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喻海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争点解析（结合四个案例）

案例2的主要争议问题在于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包括存款、房产等财产状况信息，对此应无疑义。本案中，行为人获取的车辆信息已较为具体，通常认定为“财产信息”亦无不当。但是，综合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本书还是主张将相关信息不认为“财产信息”。主要考虑如下。1.如前所述，鉴于涉敏感信息的案件入罪门槛低，应当采用严格适用的立场，以控制打击面。2.犯罪应当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刑法适用的基本要求。本案中，行为人获取的车辆相关信息确实较为具体，符合“财产信息”的一般特征，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推销车辆保险，并非用于实施针对人身或者财产的侵害行为，故对其适用一般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更为妥当。

二、“违法所得”与“获利”的合理界分

鉴于非法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往往为了牟利，《解释》第5条明确规定违法所得5千元以上的构成“情节严重”；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构成“情节特别严重”。此外，《解释》第6条针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形，专门规定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5万元以上的，构成“情节严重”。从司法实践来看，具体案件中对“违法所得”与“获利”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

[案例3]行为人花费5千元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进而进行了加工整理。此后，行为人将上述公民个人信息以8千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

案例3的主要争议问题在于违法所得是否需要扣除成本的问题。这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所特有的问题，在其他刑事案件中同样存在。对此，有观点认为违法所得应当扣除5千元的购买成本，即认定为3千元；有观点则认为违法所得不应当扣除5千元的购买成本，即认定为8千元。本书赞同后一种观点，即对于此处的“违法所得”不应扣除成本。主要考虑如下。1.刑法中的“违法所得”，一般是指犯罪分子因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取得的全部财物。本案中，行为人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得了8千元的对价，将其认定为违法所得，并无不妥。2.从以往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来看，对于实践中需要资质的经营活动，行为人由于缺乏资质而构成非法经营罪等犯罪的，通常会区分“违法所得数额”与“非法经营数额”。此种情形下，自然不应将二者混同，对于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当然应当扣除成本。然而，对于实践中根本不允许存在的活动，构成相应犯罪的，通常只有“违法所得”而非“非法经营数额”的标准。对于后一种情形，则不应当再扣除成本。非法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即是适例，其本身就是法律所禁止从事的活动，不存在合法经营的情形，故《解释》只设置了“违法所得”标准。按照上述原则，对于此处的“违法所得”不应再扣除成本。

[案例4]行为人合法开办企业后，为了进行广告推销，花费5千元购买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至案发时，行为人开办的企业收入10万元。

案例4的主要争议问题在于获利数额是否需要扣除成本的问题。本书主张，对于《解释》第6条规定的“获利”数额不宜与第5条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混为一谈，前者应当扣除成本。主要考虑如下。1.《解释》第6条之所以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规定定罪量刑的特殊标准，就在于该类情形较为普遍，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故在具体适用刑法时应秉持谦抑，体现宽严相济。因此，在适用“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规定时，自然应当体现控制打击面的精神。2.实践中，合法经营活动的获利情况十分复杂，有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因素，也有行为人合法经营的因素。在此背景下，自然不宜不扣除成本计算获利数额。

三、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计算的细节把握

《解释》第11条明确了涉案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计算规则，特别是第3款确立了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认定规则。这对于方便司法实务操作，便利相关案件的办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一条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实践交易规则和习惯。例如，一条信息中涉及多个个人信息的，如家庭住址、银行卡信息、电话号码，如果是按照一条公民个人信息来交易的，则往往会认定为一条公民个人信息。由于实践中对此并无太大争议，故《解释》未再专门明确一条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规则，实践中可以沿用上述做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情形下“一条”公民个人信息应当理解为“一组”公民个人信息。例如，公民个人的银行账户、支付结算帐户、证券期货等金融服务账户的身份认证信息，应当理解为一组确认用户操作权限的数据，包括账号、口令、密码、数字证书等，而非单个数据。

第二，对于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不宜适用《解释》第11条第3款的规定，而应当逐一认定。主要考虑如下。1.从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公民个人信息的价格相对较低，甚至不会按条计价，故要求逐一认定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公民个人敏感信息价格通常较高，通常按条计价，逐条认定不存在难题。2.涉敏感信息的案件入罪标准较低，50条或者500条即达到入罪标准。为此，对于此类案件要求逐一认定敏感信息的数量，对于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完全必要。

第三，对于批量公民个人信息可以适用《解释》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即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需要注意的是，推定规则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倒置，公诉机关仍然承担对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的举证责任。基于此，对于批量公民个人信息仍然应当要求作去重处理，对于明显重复的信息应当予以排除。这从技术角度并不存在难题，且对于确保案件的质量大有裨益。

陈立彤律师，大成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人，中国律师、美国纽约州律师，荣膺2022年度LEGALBAND客户首选：合规律师15强、入选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入榜钱伯斯、The Legal 500、LEGALBAND等知名榜单。陈立彤律师担任过福特汽车公司亚太区合规总监，现还担任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合规管理委员会会长。陈律师同时还是CISO「注册信息安全管理人员」、CIIP「重要信息系统保护人员」。陈立彤律师为全球最大之一搜索引擎公司、汽车整车厂提供全方位的无人驾驶相关法律、合规及数智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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