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谢幕”：“晚期张爱玲”与《儒林外史》

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滋养，这是公认的事实。《红楼梦》与《金瓶梅》二书对于张爱玲而言“是一切的泉源”[1]，意义不言而喻。在20世纪40年代，时人已发现张爱玲的小说与《红楼梦》“在句法上很有一些类似的地方”[2]，创作“始终不能自拔于《红楼梦》型窠臼之外”[3]。张爱玲亦从《金瓶梅》小说情节中“夺胎换骨”，塑造出经典形象：白流苏“善于低头”的小动作源自“绣像本”中潘金莲初会西门庆时“妖情欲绝”的“三次低头”[4]；曹七巧对待亲哥嫂的“冷热交织”，同潘金莲对待母亲潘姥姥的态度亦形成参差对照。这两部小说作为张爱玲“一切的泉源”，绝非作者自谦的客套话。

张爱玲也同时为《海上花列传》这一类艺术造诣稍逊“金红”的作品打抱不平，认为惨遭看官“三弃”的《海上花列传》“应当是一部世界名著”[5]，对这部书的文学史际遇深感不满。从《海上花列传》中，张爱玲自认发展出了一套美学守则：“‘平淡而近自然’一直是我的一个标准。”[6]在散文创作中，张爱玲也不断提及她对《醒世姻缘传》《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并非“一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看法，显示出她与这些作品相当紧密的文学受容关系。

而张爱玲与另一部古典小说经典之作《儒林外史》之间的文学关系的展现，却更多集中在“晚期张爱玲”时期。这种“晚生性”的文学因缘相当特别。在《谈看书》（1974）中张爱玲稍稍提及了这部小说，未及展开；《谈吃与画饼充饥》（1980）中着实讨论起书中故事，侧重讲书中美食，却不慎将情节记错：“‘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儒林外史我多年没看见，除了救了匡超人一命的一碗绿豆汤，只记得每桌饭的菜单都很平实”[7]，其实在《儒林外史》中这碗绿豆汤救的乃是牛浦郎，而非匡超人。在晚期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红楼梦魇》（1977）以及国语翻译《海上花列传》的“译后记”（1982）中，张爱玲更进一步地集中讨论了她理解中的《儒林外史》的文学价值：“清末民初的骂世小说还是继承红楼梦之前的《儒林外史》”[8]；“……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9]这些观点，承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胡适《〈海上花列传〉序》中对于《儒林外史》的基本看法，借助西方文学的比较观点翻出新意，显示出张爱玲在文学理念上对《儒林外史》的创造性接受。这种创造性的文学接受在“晚期张爱玲”创作端的落实，颇引人注目。她与知己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通信，为读者揭示出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小小一角，通信为读者呈现出不少“晚期张爱玲”的阅读体验和写作计划，在这些文字中，《儒林外史》对张爱玲的具象化文学影响，方渐渐浮出水面。

一、经验的激活：“真是《儒林外史》外一章”

“晚期张爱玲”中的“晚期”，从阶段性来看应特指“1972年她移居洛杉矶到去世为止，即从52岁到76岁的20多年间”[10]；“晚期风格”亦袭用自萨义德论述“大师式晚期风格”时的研判，推重艺术家“不按理出牌，未能使形式更臻至纯粹与完美，却显出松弛、随意、破碎的症状”[11]。细考此阶段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晚期张爱玲”的自我放松：散文《谈看书》（1974）是“漫谈式的散文，不像小说比较有纪律，有个靠傍”[12]；长篇小说《小团圆》（1975）在寄送宋氏夫妇阅读之前便声明“这篇小说时间上跳来跳去，你们看了一定头昏”[13]；《对照记》（1993）的创作由来，不过“出全集可以登个‘回顾展’，从四岁起，加上notes，藉此保存，不然迟早全没了”[14]。这些晚期创作，显然与读者所熟悉的、以1940年代创作为代表的张爱玲早期作品迥乎不同。从“熟极而流”的美学风格跨越到略显生新、刻意营造“不如解散得好”的松弛感，与其径直研判“晚期张爱玲”创作力下降故而无法维持既有文学水准，不如说张爱玲晚期创作的确充满了一种针对前期的反叛性。

