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须宽：对当前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与发展趋势的一点思考

刘须宽

作者：刘须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

［摘要］深刻认识全球发展形势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虽然“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正在由盛转衰，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由弱变强。中国抗疫的战略性胜利也是对资本主义的一次局部性胜利。历史规律不可逆转，资本主义劣势也无法遮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矛盾分析法正在逐步进入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透过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衰落原因的分析，既能看清西方民主的虚假性、金融资本的剥削性、对他国生态资源的掠夺性，也能看出西方学者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一定程度的肯定与欢迎。

［关键词］世界力量对比  资强社弱  局部性胜利  东升西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1] “潮流”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跟上”时代“潮流”意味着理解并把握这一必然性。只有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才能正确认识并引领世界潮流，这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看清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是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实现强国复兴之梦的立足点。我们既不能低估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不确定性，又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不会改变，从而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一、全球发展形势与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巨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 ，即“两个决不会”向“两个必然”逐步过渡的历史时代。在这一时代，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进一步暴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第一，资本主义劣根性不断暴露。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急剧变化，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累、劣根性不断显露、潜能不断耗尽，而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优越性逐步显现的历史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并不断加剧。财富的集中化和经济的垄断化，促成金融的寡头化。当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信用过度膨胀、通货膨胀严重、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四大病态”[4] 正在加速其灭亡。与资本主义暴露出深层的劣根性相反，社会主义始终站在人类发展的道义制高点上，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具有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空前的市场活力、强大的民族向心力、攻坚克难的决胜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创造力，实现了一次又一次伟大历史飞跃，创造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诸多奇迹，这些都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超越于资本主义的巨大优势。

第二，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凸显。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集中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肆意掠夺和无限扩张。当代国际金融资本并不是通过直接剥削产业工人获得超额利润，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间接剥削。资本主义利用虚拟金融、有毒资产、概念资本不断积累着虚假财富泡沫，积累着潜在的危机，而资本主义国家与垄断集团捆绑的政治结构，不仅不能防范这种危机，反而会不断扩大危机。当今时代，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更为明显。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更加间接、隐蔽地在实体经济领域榨取剩余价值，榨取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财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经济管理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以便其策划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和财富转移，掠夺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民族财富。”[5] 金融资本比以往任何一种资本积累方式都更具侵略性、欺骗性、寄生性和腐朽性。

第三，新自由主义正在加剧资本主义灭亡的趋势。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重要推手。它要求发展中国家敞开国门，降低或取消各种贸易壁垒，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扫清障碍，把市场进出自由、金融贸易投资自由、定价自由、国企私有化、外资放任化、利率市场化推向极致，极力倡导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积累的过程，既是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支配下，“积累模式难以为继的经济危机、财富分配极端不公的社会危机、政府合法性降低的政治危机、环境成本侵蚀利润的生态危机和南方国家再度兴起的地缘政治危机”[6] 层出不穷，这些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系统性失灵的表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以维护人类最高价值为名的“自由”论调，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工具，通过“资本向世界流”，实现“利润向西方流”“政治往西方靠”。“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60%”。“最贫穷的50%人群所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7] 私有化和财富集中程度越高，两极分化越严重，社会巨变到来越快。当新自由主义政策失灵、全球化受困、财政赤字超高且越发积重难返之时，资本积累模式的死局就必须通过制度内爆来实施自救。

二、资本主义的衰落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强

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而言，能够决定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是两支力量中的少数大国。当今世界，“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并没有改变，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正在由盛转衰，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由弱变强。在这一形势下，我们既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既要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要看到“东升西降”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转变提供了有利时机与现实条件。

第一，“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当今时代，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利用金融魔杖操控世界金融市场，使全球股市在波峰与波谷间自由切换，通过转嫁危机甚至制造区域危机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金融组织和垄断寡头聚集财富，最后还要“挥起美元利剪，无情地剪去了每一只待宰羔羊身上丰饶的羊毛”[8] 。这既是“资强社弱”的表现，也是造成“资强社弱”的原因。特别是主导世界铸币权的美国，通过金融虚拟化、经常性的量化宽松与货币超发把世界经济拖入由其导致的金融危机之中，美元也由此超越了其货币符号职能而成为能够牵引世界发展的价值实体。

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总体不强的情况下，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限制一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规则出台，抑制社会主义力量的生长。从国际分工体系来看，“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科技、人才，营销和消费方式上的优势或先机，占据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成为全球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9]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仅有大约10亿人口，但其拥有的市场规模、科技创新力和军事实力远超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美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依然能左右国际规则的废止与确立，必要时还会“一致对外”，打压社会主义力量。

