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康德自由困境的克服与超越

自由问题贯穿康德批判哲学之中, 是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研究康德自由观的哲学思路, 思考康德先验自由观的现实困境, 对理解马克思自由观的革命性和优越性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哲学中的自由思想一直都是学界热点问题, 但是少有学者讨论马克思对康德自由观现实困境的克服, 未能揭示马克思自由观是在超越康德自由观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的。马克思指明实现自由的主体是现实的人, 实现自由的前提是现实的物质世界, 实现自由的现实路径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马克思自由观完成了现实性转向, 彻底地克服了康德自由观的现实困境, 超越了康德的抽象自由观。

近代哲学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使理性自身发生动摇, 科学知识的进步加剧了理性与自由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个冲突, 康德首先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康德指出:现象界的一切都是知性范畴立法的, 一切都是必然的, 没有自由可言; 只有在不可知的“物自体”领域才有可能存在自由; 自然界是必然的存在, 没有“应该”的存在; 人, 是有“应该”的存在, 是超越自然因果链条的自由因。康德在伦理学中为自由留下空间, 自由是实践理性的核心。在康德二元论哲学中, 人的理性面临着分裂。康德借助于审美判断力, 促使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协调统一, 完成自然向自由的过渡。康德将自由的实现推向审美世界与天国中, 意味着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思想彻底陷入现实困境。

康德试图颠倒认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来调和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康德既赞同经验论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的基本原则, 也同意唯理论者肯定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核心观点。康德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康德以经验内容为材料, 肯定知识内容是经验的。同时, 将主体看作经验加工形式, 肯定认识形式是先天的, 以此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以独特的方式对近代哲学认识论问题给予解决, 这导致事物对于人们来说被划分为两个方面。人们所能经验的是“现象”, 是事物向人们呈现的一面, 而事物本身则是不可知的“物自体”。引起人们的感性经验的起始原因, 不可能存在于经验范围内。经验范围内的原因之前仍有原因, 这违反了充足理由律。因此, 只能是处于经验链条之外的自在之物为原因, 它本身就是原因, 即自由因。康德指出人的理性认识之外可能存在着自由领域, 这为实践理性能力的发挥留下余地。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三组二律背反正题及其证明中, 康德指出自然规律的因果性不足以证明世界的全部显象。为了解释这些显象, 必须假定存在先验的自由, “它是原因的一种绝对的自发性, 即自行开始一个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显象序列, 因而是先验的自由”[1]319。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注定无法从经验感性世界中获得自由, 甚至无法证明先验自由的存在, 只能将其悬设。康德指出正题适用于本体界, 与人的道德实践密切相关。先验的自由给显象序列设立了最初开端, 实现了自发开始一个序列, “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斗胆在世界进程当中让不同序列按照原因性自发地开始, 并赋予这些序列的诸实体以一种自由行动的能力”[2]378。康德从先验的自由中看到了道德实践自由的可能, 换言之, 他认为先验的自由包含了实践的自由。

人作为自主行为的主体, 面对伦理道德上的选择, 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道德行为要以人的自由为前提, 证实了道德行为中道德法则的存在, 也就证实了自由的存在。道德法则是无条件的定言命令, 表现为人“应该”无条件地做某事。在实际生活中, 人们的实践活动不会总是依据纯粹理性自身所规定的“自由意志”, 往往遵循“自由的任意”。“自由的任意”支配下的行为多是服从自身的感性欲望, 或人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感性冲动的理性规定。这种“自由的任意”体现出的是“一般实践理性”。“纯粹实践理性”只有在一般实践理性完全脱离感性欲求, 只服从于纯粹理性规定时才有可能。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是指人的意志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被视为普遍的立法原则。这种普遍的立法原则是无条件的道德法则, 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人要求自己遵守道德规律, 抵制住嗜欲, 他便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实践理性”办事, 不接受外在束缚, 这就是所谓的“意志自由”“个性自由”。

康德高扬人的理性, 强调人遵守道德准则, 强调“理性为自身立法”, 构建出纯形式法则的自由观。为保证自由的实现, 康德假设人们有一种能够摆脱感觉世界的限制, 依据理性世界道德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 即“意志自由”。实现自由要靠自我启蒙, “亦即使人们能够不断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这一先天能力, 在此基础上时刻注意自觉践行这一能力”[3]; 其次, 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 康德又不得不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来保证道德与幸福的公正。康德予以那些遵行绝对命令而没有获得福报, 甚至夭折死亡的人“灵魂不朽”。为解决自由实现中“道德心并不保证得到相称的幸福”的难题, 康德只能搬出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来为道德原则普遍有效性做终极保证, 因为只有上帝能够不受外界干扰, 永远把幸福分配公平。

“先验的自由”与“实践的自由”没有完成康德的自由观体系, 反而导致自由主体的分裂。原因在于理性自身发生分裂, 被划分为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康德试图以“判断力”为中介完成二者的统一。康德对判断力进行批判, 找出一种既带有经验规律性质, 又以先验的原理为基础的判断力, 即“反思的判断力”。自然是一切可能经验的总和, 个别的东西从属于自然法则, 最终从属于知性法则, 康德将自然看作是一个合目的性的体系。反思判断力遵循的就是“合目的性原理”。康德在形式的合目的性(自然合目的性的美学表象)中看到实现自由的可能。康德认为美是主观的, 是人主观形式上的愉悦, 与内容无关。对对象进行审美, 不会因对象内容受限制, 因为审美过程满足的是人的主观形式上的愉悦。康德借助审美这种独特形式完成了自然向自由的过渡。

总而言之, 康德认为自由需要上帝充当人们自觉遵守道德律令的终极保障, 并且在审美世界或天国中实现。因此, 康德这种无视现实的人, 脱离现实世界的自由只存在形式上的可能, 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无法实现。