陈建华指出，张爱玲晚期风格的主要动向表现为“不再继续她的英文创作，而进行一种‘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的自我建构议程，一方面阐述《红楼梦》与《海上花》的现代价值，从美学上探索与总结它们的‘含蓄’风格，藉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另一方面通过考证与翻译来确定它们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也旨在纠正与提高公众的文学欣赏水平”[15]。“晚期张爱玲”如果真的在风格上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显现出如萨义德所言“独特的感知特质和形式”[16]，则“回到中文”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征：回到“中文”指张爱玲在文学语言上放弃英文、折返中文，而“回到”中文则隐含了她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再回归与创造性转化——“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的自我建构”。“《红楼梦》与《海上花》的现代价值”的持续阐释当然是“晚期张爱玲”风格建构的重要举措，但也应注意到作家对于《红楼梦》《海上花》的营养汲取是自幼及壮、绵延至晚期的持续过程。相较之下，“晚期张爱玲”集中地谈论、靠拢《儒林外史》这部在她青年时代并不常提及的作品，尤其显示出这种“自我建构”的目的意图。而引发她对《儒林外史》热情的因由，则来自台湾作家陈若曦此时发表的一篇颇具争议性的小说《城里城外》。

陈若曦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曾与张爱玲打过交道。那是1961年10月，张爱玲在台湾居停一周，目的主要是为写作蒐集素材：“想写张学良故事，而他最后是在台。”“想到台中或台南近土人的村镇住两星期，看看土人与小城生活。（我有个模糊的念头土人与故事结局有关。）”[17]因此，根据这个计划，张爱玲访问了台北街道、寺庙，参加了花莲地区原住民丰年祭，陈若曦参与这次陪同，并留下相当翔实的文字记录：“须臾，张爱玲来了，果然身材干扁细长像根竹子……应是不惑之年的张爱玲，杏眼白肤，笑容羞涩，神情活像个小女孩。显然一向以素颜面世，直发剪短了拢到脑后，配上一身素净的旗袍，很像民国初年的女学生”；“除了瘦，说话少而慢是第二特点。奇怪她小说里描绘众生相时，总是栩栩如生，气氛可以十分热闹；现实生活，她一次仅能和一个人说话，对方还须全神贯注才能抓到她一句完整的叙述。光是应付左右邻居的谈话，她几乎花光了一顿饭的时间；吃得很少，难怪那么消瘦。”[18]如果陈若曦的记忆无误，则她在张爱玲访台期间为张爱玲联系入住王祯和家，与张爱玲一起上街购物，在花莲王家跟张爱玲同住一室、全程陪同，因此能对作家张爱玲有相当细致贴身的观察：

张对她感兴趣的东西会观察细微，譬如房间的窗子有雕花的木头框，她频频以手摸索，还仔细观看，一双近视眼镜快撞上木框了。

她也是大而化之的女人，不拘小节。嫌天热，出门都穿凉鞋，结果磨破了一只脚，她就套上厚厚的毛袜来保护，另一只仍是光脚，照样大街小巷地逛去。

过两天，麦处长来花莲，带我们参加阿美族的丰年祭，被邀坐在主席台上。歌舞进行一半时，张爱玲可能想要贴近舞者，竟离开座位，独自坐到台前的草地上。她就这么坐着欣赏歌舞，直到散场都是一副专注又怡然自得的神情。[19]

陈若曦从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66年携夫婿一起进入中国大陆，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体验，后于1973年离开大陆，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文革”的小说，引发巨大关注。宋淇可能并不知道陈若曦与张爱玲的这段因缘际会，他注意到陈若曦适时的“走红”，以她作为例子鼓励张爱玲继续创作：“最近台湾红了一个女作家：陈若曦，回国学人，在国内住了七年，乘文化大革命时，混乱中走了出来，现在大写其短篇，颇有真实感。可是第一个写的人还是你，所以讲起你来仍是振振有辞。我想一个作家总免不了有曲折起伏，但像你那样有‘第二春’还不多见，我们真希望好好利用这机会替你squeeze到每一分钱possible（尽可能榨取到每一分钱），同时你写熟了手，可以继续写下去，借此机会振作起来。”[20]

