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蓝天为路，阳光满屋 北京大学校友网

在课堂上，生活中，学生们都称他为“夫子”；在网络上、微信里，小友们唤他作“不平叟”。吃茶饮酒，读书漫话，在浮躁的时代，张鸣老师始终保有属于自己的诗性天地。“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无用之学’，就是个‘失魂落魄’的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无用之学’，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高度的时代。”在简短的交谈中，记者感受到的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境界，是一份对于文学的赤子心怀。

2014年8月11日，张鸣在巴黎雨果故居

问:夫子您是在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彼时“学术”的可能性刚刚恢复，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较为特殊的时间点，您选择就读于中文专业，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答：文化大革命十年，高考停了十年，1977年恢复高考，社会上积累了大量考生，许多人甚至没有好好上过中学，对于应该学什么专业，实际上没有自觉的意识。当时选择中文系的学生，基本上是对于文学稍微有所了解，或者在文革期间有过一些写作经验的人。而我报中文系的原因，或许有点特殊。算是（与中文系）有点儿缘分。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套五十年代中期的高中《文学》课本，那时候的高中语文课程是将汉语和文学分开的，《文学》课本基本上就是一部文学作品选，古代文学占很大的篇幅。我印象中记得收入了《楚辞》、《诗经》的一些篇目，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诗，苏轼、辛弃疾的词，还有《水浒传》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红楼梦》的“诉肺腑心迷活宝玉”一回等等。这个课本让我知道了“文学”这个词，也对文学有了初步的印象。接下去到了文化大革命，到处都在烧书，我们也无书可读了。到了文革后期，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碰上了“批林批孔”和“评法反儒”运动。部队要“树典型”，推选少数民族战士代表发言，而我便被派去写发言稿。当时部队请了一位云南大学的老师给我们讲了几天课，讲历史上的所谓“儒法斗争”，讲了《韩非子·五蠹》、柳宗元《封建论》等，于是我就有机会读了一些相关的书，无形中也培养起一些兴趣。

我退伍之后不久，赶上77年高考恢复。报志愿只能在文科的范围里选择，当年北大中文系在贵州招生只有古典文献和文学专业，我那时并不知道古典文献是干什么的，于是第一志愿就报了文学专业。结果如愿被录取到了北大文学专业。有些缘分真的是“冥冥之中”的，我到了北大后，偶然的机会才知道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冯钟芸先生就是我小时候读过的那套高中《文学》课本的主编。后来我留在古代文学教研室教书，当时的教研室主任也正是冯先生。所以还真是有一段从十来岁就开始的缘分（笑）。

问：您常与学生们谈及读书的重要性，在您看来，生活中的“书卷气”、读书的习惯是如何长期保持的呢？读书抑或是“文学”这一略显宏大的词汇对于今日小友们的必要之处何在？

答：读书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成了习惯之后，不读就“过不去”了。具体讲到怎么读书，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第一是要广泛地阅读，一定不能“画地为牢”。当然其中也有精力与时间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得对自己的阅读范围有设计、有规划，而这个规划就要看自身的个性。在你感兴趣的这个范围里，你读的东西一定要比别人多得多，使之为自己所长。比如说我们读古代文学，有同学对唐诗有兴趣，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你把现在所能找到的每一首唐诗、把《全唐诗》、《全唐诗补编》通读一遍，然后再根据你的兴趣回过去读重点部分。这样你就对唐诗总的格局有所了解。唐诗的各种别集，你也要把它从目录学的角度梳理一遍，这样以后但凡涉及到唐诗的问题，你自然而然就有了发言权，也算进入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当然，读书时相通学科也要涉及。比如说做古代文学研究，要学习“小学”和“文献学”的知识，还要阅读历史，阅读思想史、艺术史范围内的书。如果研究宋词，可能还要了解一些音乐史的文献、歌舞的材料，不然你无法了解“词”倒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读书时自主设计、制定自己的阅读范围就非常之重要，这也是治学上的、同学们需要自己掌握的门径。

另外关于读书，我也常跟学生说，要追求“广博”和“精约”。广博的阅读，为人塑造基础。人的心胸、眼界与知识范围不能太狭窄，一狭窄就会“陋”，但如果随时都在摆弄你那些知识，那也会显得很浅薄。真正的渊博其实是藏在水面之下的，水上露出来的就那点“尖儿”，好像简简单单、平平淡淡，不怎么起眼，但是平淡而山高水深，东西都在底下。所谓“精约”，就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到北京大学来上学，当然要学习很多知识，但最关键的则是学习如何思考问题，提出观点，学习自学的方法。宋人说，“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就要追求“出好议论”。宋代有一个叫大慧宗杲的禅师，他对治学就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说法，（大意是说）你摆弄十八般兵器，我有寸铁杀人。大思想家朱熹也很欣赏这个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掌握了精妙的寸铁，就可以直指心性，而只会摆弄十八般兵器则只是花架子，没什么用。当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摆弄十八般兵器也是有必要的，要做到十八般兵器你都会，但是要知道，最重要的东西不在这儿，而在于你有没有修炼出那“寸铁”来。那寸铁才是你的看家本领。广博和精约的关系，就是十八般兵器与寸铁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已发表的论文、著作，摆弄各种理论，堆砌许多材料，但就是缺少精妙的“寸铁”，看完以后让人觉得好好的题目，白费了。

