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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死亡哲学丨“生本能”和“死本能”

2024-04-13 21:3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编者按:

本文选自《西方死亡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原题为《弗洛伊德丨生本能和死本能》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开创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医学模式的新基础,为20世纪西方人文学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柱。

生命的出现就这样成了生命继续的原因,同时也是努力趋向死亡的原因;生命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两个趋向之间的一种冲突和妥协”。

文/段德智

01

本能恢复的势力之一

萨特死亡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他严格区别开了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而把自己的研究中心放在非自然死亡方面,提出了死亡并非我们本己的可能性而只是一个偶然的事实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是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身感受的。如果不是死亡哲学的具体观点,而仅仅从它的经验基础看,弗洛伊德的死亡哲学和萨特的一样,也是基于战争经验的,差异只在于一个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另一个则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在早期著作中,弗洛伊德虽然也谈及死亡问题,但它毕竟不占什么重要地位,而且也根本没有死本能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哲学概念。他只是把人的本能区分为自卫本能和性本能。而所谓自卫本能,包括吃的本能、害怕危险的本能等,如果这种本能受到障碍,就会导致个性的改变和精神病的发生。然而,在后期著作中,弗洛伊德却把自卫本能和性本能结合在一起,称之曰“生本能”,也叫“伊洛斯(Eros)本能”,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死本能”的假说,并把死本能和生本能看做是本我对立的两极。而成为弗洛伊德思想转折点的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明显的标志是1915年发表的《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这一论著。

这篇论著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法深层次地探讨死亡问题的契机。因为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死亡问题,特别是非自然死亡,成了一个残酷的、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它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提出了死亡探源的任务。因为事情正如弗洛伊德所见:一类是“在战争中玩命的人”,另一种是“呆在家中,等待着亲爱者的噩耗—死、伤、病、残—的人”,于是人们便普遍感到彷徨、气馁。而所有这些,在弗洛伊德看来,都有助于我们对“我们人人均有的、隐藏于我们精神生活的最深层的、不为意识所觉察”的东西的探讨。

02

“一战”中的士兵

弗洛伊德认为,战争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特殊功能,首先就在于它是引起我们本能“回复”的势力之一。他指出,文明社会由于不停地压抑人的本能,结果使社会成员不停地与自身的本性疏远,导致了普遍的性格变异,产生了大批的伪君子。但是,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文明社会的虚伪性暴露无遗,文明的假面具揭开了,西方人在战争中表现出了空前的不文明行为和野蛮行径,于是,许多人,特别是德国人对此大惑不解,瞠目结舌,甚者忧心忡忡。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用不着为我们的全世界同胞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文明行为感到屈辱、痛苦地感到幻想破灭”,因此,“实际上,我们的同胞并没有像我们所担忧的那样堕落,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像我们设想的那样高尚”。这就是说,人原本是一种具有两重性格的生物,战争不过把他的两重性格,特别是他邪恶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罢了。

在弗洛伊德看来,邪恶本能并不是什么“坏”本能,因为本能是无所谓好坏的。他指出:“心理调查(严格说来,心理分析的调查)表明: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基本本能,基本本能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其目的是满足某些基本需要。这些本能本身,无所谓‘好’与‘坏’。我们只是根据人类社会的要求与需要,来将这些本能加以分类。”

弗洛伊德在把被社会斥责为邪恶的本能称为“基本本能”之后,又继而提出了“矛盾心理”这个概念,为后来他提出本我的生本能—死本能二重结构学说做了铺垫。他说:“很多本能从一开始便以一组组矛盾的面貌出现……这种以矛盾面貌出现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众多的门外汉来说,也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矛盾心理’。最容易观察到和最好理解的情况便是:深深的爱和深深的恨常常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弗洛伊德不仅从战争出发追溯了人的“邪恶”本能,而且还从人的“邪恶”本能出发,探究了战争必不可免的根由和基础。在他看来,既然“邪恶”本能是人的原始的和基本的本能,则战争就是人类社会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在《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这篇论著的结尾,弗洛伊德以作结论的口吻写道:“战争剥去了后来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外衣,揭示出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战争迫使我们再次成了不相信自己之死的英雄,给族外人贴上了‘敌人’字样的标签,盼他们早死,或者杀死他们。战争还劝告我们,要从心爱者的死尸中站起来。但是战争还无法消灭,只要民族生存的条件不同,民族间相互排斥剧烈,就将有也必定会有战争。”

