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丨俄罗斯文学的太阳

切尔克斯部落的原始的住处，

炙热的波古莫河岸，荒凉的高峰，

飘忽的白云给山顶盘绕着冠冕，

还有库班河外的平原！

神奇的惊人的地方！……炙热的溪水

在炽热的峭壁间滚沸，

啊，无边幸福的水泉！

你是憔悴的病患者真实的希望。

在奇迹的水边，我看见

枯槁的青年人，不再留恋于宴飨，

必遭赛浦里斯所致的秘密苦难；

还有年轻军人过早地使用拐杖，

还有衰弱的老人，暗淡的白发苍苍。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以简洁的笔触，描写了边境的山谷、河岸、平原和山峰等边地风物，第二段则写了溪水以及艰难地生活的人们，在苍凉的自然背景上，传达出一种悲凉的人生图景。这是他过去所不曾见过的风景，所不曾见过的人们和生活。

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居住的三年期间，创作了《致凯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给奶娘》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等优美的诗歌，也创作了《致大海》《短剑》等壮美的诗歌。那些描写自然风物的诗篇，风格卓特，境界崇伟，尤以1829年所写的几首最为佳妙。其中的《顿河》，是一首怀念之作。顿河与哥萨克都很容易逗惹起诗人的思念的意绪和还乡的冲动。在他乡，思故乡，去国愈远，乡思愈浓：

在辽阔的原野上闪耀，

它奔流着……顿河，你好！

我从你远方的子孙那里，

给你带来了他们的敬意。

百川都知道静静的顿河，

把你视为光荣的兄长；

我从阿拉斯克和幼发拉底那里，

给你带来了他们的崇敬。

顿河的骏马穷追敌寇，

停下来稍稍歇息，

如今饮着阿尔巴察的清流，

闻到了乡土的气息。

我朝夕思慕的顿河啊，

快给你骁勇的哥萨克骑手

备好由你的葡萄园产的

泡沫喷涌的闪光的美酒。

普希金对顿河和哥萨克很有感情。他曾在旅途中与一位哥萨克攀谈，写了一首题为《“我也当过顿河哥萨克”》的诗，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他对顿河的描写，不是飞扬的、外向的，而是深沉的、内在的。“静静的顿河”这个意象，就写出了顿河非凡的气象——它是雄伟的，也是深沉和庄严的。它虽然是安静的，但却比那些喧腾的河流显得更雄奇、更有气势，正像果戈理所说的那样：“这里没有雄辩，这里只有诗意；没有任何表面上的光辉，一切都纯朴，一切都恰到好处，一切都充满内在的光辉，它不是突然被揭示的；一切都简洁，他永远是纯粹诗歌的标志。”他忘了说，在普希金的这类诗里，还有雄伟和崇高，还有一种令人振奋的伟大力量。

普希金还写过几首描写高加索自然奇观的诗。在《高加索》里，他描写了悬崖上的积雪，从峰顶腾飞的苍鹰，可怕的雪崩，瀑布的喧响，匆匆奔跑的小鹿，啾啾鸣唱的小鸟，山坳上的人家，在陡壁上攀高的白羊，还有咆哮的捷列克河。然而，诗人似乎觉得这种整体性的描写还不够，于是，便专门写了两首诗来表现雪崩的壮观和捷列克河的气势。在《雪崩》里，诗人这样写道：

