物博，在西方列强眼中是块肥肉，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希望中国有一定的改革，但绝不允许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维新派只是有限的支持。日本作为小国，地位不如那么重要，列强对其争夺不那么激烈。英国美国对于日本维新派支持比较明显，他们希望通过日本的强大对抗沙俄。而且，明治维新发生在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个运动使西方列强认识到，必须慎重对待日本，不能重新引发这种事情。而且，法国、德国、沙俄都忙于本国国内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变成了一个机遇。日本意识到要仿照欧美制度，提出脱亚入欧政策，也颇迎合西方的口味，有利于得到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从中日维新成败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维新运动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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