因这一层关系，当宋淇在信中提及陈若曦时，张爱玲便不能不加以留意。宋淇是张爱玲在文学上的知己，为张爱玲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创作意见。此番提及陈若曦，宋淇显然是将陈若曦视为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书写大陆题材的后继者。陈若曦书写中国大陆题材的小说取得成功，在宋淇的理解中，这应该是张爱玲在创作上可以考虑折返的方向。张爱玲对这一建议并不十分热衷，“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与我性情不合的宣传文艺上，结果一定一无所得”[21]；“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22]。但她亦同意宋淇对陈若曦创作风格的研判，“在《中国时报》上看到她的小说，材料真好，写得也有真实感”[23]。此后在张爱玲与宋氏夫妇的往来书信中，也多次提到陈若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在读完陈若曦短篇小说《城里城外》所给出的评价：

……《红楼梦学刊》《八方》也终于寄到了……陈若曦则可以说成反文革、反四人帮——她崇拜周恩来，信社会主义——周策纵他们像从前奔走于两个军阀之间的师爷。……《城里城外》我想大部分是根据事实，真是《儒林外史》外一章。（1980年2月9日）[24]

陈若曦的小说《城里城外》正是发表在1979年9月号的《八方》上，因此为张爱玲所留意。更何况，这部作品在发表后就成为当时文学界热议的焦点。小说以中美建交以后第一次组团访问美国的中国学者代表团，到加州某大学做离美前最后一次访问为主要故事情节。美国大学这边由华裔历史系教授尤义及其太太施文惠来负责接待，代表团一行七人，尤义先行把代表团中的翻译和记者驱开，留下四位学者和领队侯立。领队侯立“抗日战争时期做过地下工作”，满口“社论体”，张嘴便有“杀伐之气”，在访问中备受美方冷落；与之相对，四位访美学者则受到热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两位“大咖”：一位是社会学家毕文甫，“他那套功能派学说虽然已经落伍了，但他在云南考察瑶族时，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25]；另一位是文学家秦徵，“显得出奇的年轻，似乎刚步入五十，体健神旺。他最得人缘，操着江浙腔的普通话侃侃而谈”[26]，在参观大学图书馆时，“秦老看到自己的书，本本精装，而且书名烫金，十分开心。齐文拿出《围城》，封里两张借书记录单盖满了日期。听说它一直是热门小说，秦老直嚷这是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不值一提云云。谦虚归谦虚，神色还是颇自得的”[27]。小说中写在家庭聚会中，女主人为让专家们更自在，以便双方语无顾忌地交流，有意将领队官员侯立引开，剩下一群人聚在客厅，场景陡转，气氛丕变：

她去厨房把水壶插上电，涮了茶壶，重新沏了一壶冻顶乌龙。端了杯盘上客厅时，发现话题和气氛全变了。主客都聚拢到沙发这边，围着两个老人，众星拱月地坐在地毯上。她见个个脸色顶真，不像在闲聊，倒像在开会。[28]

果然，“抗日时代的老干部”一离开，剩下的代表团成员立刻抓住机会大谈刚刚不便直言的话题，原来每个专家都在想怎么才能把子女后代送到美国来。秦老求助尤义，“女儿去年到英国去了，现在两个侄子也想出来见见世面。我想让他们到美国来，你看有什么路子可走？”毕老“想把几个孙子弄出来，就是担心孩子考不过托福”；负责招待的主人为客人大出主意，允诺帮忙，宾主尽欢。女主人文惠不禁感慨：“说中国怎么好，没想到里面的人全打破了头要出来……”[29]这个话题到领队侯立返回客厅即自行结束，显然是个禁忌话题。在离别时分，小说迎来最高潮。领队侯立将专家先送上车，折返感谢女主人的款待，热情握手告别之际，竟出人意料地偷偷塞给施文惠一团纸，使得文惠惊愕不已。夫妻关门展读这张字条，发现老干部也“不落人后”：“我的儿子想来美国念书，希望你们帮忙。”