巨浪拍打阴郁的巉岩，

喧响不息，飞沫四溅，

苍鹰在我头上鸣叫，

松林在哀怨，

在雾海浮沉的崇山峻岭

正亮着银冠。

有一次突然从峰顶塌落

一大堆冰雪，它隆隆作响，

在峭壁间的深谷夹道中

筑起了屏障，

于是挡住了捷列克河

滔滔的巨浪。

捷列克河啊，你精疲力尽后

安静了，突然停止了咆哮；

但又百折不回，怒捣冰雪，

凿出了通道……

你野性大发，淹没了两岸，

一片水滔滔。

崩裂的冰层一直躺在谷中，

这庞然大物仍未见消融，

愤怒的捷列克从它底下冲过，

它掀起水尘，

和喧嚣不息的飞沫，湿润着

冰冷的苍穹。

头顶上有一条宽阔的道路：

沿着它，骏马飞奔，老牛移步，

草原的商人一步步前行，

牵着匹骆驼，

如今只有风神这空中居民

从这里驰过。

巨大而可怕的雪崩堵塞捷列克河的道路，然而，河水并不屈服，在短暂的平静后，便开始冲击冰雪，给自己开辟道路。这是壮丽的自然奇观，也是伟大的精神图景。显然，作者从大自然里看见了人，看见了人的自由的激情和不屈的意志。

在《高加索的俘虏》里，年轻的俄罗斯俘虏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逃到了切尔克斯人居住的边地来寻找自由，但是，他最终仍然是不自由的，在精神上也是无力的。然而，他置身其中的大自然是雄奇的，有一种让人振奋的力量感：

鹰鹫从悬崖峭壁上飞起，

在空中飞旋着，彼此呼应，

马群的嘶鸣、牛羊的喧闹

已经淹没进风暴的吼声……

突然，透过闪电，向着山谷，

骤雨冰雹穿云倾泻下来；

雨水的急流翻滚着波浪，

搜掘着峭壁、峻坡和悬崖，

把千年古老的巨石冲开——

表面上看，普希金作品的力量感和崇高风格，似乎纯粹来源于大自然，事实上，大自然只不过是作者心灵的镜像。所有关于大自然的描写，都是对作者的精神世界的表现。是的，大自然需要人的感受和表现，而人的崇伟精神也要借助大自然才能得以显现。人，才是普希金真正关注和表现的对象。他在《暴风雨》中描写了壮丽的大海、闪电的红色的光柱，然而，最壮丽的不是自然景物，而是敢于面对这景物的人：

但请相信我：比海浪、比苍穹、比暴风雨

更壮丽的是站在岩石上的姑娘。

是的，可爱的姑娘，非凡的女性，她们就是普希金笔下最有光彩和力量感的人！

普希金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就像被雨淋湿的柴火，怎么也燃烧不起来；他们是一群跟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而又软弱无力的人，例如，奥涅金、高加索的俘虏和阿列哥就是这样的人。普希金的女主人公则充满力量感，像一团热烈而明净的火焰，给人带来足够多的光明和温暖，《茨冈人》中的茨冈姑娘，《高加索的俘虏》中的切尔克斯女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就是这样的人。

在普希金的叙事中，来自都市的男性是软弱的，缺乏力量感的，简直就是生活的战败者和“俘虏”——“……他被暴风雨般的生活/毁掉了理想、欢乐和憧憬，/而把最好的时日的回忆/紧锁在自己凋残的心中。”然而，那些生活在乡村和山野间的姑娘，则保持了一种纯真而健康的天性，充满生活的热情和力量感。

奥涅金对一切都提不起劲，连爱情的热情都没有，但是，达吉雅娜则不仅敢于向奥涅金表达爱，而且，还具有强大的道德理性，忠于自己的婚姻，镇定而坚决地拒绝了奥涅金迟到的求爱。《茨冈人》中的茨冈姑娘，作为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的先驱，不仅纯真可爱，而且还有一股充满血性的英风猛气，敢于坦率地表达爱，也敢于为了捍卫爱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伟大功绩，是他首先第一个在这部长篇小说里诗意地再现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并且以奥涅金和连斯基为代表，显示了它主要的一面，也就是男性的一面，可是，这恐怕是我们诗人更大的功绩：他首先第一个以达吉雅娜为代表，诗意地再现了俄国妇女。”其实，普希金最大的功绩，恐怕不是仅仅诗意地再现了俄罗斯女性妇女，而是发现并再现了许多民族的女性。具体地说，他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并揭示了这些不同民族的女性在精神上的活泼刚健和力量感。

