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好河山”，张家口还有那么多古人石刻

大境门是张家口境内长城上一座边门。建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具有350多年历史。它是一座条石基础的砖砌拱门，门墙高12米，底长13米，宽9米，有木质铁皮大门两扇。顶部为一平台，长12米，宽7.5米。外有1.7米高的垛口，内有0.8米高的女儿墙。在门楣有“大好河山”四个遒劲有力的楷体大字，据说是由当时的地方军政首脑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亲笔书写的。历尽几百年至今。成为了张家口市的一句城市形象标志语。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北征噶尔丹，其主力部队就是从张家口誓师出发的。 平定噶尔丹后不久，张家口晋籍文人张自成被长城内外祥和繁荣的景象所感动，于康熙五十二年（1709年）挥笔写下“内外一统”四个大字，镌刻在大境门外的石壁上，表达了长城内外广大民众对祖国统一的要求和对和平的热爱。

从赤城县向城北而行，有一舍身崖。据《宣化府志》载：“龙门峡”，在云州东北五里，即舍身崖。两山相对如门，壁高千仞，其下塞外清水循崖屈注，琮潺有声，即《山经注》：沽水南出峡，所谓独固门是也。舍身崖地处沽水通道上游，为“丫”字形咽喉要隘，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其危崖相对、高耸入云，若天门微启；沿水循涧，只容单骑，可内外沟通。明代为扼守险要要隘，这里被称为“朔方屏障”。属宣府防御体系中的北路防区，是上北路、中北路、下北路三路军马共同防御的咽喉要隘。其时的戍边将帅、文人名士都有“振旅归来定勒名”的雅兴，所以，崖壁上刻满了诗赋佳作。现存纪年明确的，有明代正统、正德、嘉靖、万历、崇祯，清顺治、乾隆等年间石刻20余品。形制有匾额形、圆首碑形、方首碑形和临崖题字刻画形。碑形石刻规格不等，多为镇守边塞的将军题写。“三路咽喉”、“龙门崖联句”等反映了当时军人在边塞时的豪迈情怀。特别是明代御史孙愈贤题刻的“朔方屏障”，笔画似栋梁，点捺大如牛，绝地百尺，气势雄浑，十分壮观。

通高3．3米，宽1．2米，首体相连为一整块青石雕刻而成，笔力挺然，蔚蔚古风，极具艺术奇趣，这是位于蔚县麦子疃村西北杨家墓地的《蔚州杨氏先茔碑铭》。据《蔚州志·金石》记载，该碑“碑石甚奇，以得赵文与书，故州人多传拓者，旧志载人艺文”。杨赟碑碑文用706字记录了墓主人杨赟的生平、人品、政绩，竖刻的正文为行书，端庄秀丽，镌刻精工，是赵孟頫之作。赵孟頫是多才多艺的文学艺术家，书画造诣高深。他的《蔚州杨氏先茔碑铭》编撰庄重典雅，堪称其晚年的代表作。该碑立石于元至治元年(132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碑文被收录在赵孟頫《松雪斋文集》中。碑阴额刻盘龙，与碑阳相同。中刻“杨氏宗系之谱”六字，下刻杨赟曾祖以下五代至其子辈。《蔚州杨氏先茔碑铭》被称为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宝库的珍品之一。

《祁真人道行碑》立于赤城县城北金阁山灵真观遗址内。它通高4．4米，座高0．7米．宽1．25米，长2．30米；碑身为汉白玉质，高3．7米，宽1．25米，厚0．31米。盘龙碑首，碑额阴刻“玄门掌教大宗师洞明真人道行之碑”15字篆书，碑阳阴刻楷书为24行1082字，碑阴阴刻楷书为21行1004字，元成宗时国史李谦撰文。《祁真人道行碑》整体碑文顿挫有力，排列均匀，数千文字行云流水，勒石考究，刀工洗炼，堪称碑石中之精品。

位于桥西区正沟街西侧山崖离地面约4米高的石壁上刻有“内外一统”四个楷书大字。“正沟街摩崖石刻”每字约一米见方，石刻下方还有“啊嘛呢叭咪哞”等汉、藏、蒙文字。据石刻题款记录，该石刻成于清康熙五十二年，据考证是佛教界祝贺清朝廷册封班禅五世的石刻遗存。石刻依火石天山，石质为花岗岩，对于研究张家口边塞地区的佛教文化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933年，日军西进察哈尔省，企图吞掉华北。国难当头之时，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于5月26日在张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抗战。8月27日，方振武率抗日同盟军到达素有“北路咽喉”、“绝塞雄关”之称的赤城独石口。方振武以这一天险为依托，组织军民向已陷于敌手的热西出击，于8月底收复了丰宁等县，为表达“正义所致、不辞汤火、光荣之死、甘于鼎饴”的决心，方振武挥毫写下了“驱寇安边”，并镌刻于碑，立于城南，成为激励抗日将士英勇杀敌的动员令。这一表现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千古不朽抗战业绩的石碑现已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丰碑。

石头沉重，形态万千。石刻无言，却是历史的存根。当曾经的辉煌逐渐在岁月的长河中湮灭时，它们幸存下来，成为人们追溯往昔的珍贵物证。完整或残存的石刻见证了已逝的风华，刻上去便成为历史，长留天地，成为永恒的记忆。（若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