小说因“过度写实”，发表后不怪有读者“按图索骥”，亦有当事人自行“对号入座”。宋淇在1979年8月给张爱玲的信件中便提及小说的本事所在：“钱锺书此次先去意大利开汉学会议，回国后，然后再随社会科学院一批人来美。这一次本来是以费晓[孝]通为主力，谁知费为人类学家大师Malinowski[马凌诺斯基]得意门生，三十年来对世界上社会科学潮流一无所知，身体虚胖，英语说得也不大行，大家对他大失所望。相形之下，钱抢尽镜头……大家对他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30]《城里城外》中“那套功能学派”已落伍的毕老，以及“一口牛津腔把美国人佩服的五体投地”而大出风头的秦老，其小说人物与原型之间已非“影射”，真可谓“贴身摹写”了。当事人钱锺书对这篇小说一笑置之，“陈女士当时也在场，冷眼冷笑于傍，弟于其人毫无印象，可谓‘不识泰山’，《城里城外》去年7月中由‘八方’寄示，读之嘻叹，于弟虽加卡通式描绘，尚属笔下留情也”[31]。但在当时，小说被认为刻意丑化大陆赴美交流的知识分子而引发争议。在结集出版时，陈若曦赶紧出来“灭火”，写作《〈城里城外〉的纠纷》一文，感慨“一向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我，竟不知不觉中身体力行起来”；“我从来不曾讽刺过人。某回偶然对某人有所听闻，回家心血来潮，带着姑且幽默他一下的冲动写了《城里城外》。想是篇名取错了，竟弄得阴错阳差，甚至张冠李戴。文章发表以来，褒贬随之，误会尤其不断”。[32]舆论场对这篇小说的讨论，围绕“夸大”和“丑化”的写作伦理，拓展到政治意涵的解读，以致当事人跳出来认领角色，让陈若曦尤其不满，“他们攻击得最凶的地方往往是最具真实性的所在”；“我还没碰到一个塑造人物比我在《城里城外》中更失败的。不但张冠李戴，同一个角色竟有性趣大相径庭的人抢着认同”。[33]连葛浩文在评论这篇小说时，也幽默地表示“作者所述的事情我也亲眼看过，所描写的人物我也认识不少（里头大概没有我的影子吧）”[34]。评论界对这篇小说的分析视阈从政治意涵到人身讽刺，偏偏不把《城里城外》仅仅当一部小说来看。

张爱玲对这篇小说只言片语的感性评价显出她这一阶段的文学敏感度。《城里城外》以知识分子/学者作为小说主要人物，囊括中美两国人文学界精英，极写两群人酬酢之间的相互依靠、互有所图：访问团的老学者大赞国内拨乱反正、万象更新，私底下拼命打听如何将子女送出国；接待的主人一方深知中美建交，以后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大有用武之地，招待好这些专家，日后方能“放长线钓大鱼”；更有在美的“风派人物”赶时趋新，大办招待，积极与大陆来的学者合影，“想像着自己在内的照片，有朝一日登上了人民日报，许多人都掩不住兴奋的表情”[35]。《城里城外》在立意上，便有为此转折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来自大陆或移居海外）留影的意图。正如《儒林外史》一书正是“《外史》纪儒林”，有意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生活一样。[36]而《城里城外》以真实事件为故事背景，摄取真实人物为虚构角色，小说内外人物高度粘连，甚至连作者自己都现身小说中，“扮演”尤义夫人施文惠一角。这与《儒林外史》的情况完全一致：“臧否人物，隐有所指。”[37]“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38]更何况《城里城外》取义《围城》“冲进去、跑出来”的题眼，塑造一群“身在其中”却也想“跑出来”的人物，形成一种颇具喜剧性的讽刺修辞，亦与《儒林外史》“寓怒骂于嬉笑，雕镌物情，如禹鼎温犀，莫匿毫发”[39]的讽刺艺术心灵相通。

从书写知识分子题材、摄取真实人物入小说以及谑而不虐的讽刺修辞出发，张爱玲看清了《城里城外》作为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书写脉络之间的关联，并对《城里城外》给出了相当凝练化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阅读与评鉴《城里城外》，似乎激活了张爱玲跟《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文学链接，“晚期张爱玲”以一篇（最终未完成的）小说仿作，显示出其在创作上对这部经典的跟进。

二、心慕与手追：“往来书信”中的《谢幕》

在点评完陈若曦的小说《城里城外》之后，张爱玲随即完成了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尽管言明“儒林外史我多年没看见”，但仍记得“从前相府老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40]多年没看见却记挂起这部小说，可见作家对于《儒林外史》的深层阅读记忆已被激活。到了1980年6月，张爱玲甚至提出一个朦朦胧胧的小说写作构想：

丘彦明来信讲痖弦要求Stephen写篇东西关于《谈吃》，我也觉得不适当。重刊《五四遗事》是个好idea，尤其因为我一直担心被人收入选集，转载后比较熟套，即使被选了去，也不像是给人家掐了个鲜头去。……曹禺跟李玉茹结婚了，两位我都见过，所以对他们的故事很感到兴趣。（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1980年6月7日）[41]