总之，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大自然和女性是力量感的象征，是激情和勇气的象征，总是显示出一种崇高的精神风貌。

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看到这样的形象，就会让人油然产生爱的激情和生活的勇气。

然而，普希金的这种崇伟的风格，在俄罗斯文学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继承和发扬。

梅列日可夫斯基批评屠格涅夫的语言缺乏力量：“这太过软绵绵的、阴柔的、韧性的语言之中已经没有了普希金的刚性、力度和质朴。”

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否定英雄意志之本质的民族。它的精神的深刻性仅仅限于“基督教的温顺”和“自我牺牲”。正因为这样，彼得和普希金身上的那种阳刚之气和“上帝之雷”的“威严、宏伟、成功、意志和快乐”，便趋于式微。

他最后发出了这样一问：“在一个佛教式虚无主义和怜悯的国度、在一个‘死魂灵’和‘活圣尸’的 国度、在精神不健全和衰竭者洗礼盘里怎么可能产生这样两个无限美好的、对生活充满无限爱恋的现象？”

梅列日可夫斯基心目中的两个最有力量感的人，就是彼得大帝和普希金。他希望俄罗斯文学能改变那种过于阴柔的气质，恢复普希金的充满阳刚之气的精神传统。

他的判断当然是简单化的，有些甚至压根就是错误的，例如，他说，“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性在于，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使得与普希金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一句不可靠的判断。因为，俄罗斯文学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普希金的精神遗产。它离普希金并不那么远。

但是，梅列日可夫斯基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俄罗斯文学在精神上确实出了问题——它的崇高的阳刚之气确实少了一些。

不仅仅是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也在精神上出了问题，也缺乏阳刚之气和崇伟的风格。

孱弱无力，病态畸形，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

雨果之后，普希金之后，托尔斯泰之后，最近一百多年的世界文学，大体上看，的确是冷酷、僵硬、无趣而又软弱无力的。

如何走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颓靡不振的困境，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严重问题。

普希金的伟大经验固然使这些问题愈加凸显出来，但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方向和深刻的启示。

六、太阳与大地：普希金的文学遗产和影响力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一个或几个成就最高、经验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代表，甚至有一个具有绝对影响力的缔造者。

普希金就是俄罗斯文学的具有绝对影响力的缔造者。他的创造力和伟大贡献，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他在理想主义的意义上，升华性地重塑了俄罗斯文学，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

普希金是个善于创造民族理想的天才。不只是“挑选”，也不只是“塑造”俄罗斯性格的民族特点，而是在创造俄罗斯民族的理想、文化的理想。

普希金是崇高的天才，是以自己的诗歌在一切方面，诸如爱情、友谊、忧伤、喜悦和军人的英勇精神中探寻和创造最崇高表现的天才。他在一切方面创造了只有生活才能体验的创作张力。他提高了诗歌和诗人荣誉的理念及独立性。

他简直就是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是俄罗斯文学无数河流的源头。

他确定了俄罗斯文学的方向，塑造了俄罗斯文学的性格和气质。

别林斯基在评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的时候说：“我们对普希金越是想得多，就越是深刻地洞见他和俄国文学的过去与现时的活生生的关联，相信论述普希金，就等于论述整个俄国文学：因为正像先前的俄国作家们说明着普希金一样，普希金也说明着他以后的作家们。”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大地。几乎所有俄国作家的文学之树，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和成长的。

利哈乔夫说：“与其他任何作家或诗人相比，普希金同俄罗斯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没有普希金就没有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基本主题，就没有主要的俄罗斯歌剧，就没有俄罗斯抒情音乐重要形式的俄罗斯浪漫曲。普希金的确就是我们的一切。”虽然舍斯托夫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批评家们都被外表的相似给骗了”，但是，我们依然要说：利哈乔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普希金的确就是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一切。