1932年弗洛伊德在给爱因斯坦的公开信中以更加明确和更加系统的形式表述了上述观点。他写到:“根据我们的假设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力图生存和联合;另一种是力求破坏和杀害。后一种本能我们称之为侵略和破坏本能。”“在我看来,无疑战争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事情,因为它有着稳固的生物学基础,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我们征引的这两段话中不难看出,弗洛伊德对世界战争的看法比起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他们把战争归因于少数人的野心)来说要深刻得多合理得多。而且,我们还不妨把他的这些话看作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的一个语言。但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下面这个事实:与列宁在同一个时期发表的关于战争和世界战争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见相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解释像战争一类的社会现象时显得多么片面和肤浅!其学究气该是何等的重啊!

03

列宁街头演讲

弗洛伊德在这篇论著中还专题考察了“我们对死亡的态度”这个问题。他指出,他们在无意识中都相信自己长生不死,因而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死亡从生活中排除掉,或者力图“暂缓考虑”死亡,或者只扮演死亡旁观者的角色,或者以这种那种方式强调死亡的偶然性——事故、疾病、感染等等。但是由于战争,我们终于明白了,死亡不再是什么“偶然事件”了。当然,似乎这也存在着某种巧合,某颗子弹射中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不过,生者却随时会吃到第二颗子弹,同样死去。基于此,他强调了死亡的必然性,指出:我们应当“把死亡看待成生命的必然归宿”,从而同意这样的说法:每个人都欠大自然一笔账,人人都得还清账——一句话,死亡是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无法避免的。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他劝诫人们不要回避死亡,而要正视死亡,随时做好死亡的思想准备。用他这篇论著的结束语说,就是:“你想长生,就得准备去死。”

如前所述,在《目前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中,弗洛伊德提出了死亡无法避免的观点。然而,死亡对人为什么会是“无法避免”的呢?他在1920年发表的《超越唯乐原则》这篇论著中相当充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他所谓的“强迫重复原则”。他指出,严格地说,“唯乐原则支配心理活动整个过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有证据表明,有某些超越唯乐原则的倾向在起作用。这里的“超越”两字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说,有一种原则处于唯乐原则之外,且不依赖于后者;其二是说,它们处于唯乐原则之上,比唯乐原则更基本、更原始又更富于本能。而这种处于唯乐原则之外又处于其上的原则就是弗氏的“强迫重复原则”。所谓“强迫重复原则”,简言之,就是凡事物都必定恢复其早先状态、凡生命都要恢复到无生命状态的原则。因此,说穿了,所谓强迫重复原则,也就是凡生命都必有一死原则。

弗洛伊德用这一原则修正了他原先的本能概念。根据强迫重复原则,现在,弗洛伊德把本能定义为“有机体生命中固有的一种回复事物早先状态的冲动”。这就是说,按照弗洛伊德眼下的观点,我们虽然已经习惯于在本能中发现一种促进变化和发展的因素,然而本能却具有一种明显的保守性质,即一种执着要求回归其最原始状态的努力。就生命而言,它的“最原始状态”就是无生命状态,因而凡生命都内在地具有一种走向死亡的本能,即死本能。诚然,一切有机体也都有发展和演进,但这种发展和演进只能归因于“外界的干扰性和转变性影响”,而不能归因于有机体的本能,也算不上有机体的目标。因为如果说生命的目标是事物的发展和演进,是达到迄今未曾达到的状态,这就在原则上同本能所具有的保守性相矛盾。因此,生命的目标必定是事物的一种古老状态,一种最原始状态,生物体虽然在某一时期脱离了这种状态,但只要它存在,它就会一直竭力通过一条由其自身发展所遵循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挣扎着回复到这种状态中去。所以,只要我们坚持“一切生物毫无例外地由于内部原因而归于死亡(即再次化为无机物)”这条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成人,‘一切生命的最终目标乃是死亡’”。