1980年3月18日至4月30日，曹禺赴美讲学、进行文化交流，引起很大轰动。这样的场景恐怕让张爱玲想起了陈若曦《城里城外》中同样访美的几位中国知识分子。张爱玲写作很慢，此时正在忙着翻译《海上花》，一时并无新作，新的素材灵光乍现——曹禺的故事让张爱玲颇觉惊喜，“两位我都见过”，是自己所熟悉的材料。张爱玲在1947年2月即应柯灵推荐加入文华影片公司，曹禺在同年美国讲学归国后也加入任编导，并为文华影片公司编剧、导演完成了影片《艳阳天》，由石挥、李丽华领衔出演。[42]张爱玲与曹禺此时同在文华影片公司担任编剧，两人很可能打过交道，张爱玲显然熟知《艳阳天》拍摄的一些细节。于是，这篇小说的念头在张爱玲脑中兀自生长，不久之后张爱玲便向宋氏夫妇进一步吐露了这篇小说的创作设想：

不记得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曹禺编写《艳阳天》影片时，非常重视李丽华的旗袍料，天天陪她去选购衣料。我想写他这次来美，使他想起战后自内地来沪，一次影片公司大请客，气氛与心境有相同之点——大受欢迎，同时也有点自卫性。当时上海新出了杨绛师陀等剧作家，他的名著都在战前——《蜕变》是否写抗战？战后上海有没有演过？《艳阳天》后发表的话剧《正在想》似乎没上演过。——有些书评家认为他derivative（缺乏原创性），太像O’Neil。在美国，夏志清等或多或少的属于这一类。不过’48他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威胁……浪头都冻结成了冰河，倒保全了他的盛名。也许题作《谢（竹）幕》。’50他像主角在台上忽然病发，幕急下，替他遮盖了。上海的几个名坤伶那天宴会都在座，他因为有点迷上了李丽华，没大注意李玉茹。我一时也不会写，先跟你们讲讲，免得又出乱子。当然也不完全是讽刺。（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1980年9月29日）[43]

这一阶段张爱玲开始有意识地留意与曹禺有关的材料。曹禺访美期间在伯克莱大学做了演讲，提及“国与国之间，尤其中国和外国，常有神秘的‘幕’存在”[44]。张爱玲信中提到小说暂定名为《谢（竹）幕》，灵感或许正是来自于此。夏志清曾亲临曹禺访美的讲座现场，所写的纪实性长文《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遂被张爱玲视为绝佳素材，专门去信感谢夏志清，“你写曹禺来美那篇真有兴趣，我剪报留下来”[45]。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与一般人略有不同，她往往是“细节优先”的，从一个情节的设置定型，再逐渐推敲将故事摇荡推远：“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46]虽是少女习作，可是在张爱玲看来，主人公要在西湖结束这个故事，远比情节走向本身更重要。小说《谢幕》的构想渐具雏形，这个想写的故事张爱玲虽然坦陈“我一时也不会写”，但小说的细节部分已经臻于丰满，主要布景已经安排妥帖：

我上次信讲的关于曹禺的故事，想写他在柏克莱遇见一个fan，略有些像李丽华，也有点像李玉茹。午夜深谈，她因为他三十年没能写东西替他伤心，他慨然说：“只要国家强，人民生活得好一点，牺牲我这点艺术生命算什么？”（张爱玲致邝文美，1980年12月10日）[47]

看来，张爱玲已经决定让这个故事的重要场景设置在曹禺访美时期，“在柏克莱遇见一个fan”。这样的设计，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陈若曦以中国大陆学者访美团为原型的那篇《城里城外》。同样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以曹禺为人物原型，以“不完全是讽刺”为小说艺术追求，张爱玲透过《城里城外》而接续《儒林外史》的写作意图由此彰明。但不久以后，张爱玲即不幸遭遇“蚤祸”，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不断迁居过程中更是丢失了翻译了十余年的《海上花》英译稿。这篇“不完全是讽刺”的小说她无暇顾及。直到1988年她终于安顿下来。宋淇再一次鼓励张爱玲不要停止创作：

我在翻阅你的旧信，其中有一段讲起你想写《谢幕》，描写曹禺来美后的心理和窘态。这题目很好，构思也好，曹是南开中学出身，南开以演话剧出名，学生大都会演戏……曹听说演过Ibsen的娜拉。另外还有一个剧作家：吴祖光，……你不妨将曹、吴二人合并为一人，再加油加酱，免得读者一看就知是一个名人的caricature（卡通化描写），thinly disguised（只稍作掩饰），就没有什么滋味了。这题材值得酝酿一阵。（宋淇致张爱玲，1988年6月2日）[48]