为了创造新的文学，先要改造旧的文学。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伟大的革新家。

普希金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局限和贫困，也积极地探索克服局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俄罗斯文学之贫困》的文章。

他认为，文艺复兴时代和高尚的骑士精神，都没有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伏尔泰及文坛巨人们在俄国没有继承者”，但“一些毫无才气的小人物”，却“主宰了俄国文学”。在《论法国文学》中，他不仅具体地指出了法国文学带来的“有害的后果”——“矫揉造作，畏缩，缺乏表现力”，而且，也为俄国文学指出了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方向——“……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壮起胆来！——风俗，历史，歌谣，故事——等等。” 显然，俄国文学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根据自己民族的文化资源，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

当然，要通过学习来创造。

必须向那些伟大的欧洲文学学习，尤其要向伟大的英国文学学习。

就精神气质来看，普希金充满活力，富有教养，更像是一个英国作家。

是的，他是莎士比亚与拜伦的完美融合。

他既有莎士比亚的博大的包容性，又有拜伦的火热的激情和鲜明的个性。

他最热爱的作家，就是莎士比亚和拜伦。

莎士比亚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典范。他的写作经验，得益于莎士比亚者，正复不少。

他对莎士比亚佩服得五体投地：“莎士比亚是何等地令人叹服！一提起他，我就不能不为之神魂颠倒。与他相比，悲剧作家是何等渺小啊！”

拜伦则是普希金最感亲切的诗人。他们是同时代人，也是在气质上最相近的人。所以，他觉得拜伦更平易和亲近。他们都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都对人类的欲望和情感抱一种理解和包容的态度。

普希金对拜伦一往情深，视之如交往了几十年的知己一样。他记得拜伦的忌日。他写信告诉维亚泽姆斯基，自己已同神甫商定，从晚上开始为拜伦“做安魂祈祷”；他的“虔诚”让神甫“大为惊讶”。

普希金这样谈论拜伦的优点和缺点：“一方面是富于胆识的进取心，坚毅、高尚的情操，一方面是放荡不羁的激情，怪癖，以及对社会舆论狂傲的蔑视。”

如果说，莎士比亚是他的老师，那么，拜伦就是他的同学。拜伦点燃了他的激情，刺激了他的活力，莎士比亚则培养了他面对世界的包容心和宽容态度，教会他如何控制自己的激情，如何避免滥施讽刺的倾向。

通过学习那些伟大的外国作家，通过吸纳民间文学的精神滋养，普希金使自己成长为新的俄罗斯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价普希金的时候，忽略了普希金的开阔的世界意识和普遍的人类精神。他不知道伟大的文学之间不是一种否定关系，而是一种并存和互补的关系，因而，他就毫无道理地把普希金置于莎士比亚等人之上：“在欧洲各国文学中都曾出现过诸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席勒等那样高大的艺术天才。但在这些伟大的天才当中，你可能够找出一个像我们的普希金这样对全世界的事情都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的人吗？正是普希金同我们的人民一起共同拥有这种才能——我们民族主要的才能，因此他才是人民诗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当作对抗欧洲的武器。他心态封闭，视野狭窄，视欧洲若寇仇，拒绝“奴颜媚骨地照搬这种欧洲机制”，并反问道：“难道在这方面就不准许俄罗斯人按照自己的民族方式发展，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而是一定不能有自己的特点，只能俯首帖耳地模仿欧洲？那么还要俄罗斯的头脑做什么？这些先生们知道什么是头脑吗？”然而，普希金的精神世界却是恢廓而开放的。就文化意识来看，普希金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文化视野甚至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开阔。

普希金是欧洲文化和欧洲文学的谦虚的学生，也是俄罗斯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富有创造力的继承者。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从莎士比亚和歌德到拜伦和瓦尔特，他都虚心地学习和模仿。他吸纳来了他者的经验，然后才创造了新的经验。

