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赋税制度揭秘汉代历史，你竟然是这样的大汉！

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但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另外还有各种“徭役”。 田租是汉王朝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主要用做百官的俸禄、祭祀、皇帝的生活资料和其他某些用度(见《汉书·食贷志》)。

西汉初年，刘邦实行“轻田租”政策，行“十五税一”之法，即国家从农民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不久，因军费开支浩大，似乎又改成“十一之税”，到惠帝刘盈时，才又恢复“十五税一”。后来，有时免除一半田租，变成“三十税一”，遇到荒年，又全部免征。直至景帝刘启二年(公元前155年)【《汉书·食货志》是景帝二年，《汉书·景帝纪》作景帝元年，今从《志》。】，正式规定“三十税一”，从此成为定制，终两汉之世基本未变。东汉晚期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时，因修建宫室的需要，规定在“三十税一”的田租之外，还要计亩收钱，收多少呢?桓帝时失载，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明文规定是每亩征收十钱。这是田租的附加税。

古代文献把汉代国家收入的田租，有时又称作“谷租”、“租谷”、“菽粟”，可见它是实物，并不是货币。那么，这种以实物交纳的田租，是不是按每年每亩的实际产量来征收的呢?看来不大可能，因为官府不可能逐户去核实产量。很可能是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土质、不同年景，定出不同的通产量，以此为标准来征收田租，还有一种“稿税”，即向农民征收刍稿(即草料)，用作官养马牛的饲料。也是征自土地，且和田租同征、同减、同免。由于刍稿笨重，运输不便，有时也用货币代替实物。

仅从税率上看，汉代农民所受剥削似乎不重，其实不然。首先看看自耕农民。西汉政论家晁错，在他的《论贵粟疏》中，给我们描绘过一幅“文景之治”时代的自耕农生活画卷：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去服役的，不下二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一年的收获不超过一百石；还要砍柴、服役、纳税，一年四季，顶风冒雨，不避寒暑，丝毫休息时间都没有。全家各种费用只能从那点微薄的收入中开支。如果遭受水旱灾害，或急政暴敛，临时的捐税，有粮食只好半价贱卖，无粮可卖就只好去借高利贷，事后，卖田宅，甚至卖子孙去偿还债务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了。盛世之下的自耕农尚且如此，衰世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在大地主(或称“豪强之民”)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则要向田主交纳二分之一的产品，即所谓“见税十五”，所受剥削更加沉重。东汉荀悦说：国家征收的田租，即使只有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但由于大地主的中间剥削，农民往往要交纳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给田主，这些大地主比暴秦还要残酷。荀悦还进一步揭露：汉文帝减免田租，对少地和无地农民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增加了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的收入。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两汉前期减田租的措施。固然有利于那些“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并拥有大量佃农的大地主，但对大量白耕小农还是多少起了一点保护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也收到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效果。

汉代另一类重要赋税是“口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又一重要来源，主要充作军费和对有功人员的赏赐。口赋就是人口税，其中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

从西汉初开始，法令规定，人民不分男女，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期间，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纳钱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称“算赋”。商人和奴婢要加倍交纳，每人年征二“算”。对商人加倍征“算”，是汉代“重农抑商”的既定国策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目的是保护确立不算太久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对奴婢加倍征“算”，则是中央集投的封建专制政权抑制豪强地主的一种经济措施，因为豪强之民过多占有奴婢会使国家直接剥削的对象减少，影响国家的收入和征调，助长地方分裂势力的增长，对中央专制的皇权不利。这种抑制措施，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惠帝为了改变秦末汉初以来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局面，特别奖励生育，规定女子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还不出嫁，就要征收五“算”。

未成年的儿童，汉代称为“小男”、“小女”，他们的人口税叫作“口钱”。口钱从三岁起征，直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汉武帝时增加三钱，成为二十三钱。汉元帝又改为从七岁起征口钱，到二十岁才开始征收“算赋”。

口赋对贫苦农民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在衣食难乎为继的困境下，甚至出现“生子辄杀”的惨剧。

除了以上类赋税以外，其他一些赋税又情况如何呢?这涉及汉代赋税的管理体制，得从税收机构说起。在汉代，国家和皇帝的收入、支出是严格分开的，二者不能混淆、挪用。在机构上，议承秦制，管理国家财政的叫“治粟内史”，后来称作“大农令”或“大司农”，简称“大农”，收来的田租、口赋都由它掌管。替皇帝管理私人财政的机构叫“少府”，武帝时又增设“水衡都尉”，同是皇帝私人的大管家。皇帝既不能把国库的钱作为私人收入，那钱又从哪里来呢?这就让我们来看看汉代皇帝的生财之道。