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有生命物体的死亡都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就人而言,他在达到死亡的最终目标之前所必经的路程是非常迂回曲折的。这是因为,在我们身上,除了死本能外,还有一种生本能,即“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肯定的本能以及主宰的本能”。但是,弗洛伊德强调说,这些本能只是“一些局部的本能,它们的作用是保证有机体沿自己的道路走向死亡,而避开一切可能出现的非有机体本身所固有的恢复无生命状态之路”。“这样一来,这些生命的捍卫者原来也就是死亡的忠贞不渝的追随者。”这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死本能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本能;生本能是派生的、第二位的本能,是协从和服务于死本能的本能。因此,尽管人生的道路非常迂回曲折,则人最终还是必然要死亡的。所以,死亡始终是“生命的必然归宿”。

为了论证他的死本能学说,弗洛伊德还引证了魏斯曼、戈特、哈特曼、莫帕以及赫林等人大量的生物学研究成果。魏斯曼从从形态学角度提出了生物体具有必死的躯体和不死的种质两个部分的观点;戈特提出了死亡是生殖的一种直接后果的观点;哈特曼把死亡定义为“个体发展的终结”;莫帕则用实验证明了不仅高等动物而且低等动物,甚至原生动物都是死于自然的死亡;赫林更认为生物体中一直有两种始终在发生作用的过程:一个是“建设性的或同化的过程”,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或异化的过程”。弗洛伊德在赫林之后,从生命过程所采取的这两个相反的方向中,升华出了“我们的两种本能冲动——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在活动”。这样,弗洛伊德就从这些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概括出了更为一般的结论,从而达到了对生命发展过程及其死亡的精神分析学—哲学的理解。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这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叔本华的哲学领域。在叔本华看来,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结果,并且因此可以说是生命的最终目的’,而性的本能则是生的愿望的体现。”

如前所说,弗洛伊德是从由战争引起的死亡即非自然死亡或社会学死亡出发来思考死亡本性和死本能的,然而他在这里所提出的生本能和死本能学说却仅限于自然死亡。

所以,他虽然宣布他的生本能和死本能假说已经解开“生命之谜”,但在实际上却根本无助于对非自然死亡即社会性死亡的任何了解,由此也就暴露了他的“死本能”学说的“非科学”性质,并典型地说明了自然科学在解释社会现象方面的局限。

04

“两种本能相互融合”

如果说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于唯乐原则之外又提出了“强迫重复原则”,于“生本能”之外又提出了“死本能”的问题,那么在1923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这部论著中则对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更为详尽又更见系统的说明。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无意识的本能有两种,一种是性本能或叫爱的本能。它是一种非常惹人注目和比较容易研究的本能。它不仅包括不受约束的性本能本身和目标受约束的本能冲动或发源于性本能的带升华性质的冲动,而且还包括了自我保存的功能。第二种本能是死本能。它不太容易表明,可以以施虐狂为代表。爱的本能的目的在于“保护”机体的生命,而死的本能的任务则是“把机体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的状态”。

弗洛伊德强调爱本能与死本能的相互融合。他曾以施虐狂为例来说明“破坏的本能习以为常地为爱的本能服务”。他还曾以爱和恨的两极对立来具体地解释两种本能的两极对立、关联和转化。他指出:“现在,临床观察表明不仅仅爱被恨按着意外的规律性伴随着(矛盾心理),不仅仅在人类关系中,恨常常是爱的先驱,而且在许多情况中转化为爱,爱转化为恨。”例如,在迫害妄想中,病人最爱的人成为一个迫害者,病人对他常常采取危险的进攻。

微观地看,爱本能与死本能相互融合,但宏观地看,死本能似乎更原始些,更基本性。如是,则虽然爱的本能(生本能)的目的在于“保护”生命,虽然“死的本能的本性是缄默的,生命的喧嚷大部分来自爱的本能,但是这两种本能,严格来讲都是“保守”的,因为它们“都力图重建被生命的出现所扰乱了的事物的某种状态。

生命的出现就这样成了生命继续的原因,同时也是努力趋向死亡的原因;生命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两个趋向之间的一种冲突和妥协”。这一点在性行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性物质是性紧张饱和的媒介物,然而完全的性满足所造成的性物质的发泄却带来了生命机体的消亡,一些低级动物交配后立即死亡(如蟑螂和蜜蜂等)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生殖即为死亡,“因为爱的本能通过满足的过程被排除以后,死的本能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达到它的目的”。

原标题:《弗洛伊德的死亡哲学丨“生本能”和“死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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