宋淇的建议颇具策略性，他深知张爱玲目下一切皆不顺遂，创作顶好捡现成的题目。而《谢幕》一文，早已往返讨论数次，显然张爱玲已极熟。宋淇可能也害怕这篇小说如《城里城外》一样对人物原型太过“贴身摹写”而招致失败，主动为张爱玲提供人物素材，方便张爱玲“加油加酱”，增添滋味。并且，他提出如果这篇小说写不出，“另一项工作你也许会感到兴趣。《红楼梦》你熟极如流，已写了一本书。另一本经典是《金瓶梅》，你也极熟。你在文章中说过，看到宋蕙莲和李瓶儿之死你会忍不住大哭。……我认为你大可乘现在尚未能全心投入创作时，不妨细读此书，并且写几篇文章，如果有兴趣，不妨像《梦魇》那样出一本书”[49]，总之，希望张爱玲创作不断。

张爱玲随后有所回应，对于写作研读《金瓶梅》的系列文章她一时并无兴趣，反倒重拾起了《谢幕》，在这一次的构思中，在前述“访美”的情节之外，张爱玲进一步增添了1940年代曹禺回沪的情节，并将小说的主要场景浓缩为两场欢迎酒会。至此，整篇小说已呼之欲出：

《谢幕》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两个party，战后上海电影公司欢迎曹禺从重庆回来，加大演《雷雨》后的鸡尾酒会。他的私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全部臆测，除了陪李丽华买衣料这件琐事……吴祖光的作品我看不进去，毫无印象。曹禺我可以identify with，很难与吴祖光叠印。着重年龄，改小些也weaken the situation。宁可让人说我骂曹禺——我写过的严肃的作品的主角有几个正面人物？就这样也还极可能写不出，长久不写东西。（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1988年8月30日）[50]

此后该小说一直无动静，张爱玲在书信中也不再更新相关信息。直到1990年，张爱玲再度提及：“东西长期堆在地下，实在嫌多，不想再买书，除了关于大陆生活细节的，尤其是北京，为写《谢幕》参考。”[51]直到生命末端，张爱玲仍在思考如何丰富这篇小说的细节。遗憾的是，对于这篇小说，张爱玲可能自始至终都未曾动笔。

三、《儒林外史》的乍现与“晚期张爱玲”风格的凝定

不同于张爱玲在1940年代那神秘得只闻题目不见正文的“佚文”《苗金凤/描金凤》[52]，《谢幕》虽未及落实为文字，但通过张爱玲与宋氏夫妇的鱼雁往来，已大致能窥见小说首尾和情节构思了。这些材料已经能为我们理解作家创作的“发生学”以及“生产工艺”，提供不可多得的素材了。《谢幕》这篇小说的写作构思与创作尝试，还能给予我们一个清晰的观察视角，以《儒林外史》对张爱玲的文学影响为接点来进行考察，或能对“晚期张爱玲”的艺术新变和创作实景有更深层次的领悟。像张爱玲这样一位在中西文化资源中尝试获取养分、谋取定位的小说大家，在晚期的创作转型中，仍尝试乞灵于中国古典写实主义小说之神髓来超克写作窘境。在“金”“红”这两大源泉之外，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在晚期张爱玲“回到中文”的创作通路的延展中，显示出作家如何通过对古典小说的创造性转化，力求实践文学创作的新变的努力。其创作经验的成败得失，自有其意义。

《谢幕》的“未完成状态”让人想到1950至1960年代“中期张爱玲”同样未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少帅》（The Young Marshal）。《少帅》的创作起念于1956年，但动笔开写已是1963年，现存两万余字。故事以历史人物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故事为中心，并尽力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推动小说叙事的进度，张爱玲在创作中耗费了极大的力气来搜集材料、消化掌故、还原历史、融入小说。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小说很难谓成功。一则小说以英文书写，故事情节设置完全迎合英文读者的趣味，但即便如此，出版代理人试读样张后，完全不看好这本小说：“看了都不喜欢，说历史太confusing……许多人名完全记不清……”[53]二来这本小说直接贴着当时仍健在的历史人物来写，但又根据自己的构想刻意修改了若干重要细节，如将女主人公改为从十三岁到十五六岁的未成年少女，小说恐引起名人名誉权的争议，最后连张爱玲自己也厌弃了这个小说题材，不复续完，使其成为断章残稿。