普希金以自己伟大的文学成就和典范性的文学经验，从美学和伦理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就前者说，他培养了俄罗斯诗人和小说家的艺术感受力，培养了他们的抒情能力和叙事能力，教会他们如何优美地抒情，如何完美地叙事，如何深刻地观察和诗意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就后者说，他培养了俄罗斯文学的批判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提升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文素质和道义水平，确立了文学与社会和政治的密切而正常的关系。

他是俄罗斯文学之父，也是俄罗斯文学之母。作为前者，他意味着阳刚的男性气概，意味着力量和勇气，教会了俄罗斯作家如何对抗和批判；作为后者，他意味着温柔的女性气质，意味着仁慈和善良，教会了俄罗斯作家如何同情和爱。

他培养了俄罗斯读者的艺术修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力，使他们成为诗歌的热爱者，就像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他赋予了文学以严肃性，提高了文学的格调和意义，培养了公众的鉴赏力，赢得了公众，并为未来的文学家培养了读者和鉴赏家。”

事实上，改造俄罗斯文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即便在普希金的时代，俄罗斯的语言已经受到了污染。

普希金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俄罗斯语言罹了病”。

他要拯救俄罗斯语言，要用自己的诗来赋予它新的生命和美感。

通过艰辛的努力和天才的创造，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你只要读一读《皇村回忆》的开头部分，你就可以感受到普希金的语言有多美，就可以知道，他可以创造出多么美的诗境：

沉郁的夜的帷幕

悬挂在轻睡的天穹；

山谷和丛林安息在无言的静穆里，

远远的树丛坠入雾中。

隐隐听到溪水，潺潺地流进了林荫，

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

而幽寂的月亮，像是庄严的天鹅

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

普希金改变了俄罗斯诗歌的语言风貌，赋予它以美感、生气和魅力，使它成为真正诗性的语言，就像特罗亚所说的那样：“俄罗斯的诗歌累赘、生硬、不流畅、不连贯，但是一到普希金手里就像原蜡那样柔软，任其摆弄。他把它揉圆、拉长、磨光、抛出去、再抓回来，使那些舞文弄墨的老手们惊讶万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普希金是最善于同文字打交道的人，是运用韵律的高手，是聪慧的精灵。”别林斯基也细致而深刻地分析了普希金在语言和诗性创造方面对前人的超越，以及他所赢得的巨大成就，揭示了他的诗歌在艺术上的特点和魅力：“普希金在其独创的作品中，仿佛在俄国诗歌史中造成了急剧的转变，或者产生了显著的割裂，把过去的传统摧毁殆尽，而形成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这种诗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诗歌的代表。并且这是什么样的诗句啊！在它里面，古风的优美，严峻的朴素，跟浪漫主义诗歌摇曳生姿的迷人跃动混而为一；在它里面，华美的音响，俄国语言的全部力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它像波涛的轰隆声一样柔和、甜蜜、徐缓，像树胶一样缠绵、浓郁，像闪电一样明亮，像水一样透明、纯净，像春天一样芬芳、迷醉，像战士挥舞的宝剑一样坚强、有力。在它里面，有诱人的无法形容的娇媚和柔美，有耀眼欲醉的光彩，隽永圆润的情致，语言与音韵的无比丰富的旋律和和声，有创作幻想与诗情表达的无穷喜悦和无穷魅力。如果我们想用一句话来形容普希金的诗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诗情的、美术性的、艺术性的诗句，——这样我们就抓住了普希金全部是个激情的秘密……”普希金创造了全新的语言和全新的诗境。几乎一切诗性的美，都可以在普希金的诗里看到；几乎一切语言的魅力，都可以在普希金的诗里感受到。一切都是神奇的。一切都令人陶醉。这简直就是用文字创造出来的异彩纷呈的另一个大自然。