问：记得您在一篇博文中谈及林庚先生，言先生是中文这一百年老系的精神风范的学人代表。在您看来，一所名校的老院系以及学校本身所当有的精神风范是怎样的呢？而如是的精神之力又该如何延续？

答：林庚先生最初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稍有接触之后，会知道他精神上非常“纯粹”，始终在一种诗的境界中生活。林庚先生曾经给我们77级学生讲授楚辞，那是他告别讲台前的最后一门课。林先生一进入课堂，就给整个教室带来了诗的氛围，同学们都陶醉在诗意之中，林先生那次讲了《天问》，《天问》多难懂啊，天书一样，但林先生讲得清楚生动，难得的是还能把屈原诗意的追问完美的传达给学生，让大家心生无限的向往，这得多深的道行啊。我后来留校任教，在学业上受到林先生很多教益。1998年，我跟林先生做了一次访谈，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有关他的新诗写作、教学和学术研究。林先生在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但当我问及先生自己最看重哪一方面的成绩时，林庚先生回答说应该是新诗的写作。林庚先生一生都在探索新诗写作，到2000年他年届90高龄还出版了格言诗集《空间的驰想》，诗集的最后一首是这样的：“蓝天为路，阳光满屋。青青自然，划破边缘。”清新的句子，蕴涵着微妙的哲理感悟，隐隐让人产生言说不尽的诗意美感。人生的束缚，时空的界限，宇宙的边界，世间的一切限制，在此时都已不复存在；悟道的境界，充满禅意的美感，有如光风霁月般，新鲜明朗，具有很强的诗意的穿透力。林先生毕生追求精神的超越，他的自由博大的精神境界，敏锐深邃的感悟力，都集中在这首小诗中了。

2005年张鸣和林庚先生

2006年10月林先生去世。林先生生前曾留话给家人，告别仪式上不用哀乐，要用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送行。告别仪式高贵而有精神，庄严肃穆而又充满激情和理想。当年我跟林先生做访谈的时候，他曾表达过自己新诗写作的探索还未得到普遍认可，就是说自己对新诗的探索还没有真正完成。这大概就是林先生选择《未完成交响曲》的原因吧。告别仪式时，我为先生写了一副挽联：“先生去矣，当请教时如何请教，哀翠竹清风空寂历；日月铭之，未完成曲见证完成，看节操诗韵自铿锵。”当时很多人不明白下联的意思，其实我是想说，林先生自己认为新诗领域留有遗憾，但我觉得他的成就、包括他的影响应该算是很圆满了。

谈及老一代学者精神风范的传承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些老学者、老教授的故事和论著一直在一代代中文系学子之间流传。只要我们留意，不难发现林先生精神风范的影响。我觉得，北大中文系学生，如果对林庚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一点儿都不了解的话，那他可能算不上真正的北大中文人。当年在北大校园里，林庚先生是最受学生敬仰的师长之一。多年前，中文系有两位同学在燕南园偶然见到林先生出来散步，在一株月季花前伫立赏花，这两位学生在远处向林先生鞠了一躬，回宿舍后写了一篇小文章，文中说林先生站在那儿，就是一首清远飘逸的诗，就从见到林先生的那一瞬间开始，真正明白了人是可以修炼到诗的境界的。林先生去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每年学生毕业，都会有人到燕南园62号林宅前拍照，即使不能和林先生合影，也要在林先生家的台阶前、竹林边留影纪念。我不知道这些学生到底怎么想，但我理解他们对林先生的崇仰之情。林先生的精神打动了中文系每一位学生。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林先生有“精神”，并能把这种“精神”以各种途径传达给后生学子，因此他是真正的人师。2000年年初，中文系为林先生九十华诞举办祝寿会，我参与筹备的过程中，对林先生的精神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古人对读书治学之人，有一条最基本的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准则：“一片素心，三分侠气。”我在和林先生的交往中，感受最深的就莫过于这种精神。