被放弃的英文小说《少帅》让我们再次注意到张爱玲创作与“社会小说”之间的文学关系。张爱玲自称“从小养成手不释卷的恶习惯，看的‘社会小说’书多”。在她的理解中，“社会小说”就是具有传统的形式、保留旧小说体裁、内容又比神怪武侠有趣的小说，“仿佛就是大门外的世界”。[54]这类小说在题材上直刺社会现实、描摹人情世故，但在文学水准上，不同的作品高低差异极大。《少帅》写作中，题材直接诉诸真实人物、情节透露历史现场某些影像的做法，恐怕令张爱玲想到了自己祖父、祖母也被化形而入的“社会小说”《孽海花》。此谴责类的“社会小说”在风格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55]，或许让张爱玲倍感警觉：在《少帅》中她多次渲染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性爱体验，已属“笔无藏锋”；有论者也指出这部小说中女主角未成年的人物形象设定恐与1962年上映的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洛丽塔》（Lolita）有关，“她是否基于某个市场考虑，有意将《少帅》写成一个军阀时代的洛丽塔故事呢？”[56]这无疑又有“合时人嗜好”之弊。《孽海花》一出，对这部书的阅读热潮便瞬间集中在了研判小说中的“隐托人名”上，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张爱玲会断然放弃《少帅》，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1980年代《谢幕》的创作构想渐渐明晰之后，张爱玲当然会记起1960年代创作《少帅》时的经验教训。《谢幕》与《少帅》的小说人物都来自当时仍健在的名人，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在创作路径上有相似的行进方向。《少帅》的惨烈失败当令张爱玲反躬自省，如何在立意、运思、叙述中避免前述的“《孽海花》化”。于是，张爱玲弃“谴责”而取义“讽刺”，希望在社会小说中越过《孽海花》式的“影事置诸文后”的漏弊，以《儒林外史》写知识分子意在“警世”，“描写世态炎凉，纯从阅历上得来”，以此救正《少帅》写作中因与原型人物距离过密而导致小说虚构中可能产生的写作伦理学上的困境。同样是将真实人物和事件写入小说，《孽海花》是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表现我的想象”[57]，小说人物与所影射对象之间的贴合度、历史事实的传奇化重述，成为作品魅力的主要来源和读者最为热心阅读之处。如蔡元培便表示这本小说最有趣的便是小说中的“事实”：“书中的人物，大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58]而在《儒林外史》中，小说人物原型虽可考，但已经过作家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人物的典型化，“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读者已经不那么关心范进、周进、马二先生究竟原型为谁，如鲁迅所言“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59]。在张爱玲的构想中，写“实有人物”一直是她所坚持的文学创作方向，“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孽海花》化”的《少帅》的失败，使得张爱玲不得不尝试调整转换既有的写作范式，这时陈若曦的《城里城外》突现文坛、引发热议，激活了张爱玲的《儒林外史》经验。张爱玲突然打通了这一条在她之前的理解中难以觅寻出路的写作暗道。“实有人物”的写作，完全可以按照《儒林外史》中处理人物原型与营构讽刺艺术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时期张爱玲在散文、序跋中集中地提及《儒林外史》，证实了这种文学经验的激活，而《谢幕》的构思与持之以恒的细节润色，也显示出她在创作中处理“实有人物”、写作“《儒林外史》化”小说的新路径。