对艺术创作来讲，最难的事情，就是将一切都处理得恰如其分。准确，恰好，无过，无不及，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普希金就是一个善于把握分寸的艺术大师。普希金的传记作者、法国著名作家特罗亚认为，普希金作品的“真正特征”，是“注意分寸”：“这位非凡的诗人从不过火。这位天才诗人不相信雄辩。用五十句诗才可以阐述清楚的思想，他只用四行诗就能勾勒出它的灵魂。只要不是作品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段落，都会被删掉。普希金如此富有才华，但他从不炫耀，不怕作出任何牺牲。”梅里美也对普希金的追求“准确”和“简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魅力赞叹不已。他称赞普希金“总是以一种最简洁的形式再现自己的思想，简洁到让人感觉到无法再换一种表达”；“没有人能表述得比普希金更机智风趣；没有人能像普希金这样把大胆而诚实的讽刺轻松自如地杂糅进对风俗和人物个性准确而细致的观察中；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触及一些可怕的场景时，把握得恰如其分。倘若文笔逊色一些，即使最不胆小怕事的读者也会感到惊恐。”在评价《茨冈人》的时候，梅里美细致地分析了普希金在语言上和叙述上的成熟经验和卓越风格：“这是一些紧紧相连的片断，没有过渡；时而是细小的叙述，时而又是一段独白，而且还常常插入一段抒情诗。没有细节、没有作者的思考，只是一些大刀阔斧的描写，而且一根主线贯穿始终。我简直没有读过比这更紧凑的作品，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赞美的话。一行诗、一个字也无法删减；每个字都恰到好处、每个字都自有用意。但表面上一切又都那么朴实、自然，只有在完全摒弃了所有无须的装饰之后才能显现出真正的艺术。”这是一个文学大师对另一个文学大师的知音之评与不刊之论。一字一句皆不可移易。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对比起来，那些一挥而就地，洋洋洒洒地，随随便便地，堆积数十万字芜词累句的作家，不仅算不上合格的作家，而且简直就是在糟蹋语言，简直就是在进行文学犯罪。

普希金的注意分寸的写作经验，他的朴实而自然的文学风格，受到了所有俄罗斯作家的赞赏和接受。托尔斯泰就是普希金的简洁文体和朴素风格的最完美的继承者。

普希金的文学经验集中地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头。

这部他写了7年4个月17天的诗体小说，有一种温柔而平和的调性。它几乎通体都是美的，令人陶醉的。米尔斯基对这部杰作的开篇部分评价极高：“写于1823年的第一章，是普希金青春时代的最高荣光。这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杰出的篇章。它像香槟酒一样晶莹剔透，珠玑四溅，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比喻，在此却依然不可不用。”其实，它的几乎所有部分都担得起这样的赞美。

1823年11月4日，普希金从敖德萨写信给莫斯科的朋友维亚泽姆斯基，说自己现在正写一部“类似《唐璜》”的“诗体小说”；1825年3月24日，他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写信给彼得堡的别斯土舍夫，陈述了自己的《奥涅金》与拜伦的《唐璜》的区别：“你把第一章和《唐璜》比较——没有人比我更敬重《唐璜》（只看过前五章，其余的没看），但它与《奥涅金》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你谈的是英国人拜伦的讽刺诗，并同我的诗进行比较，要求我也写这样的讽刺诗！不，亲爱的，你要求得太多。我的讽刺诗在哪儿？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根本不存在讽刺诗。”

是的，他对所描写的人物有轻微的责备，但是，没有尖锐的讽刺。他反思和分析他们，但也理解和同情他们。他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内容和心理内容。他们厌恶虚假而浮华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但是，没有力量使自己真正强大起来，过一种健康而有力量的生活。对于生活，他们没有目标，也没有希望；既不想顺从它，也无力改变它。现实，太黑暗了，仿佛无边的夜幕；也太沉重了，仿佛横在道路上的巨石。一切都让人无奈和绝望。所能选择的办法和策略，就是远远地逃开。心灰意懒地蔑弃和逃避，是奥涅金对生活包括爱情的基本态度。他们是一个消极的时代结出来的消极的果实。他们也许并不完美，但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确实很难使人喜欢，但也并不使人厌恶。他们需要同情和认识。他们是一个停滞而僵死的社会的牺牲品。

