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之浅析西方条约体系与中国朝贡体系的斗争

长期以来，中国人讲究“以礼相待”；同时，重视对“中庸”之道的贯彻和严守；从而，导致中国不仅对外邦采取了相对“以礼至上”的态度，而且对臣服于“天朝”的藩属国也采取了“礼字当先”的外交方式。中国的朝贡外交体系，就是建立在相对和平共处且互利互惠的宗藩关系之上。被征服的国家或民族，在臣服于中国的过程中，承认中国为其宗主国，而自身则为中国的藩属国。藩属国对宗主国需每年定期进行进贡；或必要时，可派出使节朝见中国皇帝；以保持双边的良好外交来往。中国可在必要时执行对藩属国的军事保护，同时，也可以在和平的局面中，给予藩属国高度自治和自卫的权利。这种，宗藩关系属于名义上的“臣服”。藩属国仍然享有政权实体、集体自卫和高度自治的权利。

朝贡外交体系，是一种良性的外交结构或框架。当然，这种外交体系是指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中国或中原王朝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封建国际政治秩序的体系结构。具体的宗藩关系构建制度主要分为，①商周时代的畿服制度；②秦汉时期的册封制度；③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④元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由这四个构建制度所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完整网状等级体系的朝贡外交体系。朝贡体系的作用：①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和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②加强了区域间各国的经贸往来和政治联系；③促进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实现区域间，“汉化”影响的不断深化。

朝贡外交体系，作为深受“汉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而言，确实起到了促进区域间各国的某种文化上的“同化”作用。然而，随着中华文明在近代的“闭关自守”，东亚地区的朝贡外交体系，也在“无声无息”地趋于瓦解。这个因素，便是与之相对的西方“条约体系”对东方朝贡外交体系之冲击。西方条约体系的建立，事实上，开始于AD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AD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条约体系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最为主要的国际交流或外交体系。同时，伴随着条约体系的诞生，殖民体系也逐步成为欧洲国家在与其他弱小部族或者国家进行交往时，所产生的主导体系。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相互配合，形成了欧洲国家面对领土争端、经济冲突或对其他特殊政治问题的解决途径。从而，说明了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是一种以武力征服他国，建立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而为此进行服务、达成殖民主义国家奴役弱小民族或国家的一种惯例性外交体系。

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同东方世界直接接触，这几类国际关系体系之间的冲突便逐步发生。以中俄两国的边境问题为例，AD1653年，俄罗斯沙皇阿列克谢一世派遣使节出使中国，要求顺治皇帝向其称臣，以图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这种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而反过来要求沙皇阿列克谢一世前来北京朝贡。经过长期的武力冲突（爆发了两次雅克萨之战）和外交斗争，中俄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对方的实力，最终于1689年9月7日，两国按照欧洲国际公法的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此后，又在1727年8月31日相继签订了中俄两国关于中段和西段边界划定问题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实际上，上述条约均属于相对平等的“合理条约”；确立了两国，在国际交往方面的平等地位。

另外，英、法、荷兰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不断蚕食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从而，导致仍然处于朝贡体系当中的国家大幅度地减少，至清朝中期，仍然向中国进行纳贡的国家仅剩下7个左右。即朝鲜、越南、南掌（尼泊尔）、缅甸、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和暹罗（泰国）以及琉球。使曾经拥有近19个藩属国的大清，势力范围不断缩水。不过，此时的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未走向全面激化；朝贡体系的根基依旧比较稳固，也归功于乾隆皇帝的励精图治，为大清暂时守住了维持朝贡体系的核心地位。便使大清继续维持区域大国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惜，当1792年9月-1794年1月期间，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使团正式访华，西方的条约体系和东方的朝贡体系的正面碰撞则正式开始。英使马嘎尔尼在乾隆帝面前，提出了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相应的外交或经贸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最终拒绝；这便决定了古老的中国仍然希望延续以自身为核心或基础的朝贡体制的框架下，处理任何国家间的事务；然而，这样的愿望已经随着欧洲势力的不断进逼，成为了渐渐不可能出现的幻想。

中英两国之间，在鸦片贸易方面，渐渐显露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外交体系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类矛盾迅速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最终，酿成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导致鸦片战争的全面爆发。1842年8月，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大清帝国不得已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日暮西山前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首次以文件形式规定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国家往来需按照国际惯例执行，朝贡体系的基础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动摇。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朝贡体系又被一个又一个条约不断地削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以及《瑷珲条约》等）。直至1871年9月13日，中国清朝政府虽然一再以“大信不约”为借口拒绝同日本签订平等条约，然而，仍然被迫与日本方面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朝贡体系开始走向破裂。随着中法战争（清军以军事和战略上的胜利而告终。可惜，清政府鉴于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急于息事宁人而从越南撤出了军队）和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遭到惨败）后，使清政府不得已宣布求和，随着《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相继签订，朝贡体系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最终脱离了这一体系，朝贡体系宣告彻底崩溃。

从上述材料，分析可了解到西方国家通过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双重组合，配合战争手段和资本输出等侵略方式；不断地向东方冲击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朝贡体系。而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的基础上，这种政治结构，又是稳固在工业文明的经济基础之上。而朝贡体系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的政治构件之上，同时，这种体系，也是建立子啊封建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方向发展。支撑起朝贡体系的经济基础也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必然使朝贡体系的存在根基进行削弱。因此，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壮大，已经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的确立，而成为了世界惯用的外交体系；这必然已经决定了朝贡体系，作为封建时代外交体系的一种形式，无法再适合近代的时代发展规律；最终，还是走向崩溃瓦解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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