中文系学生，大概都唱过林先生的《新秋之歌》，“风将要变成翅膀，让一根芦苇也有力量！”“让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来歌唱。”这其实是先生对年轻人的期望。据我所知，中文系的好几代学生都特别喜欢林先生的这首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有一次林先生告诉我，我的导师赵齐平先生生前很喜欢《新秋之歌》，我赶紧找来读了，也很喜欢。到了2006年，04级的孙欣同学为中文系学生参加北大一二·九合唱的活动来找我推荐诗歌，作为合唱的歌词，我给她推荐了《新秋之歌》，她也非常喜欢，马上去请作曲家谱了曲。现在中文系学生每年参加一二·九合唱，《新秋之歌》都是保留节目，据说，学生们都默认这是中文系的“系歌”。老一辈学者精神风范的传承，其实都可以在这样具体的事情中体现吧。

当然，毕竟是时代不一样了。林庚先生所处的时代，面对政治上的干扰，林先生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纯粹的精神。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比林先生的时代可能更为复杂，除了行政化对大学精神的压抑，过度的物质追求与商业化，更给校园带来一种浮躁之风。在这种潮流之中，要想保持独立的人格、纯粹的精神和诗意的生存都比较难。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去追求，能做到哪个程度，那么我们就做到哪个程度。在一种困难的、混乱的环境中，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精神、站住自己的立场依然很重要。林庚先生当年提倡“布衣感”，在六十年代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林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不改”。我想，一所大学应该有这样一种敢于坚持自己学术立场和人格的独立精神。

说到中文系的精神传统，还有一点要说，就是“学术至上”，追求学术上的严谨和卓越。老一辈中文系学者一直都注意保持并扶植这个传统。但是现在这一传统正在慢慢淡化，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对学术的压制和学术本身的自我矮化，学术在许多场合成为了追求名利的工具，不再那么纯粹了。学生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学术有多么崇高，多么值得追求。当然学术本身它不是要求崇高，而是要求一种精神的力量。就是说我就是为了学术而来的，那我就不管别的，就去追求这个。我在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说过一段话：“过去戏曲界老艺术家常说一句话：戏比天大。说得非常好。对演戏而言，是戏比天大；对教师而言，是教学比天大；对学者而言，学术比天大；对学生而言，学习比天大。总之各有本分，各有坚守。大学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读书问学，其他都是浮云。”我觉得，“纯粹的学术”，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高度的体现。人文学科所建立起来的精神高度以及自由思考的空间，是社会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基础。凡是带有创造性的、需要思维智慧的活动，都需要纯粹的精神追求作为支撑。纯粹的学术，不带功利目的学术，就是纯粹的精神活动的体现。没有纯粹的学术与精神的高度，那么整个民族都难逃平庸化的命运。

问：您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关注宋元文学，在论及作品的同时也常常关注文人的风骨、人格（如您曾在课堂上讲述的宋代的士大夫人格等等），您认为宋代及当时的士人修养等对于今世的启示在于什么呢？

答：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都是由那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创作水平、思想学术水平以及科学发明创造水平来衡量的。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文学上来看，宋代有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等一流的文学家。而程朱理学作为独特的思想流派影响了中国的后半段历史，理学很纯粹地在探讨“理”是什么，这是宋代思辨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些看似无用的学问，却能够使得宋代的思想文化达到让后人羡慕的高度。从科学上来看，宋代是中国历代发明最多的一个朝代，很多科技发明都在在宋代得到大规模普及使用。李约瑟曾说道，宋代在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宋代有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繁荣的经济并不能作为宋代“时代高度”的唯一证明。真正将宋代推到时代顶峰的依旧是它的精神文化的发达。

由此我想到，如果当今社会的大学没有纯粹的学术空间，那么全社会就难见真正的创造性精神产品，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只能在一个低层次上向前走，似乎也在发展，但永远不能提升层次。因此，作为精神文化活动场所的大学，保有纯粹的学术追求，保留独特的“精神魅力”，比什么都重要！宋代有着较高的物质发展水平，包括器物的生产、经济的收入以及城市的发达等，与此同时，宋代的精神文明的高度亦备受后人推崇。简单说，宋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更重要的是这二者实现了完美的平衡，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取得了一种同步与和谐的发达，这就是宋代给予我们当下的启示。现如今，实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大学里，大力提倡并发展“无用之学”，比什么都重要，可惜很多领导不明白这个道理。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无用之学”，就是个“失魂落魄”的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无用之学”，就是一个没有精神高度的时代。

个人简介

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史（宋元）”、“宋诗研究”、“唐宋词选讲”、“苏轼研究”、“宋代作家研究”、“宋元文学史专题研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课程。曾被评为北京大学第四届“最受学生爱戴教师”；主讲课程“中国文学史（宋元）”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有《宋诗选》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