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走向衰落。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美联储2012年6月的一份报告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吞噬了美国人近1/5世纪的收入，美国家庭的中位数净资产仅在三年中就缩水39%，剔除通胀因素，美国人的生活大致回到了1992年的水平[10] 。实际上，早在新千年之初，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不无忧心地指出，在未来15年内，“俄罗斯将东山再起，印度可能会崛起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角色。长期趋势无疑是朝着这几个大国的力量进一步平衡、美国优势相对下降的方向发展。”[11] 时至今日，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由盛转衰。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资本推动的掠夺性发展道路。美式现代化沉醉于物质主义与消费拜物教之中，靠“举债”拉动消费或保持高福利，这是积攒危机而不是化解危机的方式。面对8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550%的债务，美国无能力偿还，那些基于美元的“铸币税”而不得不“勒紧腰带”给美国借钱的债权人，不会始终纵容这种危险的行为。“老本总有吃完的时候，真到了最后‘买单’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12]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经常被全面危机这样的历史现象集中地呈现出来，而其拥护者所鼓吹的完美性和永恒性则一次次在历史考验中破灭”[13] 。正如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Wolff）深刻指出的，“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动荡不应被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14] 。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由弱变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大国认为社会主义世界将很快土崩瓦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将就此终结。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并在此后的近30年间获得了稳步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明显增强。与此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逐步走向衰落，这在很多西方学者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坦言：“美国霸权正处于毁灭性的衰败中，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1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也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强弱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表明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正在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美国情报机构预测，到2025年，“在西方以美国和欧盟为主，在中亚和中东以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为主，在东方以中国为主、最终还有印度为主，金融的景观将第一次真正地呈现为全球性的和多极的”[16] 。西方人在比较中深切认识到：“西方国家经济一团糟，中国正令人吃惊地崛起，政府执政能力不能再被忽略了。我们的模式已陷入危机，中国模式正带来佳绩。”[17] 有国际机构预测，由于很好地控制住了疫情，2020年中国GDP将可能接近美国的70%。《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一书甚至这样设想：“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18] 这些观点都在反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步走向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越是发展，遭遇的质疑就会越多。部分西方国家怀有敌意地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不满现存国际秩序”[19] ，“一带一路”的“双赢”仅仅是“中国赢两次”。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我们既“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20] 在这一大方向指引下，走好自己的路，越是处在艰险的攀爬期、滚石上山的危险期，越要有危机意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还要打赢经济仗、科技仗、制度仗、金融仗和信念仗，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普惠型国际新秩序建构的话语权、公平正义的表达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改善现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有意识地、有节制地融合”其他文明的长处，力争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21] ，构建一种以“人民至上”“集体主义”“义利兼顾”“平等和谐”“生态美好”“包容互鉴”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

第四，中国全民“抗疫”的战略性胜利与美国“抗议”的持续性发酵，是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局部性胜利。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的一次切实检验。面对疫情，中国行动迅速，决策果断，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并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抗疫援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大国行动迟缓，决策失误，延误了控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时机，最终成为全球疫情的重灾区。中西抗疫的不同结果表明，在人民利益面前，社会主义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首位，而资本主义却坚持经济利益至上。在这场严重的疫情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彰显，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暴露无遗。

从英国政府早期的“自然筛选论”，到美国政要疫情防控的拖延懈怠；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成功阻击疫情，到仅有3亿多人口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超650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从中国坚持疾病面前一视同仁，到美国依据肤色和种族差异区分“天选之民”与“弃民”；从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捐赠抗疫物资、派出多批医疗专家组展开对外医疗援助，到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不断“甩锅”“讹诈”中国，制造“中国责任论”；从中国抗疫过程中的上下同欲、军民同心、社会稳定、秩序井然，到美国无数群众上街抗议，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特朗普政府不作为，社会陷入动荡，冲突加剧。社会主义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的突出表现与资本主义国家抗疫行动和收效的差强人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对资本主义所奉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是始终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对只为资本家利益集团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胜利，是东方文明中内涵的集体主义精神对西方文明中暴露出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理念的胜利，是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制度对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私人占有制的胜利。中国的抗疫实践“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22] ，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巨大优势。

三、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23] 西方社会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促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理性反思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一，对民主万能论的分析与批判。驴象两党对华尔街的卑躬屈膝，揭示了西方民主为金融寡头服务的真实面目。德国教授沃尔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在《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指出：“当前西方面临的困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的固有矛盾导致的。”[24] 西方国家宣扬“民主会自动使人幸福”，而事实上，正如埃里克·韦纳（Eric Weiner）所言：“不是民主使人们幸福，相反，是幸福的人们创造了民主。”[25] 当西方社会陷入危机时，往往是底层人民因社会危机而深陷生存危机，挣扎在死亡边缘，而西方政客们却无暇顾及这些，他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26] 。西方民主只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其虚伪性正日益暴露出来。

金钱是西方民主的母乳。普华永道、高盛公司等大企业供养的政治献金库是西方民主的主宰者。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竞选活动需要钱，民众有权用钱去支持他们认可的候选人，这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葡萄牙社会学家阿·德·桑托斯（A.D.Santos）认为，目前的危机让人“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27] 。如《纸牌屋》那样，“要么狩猎，要么被猎”，当选者必然要通过合法化操作为政治献金捐献者谋利，连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都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越来越多的公民认为，经济强势者、游说集团、银行、金融市场正在左右着他们的生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们这些人——政治家们——根本无心改革，而是只顾自肥。”[28]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担忧地指出：“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29]