别林斯基用了比这部作品还要长的篇幅来阐释它。他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最真挚的作品，他的幻想的最钟爱的宠子，……这里有他的全部生活、全部灵魂、全部爱情；这里有他的感情、观念、理想。评价这部作品，就等于在创作的全部幅度上来评价诗人本人一样”。这是一些极为深刻的认知和判断。普希金确实把自己真实地放了进去。人物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人物的焦虑就是他的焦虑。从这部巨著的几乎每一行文字里，都可以看见诗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痛苦和欢乐、绝望和焦虑。

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史家米尔斯基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简洁的情节，情节为主人公性格特征之逻辑发展，发人深省的不幸结局，这些均成为俄国小说家的金科玉律”。是的，这部天才的杰作，为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很多新鲜而成熟的技巧，是俄罗斯小说技巧和叙事经验的宝库。

分析人物心理的“心灵辩证法”技巧，是普希金描写奥涅金们的基本技巧。这一技巧成为俄罗斯作家塑造人物的基本方法，被托尔斯泰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还有节奏感。《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每一个诗节由十行诗构成。普希金按照这个诗节来处理对人物的心理、对话和动作的描写，常常很自然地在诗节结束的地方，将人物的对话截断，将它放到下一个诗节里。这样的处理，有助于形成诗歌叙事的规整的节奏感。托尔斯泰自觉地继承了普希金的这种充满形式美感的技巧，只不过，他是按照符合心理节奏的规律，来安排每一叙事段落的长度和起讫。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为了不让读者在过长段落的阅读中陷入疲劳，托尔斯泰常常将最小的叙事单元控制在两千字左右的长度以内，一旦超过这个长度，哪怕正在描写人物对话，他也会立即中断，让人物在下一节里再继续自己的对话。这绝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叙事技巧，而是一种既体贴读者又符合美学规律的叙事经验。

普希金继承了那种古老的作者在场的介入性叙事传统。他的诗性的抒情和热情的议论，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显示出一种优雅而亲切的叙事魅力：

达吉雅娜，可爱的达吉雅娜！

我禁不住随你眼泪双流；

你自己的命运轻易掷下，

交付一个时髦的暴君之手。

我的亲爱的读者诸君，

怜惜之情紧压在我的心上；

请原谅：我是这样的爱她——

我的可爱的达吉雅娜！

与那些后现代的冰冷的“零度叙事”比起来，与那些故意将自己隐藏起来的所谓“客观叙事”比起来，普希金的这种在场的热情的叙事，多么美好，多么有人情味！他的心向人物打开，也向读者打开。最重要的，他的心是热的，态度是诚恳的。许多年后，我们也许会不再记得小说中的那些细节，但是，“我的亲爱的”和“我的可爱的”这样的话语，却会长久地留在我们的心上。唉，这些温暖而美好的词句，可都是从我们亲爱的诗人那颗伟大的心里流出来的呀！从普希金的这个伟大的经验里，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学到了多少东西呀。

《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俄罗斯小说的人物塑造，提供了最具滋育意义的原型。几乎所有后来的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奥涅金精神上的兄弟或后代。后来的小说家所塑造的人物，大都是发展了奥涅金情感和性格的某一个层面或某一向度。

苦闷，感伤，无力，迷惘，缺乏热情和行动力，但又不乏可理解、可同情甚至可爱之处，这些奥涅金性格中的特点，我们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身上都会看到。

毕巧林和罗亭几乎就是奥涅金的同母异父的兄弟。

奥勃洛莫夫是一个完全失去热情和活力的极端形态的奥涅金。

乞乞科夫是堕入庸人泥潭、过着无耻生活的奥涅金。

赫列斯达可夫是无赖化的有一搭没一搭的奥涅金。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滑向了恶的一端的奥涅金。