汉代皇室的用度，主要取自“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所入”，或称“工、商、虞、衡之入”，这些收入，原则上由少府管领，供皇室享用。这里所说的山、川、圆、池的出产，早在西周厉王时，即由农村公社和各级领主的公产，逐渐变成了王室的私产，史书上所记载的“厉王专利”，就是指这件事。周代的“山虞”、“林衡”就是主管山、林、园、池的官吏。不过汉代的少府，规模和职权范围又远非“山虞”、“林衡”所能比拟，它的属官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之下，就各有奴婢三千人(见《太平御览》229卷引《汉仪注》)，它主管下列各项税收；

1．盐、铁税。盐、铁是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量多税高，收入自然不少，正因为它重要，所以汉昭帝时，才就盐铁官营还是私营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大辩论。

2．海租，又称渔税。鱼虾产自江河湖海，为人民重要食物，税收定然可观。春秋齐桓公因鱼盐之利而霸，汉代的吴王刘濞挟鱼盐铜山之利而反，可见海租的重要。

3．假税。天子的园囿池苑，佃给人民耕作或采捕，佃者需交纳一定的租税。

4．市租。即商品交易税。

5．工税。设立工官，除主管官手工业外，还管理私人手工业，并征收其租税。

除这些赋税收入外，水衡都尉还可以铸钱，庞大的官手工业的利润(归少府管理)，都给皇室的仓库增添了大量收入。据《太平御览》627卷引桓谭《新论》：西汉时，少府岁入八十三万万(钱)，而“大农”所得百姓赋税的收入，一年才四十多万万(钱)。皇室收入竟比国家收入多出近一倍，可谓生财有道。

从皇室私人收入如此巨大的这一特点中，除了看到封建地主阶级总头目的贪婪与奢侈以外，我们还应更深一步看到，这也是和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相适应的。它不仅反映了皇权的绝对权威，而且也是巩固皇权的经济基础。汉代的中央集权制正处于完善和巩固阶段，离秦始皇首创这个制度的时间并不很长。特别在西汉前期，备种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分裂势力都还很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内外反对势力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除了依仗国家财政收入外，皇帝总愿意手头掌握能随意支配的巨大财力、物力，为巩固皇权服务。事实上这笔收入也并非完全作为皇室的生活资料用掉，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应付紧急情况，如军费、救灾，某些特殊的赏赐等等。

汉代还有一种“献费”，或称“献”，历来有些争论。马端临和劳榦等人认为“献费”就是“算赋”王毓铨先生认为“献赋”大概是皇帝祭祀宗庙时，向人民勒索的祭礼，每人六十兰钱，王国、侯国和诸郡人民，均须交纳。王侯国的献费，由诸侯王征收，“常以十月朝献”。

此外，汉代还有酒税、临时征收的工商资产税(即“算缗”)，就不一一介绍了。

最后谈谈“徭役”。乍一看来，“徭役”不象是赋税，但实质上它是由先秦时代的力役地租蜕化而来，和赋税的关系十分密切。汉法规定：成年男子均得用一定时间为国家服兵役和力役，丞相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从二十三岁(有时十七岁，有时二十岁)到五十六岁是服役年龄。但实际上有的人年过六十还要服役。服役的人叫做“更卒”、“正卒”。服一般力役的叫“更卒”，每年都要服役一个月；服兵役的叫“正卒”，其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到所在郡国受训，充当郡兵一年，二是到京师或边疆地区充当“戎卒”一年，这意味着每个成年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但实际往往超过，汉乐府诗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诗句，正是对汉代沉重兵役的悲愤控诉。本人亲自服役，叫“践更”，也允许出钱雇人代役，称为“过更”，这代役钱就是“更赋”。既能以钱代役，官绅豪商自可免除徭役之苦，但“更赋”很重，每月要出三百钱，一年就是三千六百钱，所以“践更”的多是贫苦农民。据王莽说：汉室的“更赋”，连病人和身材矮小不适宜服役的侏儒也要交纳，看来颇为严格。法令还规定：“入粟”，即交纳粮食给国家，到规定数量后，交纳者可以免役，称作“复”，同时还可以得到爵位。“更赋”和“入粟”的收入，也是汉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代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赋税和徭役是很沉重的，加上官吏的贪暴，必然使阶级矛盾激化，导致人民的反抗，直至武装起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汉代的赋税制度比前代更加系统。更加严密、更加法律化了，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基本

模式，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后世的“租、庸、调”制，和汉代赋税制度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且，汉代赋税制度的这一特点，是和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始建于秦，而大成于汉，赋税制度不也是这样吗?一个系统的、严密的、法律化了的赋税制度，保证了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经济需求，而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封建帝国，又为制订和推行一个系统严密的赋税制度提供了前提条件。它们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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