第二，对金融资本的分析与批判。金融危机使很多西方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不但没效率、不稳定，而且根本不公平”[30]。“由于资本主义使人类屈从于经济，它腐蚀了人类关系，破坏了社会基础，产生了道德真空，在那里，除了个人的欲望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价值。[31]“资本主义并不是协调统一的制度。相反，它是一组惯例和体系，允许数十亿人在市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32] 西方学者更多地从政策失误论、资产泡沫论、风险低估论、监管缺位论、人性贪婪论、政治周期论等角度分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单纯从技术操作、治理理念、运行模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去解释危机的根源，没有深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本质层面去分析问题，看不到“资本主义将会被内部矛盾所击溃”这一历史趋势，这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理论局限。

第三，对资本主义转嫁危机和灾难的批判。一些西方学者还批判了资本主义将自身危机和灾难转嫁给其他国家的野蛮和霸权行径，指出不断扩张的西方资本逐步渗透到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直接左右这些主权国家的政治方向和政策选择，造成这些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社会矛盾和民族认同危机。西方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利用在边缘国家制造主权债务危机、创造贬值资产的剥夺性积累方式来转嫁其国内的危机”[33] 。越是弱小国家就越容易任人宰割。同样的，西方国家也把环境危害转移到其所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危害与资本往往是逆向流动的，环境破坏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向非西方聚集，而“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利润或经济剩余却在向西方转移和集中”[34]。

西方学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但不愿意从资本主义主要矛盾入手揭露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他们更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泛化的“文化体制”[35]，认为“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的任务都是一样的，即，寻找一种把市场动力和社会动力结合起来的最佳制度。从这一点上说，一种产业或服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这并不重要。”[36] 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也仅仅认为：“资本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最终必然导致利润率（即资本收益率）下降和自身死亡。”解决资本主义困境的“唯一逻辑出口就是结构性增长，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资本积累过程的唯一办法”[37] 。似乎只要保证一定比率的利润，资本主义就可以永生。皮凯蒂和西方一些学者提出通过征收资本税、遗产税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这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不能为资本主义找到未来的出路。

“历史绘制的画卷不止包括得意扬扬的资本主义幻象以及气候变换扬起的末世烟尘，里面还有更为现实的通向未来的路径，这当然取决于我们究竟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38] 我们只有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积极引导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继续发展，才能创造出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新时代”和实现人类美好图景的“世界新未来”。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2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4]吴茜：《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红旗文稿》2012年第13期。

[5]吴茜：《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红旗文稿》2012年第13期。

[6]〔比〕马克·范德皮特：《全球资本主义深陷五大危机》，《参考消息》2011年2月18日。

[7]〔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05页。

[8]乔良：《揭露美国惊天大秘密：美元周期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9月4日。

[9]张宇燕：《雅尔塔体系的终结与当今世界格局》，《当代世界》2005年第5期。

[10]参见黄振奇、黄海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黯淡》，《红旗文稿》2016年第20期。

[11]〔美〕塞缪尔·亨廷顿：《正在形成的另一种世界新秩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预测布什执政期间及其后的全球强权政治前景》，《曼谷邮报》（泰国）2001年1月28日。

[12]郭纪：《改或不改，都很难——透视西方制度困境》，《求是》2013年第10期。

[13]姜辉：《资本主义的“魔咒”与“绝症”》，《党建》2012年第8期。

[14]〔美〕理查德·沃尔夫：《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参考消息》2012年3月16日。

[15]禚明亮：《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康国与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话节录》，《理论视野》2015年第5期。[16]李长久：《对资本主义的几点认识》，《红旗文稿》2012年第8期。

[17]《西式民主怎么了II——西方人士评西方民主》，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125页。

[18]转引自白钢：《美国霸权的终结与中国道路的启示》，《红旗文稿》2015年第6期。

[19]〔美〕哈里·哈丁：《在香港美国商会的演讲》，《南华早报》1999年6月26日。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2页。

[21]张维为：《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求是》2014年第9期。

[22]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0年第20期。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24]彭成义：《从资本主义体制内外看西方困境的四种视角》，《红旗文稿》2013年第14期。

[25]〔美〕埃里克·韦纳：《民主输出者颠倒了民主与幸福的因果关系》，高明秀摘译，《红旗文稿》2009年第13期。

[26]〔美〕迈克尔·舒曼：《债务危机凸显西方民主的缺陷》，《参考消息》2011年8月16日。

[27]詹得雄：《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人民日报》2012年4月23日。

[28]《西式民主怎么了II——西方人士评西方民主》，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29]詹得雄：《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人民日报》2012年4月23日。

[30]《西式民主怎么了II——西方人士评西方民主》，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31]〔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王列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

[32]〔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宋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66页。

[33]陈硕颖：《透视希腊债务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体系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34]房宁：《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与矛盾》，《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

[35]〔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宋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36]〔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王列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

[37]〔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0~181页。

[38]〔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