总之，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资源，一直是以“要一奉十”的持续挹注贯通了张爱玲的创作生涯。这股文学泉源的涌动，在“晚期张爱玲”时期，复又新添增《儒林外史》这一股清流。这一“新添”，意味着张爱玲在晚年并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中，仍在求取新变、积极尝试。如果将张爱玲翻译《海上花》以及写作文学评论《红楼梦魇》的文化实践，视为她在晚期针对自己文学盛年期文化资源的一种回顾或者反刍，则不难获得对她晚期创作的宏观性观照：“她的‘晚期风格’最终表现为回归其自身，写她自己想写的东西，看似仍然为记忆所困，在‘过去’的围炉边打转，或可说是从外部世界退缩，却修成正果，脱落了一切外在的繁华而显露一个赤裸裸的自我。”[60]朝向过去，不断回溯，成为读者理解晚期张爱玲如《小团圆》《对照记》等作品的一条最重要的路径。张爱玲对《海上花》的跨语际翻译和《红楼梦》的“五详”，都可以被理解为对“过去”和“内在自我”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的回头看和再认识。但如果将张爱玲与《儒林外史》这一她盛年期并不常提及的作品联系起来，则这种对晚期张爱玲“回归其自身、在过去打转”的总体性理解，可能会得以拓展。因缘际会，张爱玲得以在1980年代这个最不适宜写作的时候，激活了《儒林外史》的阅读体验，对知识分子题材、对直写事实而生讽刺的写作艺术、对“机锋所向犹在士林”的文学风格产生了“心慕”，并尝试以新文学史中的“熟人”为题材来“手追”，尝试写作“实有人物”的讽刺小说。

尽管这个竭力逼近《儒林外史》的写作计划最终折戟沉沙，但这一积极的突破性举动已能向读者展示出，晚期张爱玲仍不断“求新变”而非“守旧成”。尽管在文学实绩的产出来看，晚期的张爱玲似乎退守自己的文学舒适圈和安全区，面对此时业已形成的万千张迷产出作品：“扫却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如《对照记》这样诉诸回忆、指向过去的作品，剪裁较易，对于张爱玲而言可谓熟极而流，不怪宋淇直言“《对照集(记)》可能吸引一部分‘看张’的人，但又是旁门左道，不像成大器的样子”[61]。但张爱玲显然并不甘心止步于此“旁门左道”，她曾借由撷取《儒林外史》的文学神髓，拓展讽刺性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路径，显示出她主动出击、积极拓展的文学野心。但是，求新变的书写欲念与现实的生存际遇、创作环境间的葛藤关系，渐次消磨了作家拓展文学圈地的进阶之路。未完成的《谢幕》是张爱玲的刺点时刻。在“晚期张爱玲”“回归其自身、在过去打转”的风格凝定的背后，似乎仍蕴藏着无数次自我突破的可能性。

注释：

[1] 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张爱玲典藏全集》（第10卷），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7页。

[2] 《女作家聚谈会》，《杂志》1944年4月第13卷第1期。

[3] 吴小如：《读张爱玲〈传奇〉》，见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的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4]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5][6][13][17][20][21][22][23][53]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 1955-1979》，宋以朗编，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52页、383页、292页、102-103页、290页、43页、313页、299页、119页。

[7][40] 张爱玲：《谈吃与画饼充饥》，《张爱玲典藏全集》（第9卷），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03页、103页。

[8] 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张爱玲典藏全集》（第10卷），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5页。

[9]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张爱玲典藏全集》（第12卷），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33页。

[10][60] 陈建华：《论张爱玲晚期风格（上）》，《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4期。

[11] 陈建华：《张爱玲“晚期风格”初探》，见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12][45] 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299页。

[14][24][30][41][43][47][48][49][50][51][61] 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 1980-1995》，宋以朗编，台北皇冠文化出版2020年版，第419页、8页、417页、20-21 页、31页、36-37页、335页、335-336页、340页、414页、475页。

[15] 陈建华：《论张爱玲晚期风格（下）》，《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3期。

[16] [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

[18][19] 陈若曦：《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07页、108页。

[25][26][27][28][29][35] 陈若曦：《城里城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7页、73页、67页、84页、88页、76页。

[31] 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32][33] 陈若曦：《〈城里城外〉的纠纷（代序）》，《城里城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页、2-3页。

[34] [美]葛浩文：《说些老实话》，《葛浩文随笔》，闫怡恂译，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36] 陈美林：《吴敬梓研究》（上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37] 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节录）》，见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35页。

[38][5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291页。

[39] 沙沤：《一叶轩漫笔（节录）》，见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页。

[42] 参见黄望莉：《海上浮世绘：文华影片公司初探》，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44] 参见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页。

[46] 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5页。

[52] 参见陈子善：《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的张爱玲——从佚作小说〈描金凤〉说起》，《张爱玲丛考》（下册），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

[54] 张爱玲：《谈看书》，《张爱玲典藏全集》（第9卷），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0页。

[56] 冯睎乾：《〈少帅〉考证与评析》，张爱玲：《少帅》，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43页。

[57] 曾朴：《孽海花代序——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69页。

[58] 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80页。

[59] 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