梅斯金公爵是彻底“圣愚化”了的奥涅金。

列文和聂赫留朵夫是试图振作起来、有所作为的奥涅金。

安德烈·包尔康斯基一开始是清高而狭隘的奥涅金，后来则是渐渐觉悟和完成人格升华的奥涅金。

彼埃尔·别祖霍夫是天性厚道而质朴的奥涅金。

契诃夫小说和戏剧中的许多男男女女的人物，都是奥涅金气质的人物，而他的感伤而朴素的抒情性，也来自于普希金的经验支持。

《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他的叙事诗及抒情诗里，含藏着几乎所有后来的俄罗斯小说所要表现的情绪、问题和意象。

他为果戈理提供了质疑俄罗斯的三套车向何处去的启示。

他向托尔斯泰提供了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

他的雄伟的《顿河》则向肖洛霍夫提供了“静静的顿河”的意象。

普希金在给人物起名的时候，也从不轻忽随便，而是非常用心，一定要给他们起一个自然而美丽的名字。他说自己给“达吉雅娜”起的名字，就“使小说的篇章出神入化，/在我们这里还是头一次”：

但是有什么不好？它悦耳、响亮；

而我知道，它定会令人联想

丫鬟、使女，或是古人！

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

我们的身上缺少美感，

甚至连姓名也是如此

（也就不必谈什么诗）；

教化跟我们还不大沾边，

我们从它只学到矫揉造作——

除此之外，没有学到更多。

普希金培养了俄罗斯作家在人物命名上的良好习惯和修辞能力。正是因为普希金的积极影响，俄罗斯作家普遍将人物的命名当作一个庄严的事情。除了那些为了达到反讽目的命名，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一定要给人物起一个好听而又美丽的名字。

普希金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是自信的。

很少有哪个诗人像普希金这样，相信自己将作为诗人获得不朽的光荣和人们永久的尊敬。

他写了一首题为《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的诗，坦率地表达了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学事业的评价：

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

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

它将自己坚定不屈的头颅高高扬起，

高过亚历山大的石柱。

不，我绝不会死去，心活在神圣的竖琴中，

它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不会消亡，

只要在这个月照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

我的名声就会传扬。

整个伟大的俄罗斯都会听到我的传闻，

各种各样的语言都会呼唤我的姓名，

无论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还是芬兰人、

山野的通古斯人、卡尔梅克人。

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因为我用竖琴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情感，

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

我还曾为死者呼吁同情。

啊，我的缪斯，你要听从上天的吩咐，

既不怕受人欺侮，也不希求什么桂冠，

什么毁谤，什么赞扬，一概视若粪土，

也不必理睬那些笨蛋。

亲爱的普希金，我们伟大的诗人，你配得上自己对自己的赞美。

屠格涅夫说，对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你“几乎就是半个上帝”。

柯尔卓夫说，你是“被射落的太阳”。

高尔基说，你这个“太阳”照亮并温暖了寒冷的俄罗斯大地。

梅列日可夫斯基说，你是俄罗斯文学的太阳，而莱蒙托夫是月亮。

本来，将任何人比作太阳，都是对神圣事物的傲慢的亵渎，都是修辞上拙劣和低能的表现。

然而，除了太阳，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喻体来比譬你。

是的，你就是俄罗斯文学灿烂而温暖的太阳，一颗真正永不坠落的太阳。

一个中国学者说：“将普希金喻为照亮俄罗斯文坛的太阳，既形象又贴切。太阳发出光和热，给世上万物带来生机。”

你照亮了俄罗斯文学前行的道路，也给了它成长和成熟的力量。

你的光芒也照亮了所有那些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人们。

你培养了无数读者追求自由的勇气，培养了他们温柔地爱人们和世界的情感。

人们会像热爱杜甫和莎士比亚一样热爱你。

人们会像崇敬司马迁和托尔斯泰一样崇敬你。

你将是不朽的。

你将像中国学者陈寅恪在写给王国维的墓志铭所中所说的那样——

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