从《博士论文》到《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自由观的现实性转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对自由的思考从自我意识领域转向了现实世界, 从抽象的个体自由转向了现实的人类解放, 马克思自由观经历了一系列动态演变完成了现实性转向, 走向了成熟。马克思自由观的现实性转向根本上超越了康德的抽象唯心主义自由观, 彻底地消解了通过预设“应然”自由来解决现实自由的哲学思路。

在《博士论文》时期, 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思考基本上处于哲学领域。马克思认为现实社会进步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 追寻的是自我意识的自由。马克思指出,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同为原子论者, 哲学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 在解释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中, 二者具有重大的差别。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呈垂直下落运动, 遵循着绝对的必然性。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垂直说”以必然性为核心准则, 认为人彻底地服从自然必然性, 没有自由个性。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垂直运动的过程中会出现偏斜运动, 在承认必然性的基础上肯定偶然性的存在。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以个别自我意识为中心, 视原子为包含着独立和自由的个别自我意识的象征[4]69。伊壁鸠鲁论证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可能, 体现出人对自由个性的渴望。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 指出“原子偏斜说”摆脱了必然性的规定, 是脱离了局限性的定在。“在早期的马克思的思考中, 这种否定性, 就是自由, 就是自我意识。”[5]马克思将自由的实现诉诸于自我意识的宁静, 认为哲学的最高使命在于保持自我意识的宁静。总而言之, 在《博士论文》中, 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思考处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 是一种抽象的自由观。

《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将关注点转向出版权利的自由, 对自由的思考从一般哲学领域转向现实政治权利领域。“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真正从书斋走向社会, 面向和解决具体现实生活问题的开始。”[6]马克思多次为出版自由写作文章, 强调出版自由是人民其他的自由的前提。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影响, 从理性原则出发, 把出版自由归结为精神自由, 信奉普遍理性的至高无上, 认为国家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当面临一系列的社会现实问题时, 马克思发现自己难以对物质利益难题发表意见。特别是林木盗窃事件, 让马克思从普遍理性的迷信中清醒过来, 意识到真正在立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理性, 而是物质利益。

在《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指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 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 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 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7]81马克思对自由的追求不再满足于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是争取现实中出版权利的自由。但是, 马克思将自由的实现诉诸于资产阶级社会立法, 将法律视为“人民自由的圣经”, 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直到费尔巴哈于1843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 论述了人本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从思辨唯心立场转向唯物主义立场, 对自由问题的思考转向类本质的自由领域。

《巴黎手稿》时期, 马克思立足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 试图通过消灭异化劳动, 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来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发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工人越是占有自然界和外部世界, 越是生产财富, 他们获取的生活资料越少, 生活状况越糟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瘟疫, 工人进行劳动时只是无自主行为的动物。马克思把人的类特性界定为自由的活动, 认为人的活动是能动的、自主的、有目的的活动, 动物的活动是消极的, 是本能适应环境的活动。劳动的异化使得这种自由的活动变成维持生活的手段。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必然产物, 同时也是劳动外化的实现手段。由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存在, 现实社会中的无产者无法实现自由。

马克思以劳动为切入点思考自由, “发现异化劳动与私有制是自由的局限所在”[8], 实现人的自由必须使异化劳动向人的类特性回归。因为只有在自由的活动中, 人才能获得类本质的自由。同时, 还必须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私有财产是劳动外化的手段, 是个人主体意识的确证。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前提下, 片面强调彻底的平均主义只能导致生产力倒退和社会共同贫穷。但是, 私有财产实质上是“人对物的依赖”对人的类特性的异化。只有扬弃私有财产, 摆脱了物对人的控制, 才能实现人的自由。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指出实现人的解放要在现实世界中依靠现实的手段来实现。人的自由只能在人的解放中实现, 而要实现人的解放, 必须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停留在反对词句的斗争中, 也批判了费尔巴哈仅仅限于理解世界, 而不改变现存状况。马克思将哲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强调要用现实的手段在现实世界中改造物质生活, 消灭不合理的现存状况。现实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 这就要求首先要分析现实的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自然形成的分工压迫着现实的人, 人只能活动在特殊的有限范围内。阶级社会扭曲了人的自由个性, 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严重阻碍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对以私有制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进行变革,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标志着马克思自由观现实性的初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调节社会生产,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 自愿进行社会分工, 自由地活动在不同的部门中。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 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革命的手段, 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消灭异化劳动, 消除阶级异化, 实现人驾驭物, 恢复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强调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 保障无产阶级的自由, 在真正的联合体中实现人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资本家无视无产者的自由个性, 工人只是机器的附属品, 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压榨, 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真正具有独立性和个性的是资本。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中, 自由就是自由贸易。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消灭资产者的自由, 才能保障绝大数人的自由。

资产阶级锻造出无产者, 资产阶级的联合促使工人集结。一句话, 资产阶级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作为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 没有自己的东西加以保护, 他们必将联合起来摧毁私有制, 消灭剥削。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 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绝大多数人才能获得自由。在虚假的共同体中, 统治阶级为本阶级的利益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 只能实现统治阶级的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 劳动作为人自主自愿地活动, 劳动成果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的自由得以实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加剧, 必将爆发阶级斗争,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422。

马克思揭示出人的本质规定, 确立自由的主体是现实的人, 摒弃了康德无视现实的人, 从纯粹形式中实现自由的哲学思路; 马克思立足于现实世界, 指出物质生产对实现自由的决定性意义, 克服了康德将自由寄托于“实然”世界向“应然”世界的形而上复归;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才能消除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分离, 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彻底地超越了康德只能在审美世界和天国中实现自由的现实困境。一句话, 马克思自由观的现实性转向彻底克服和超越了康德自由观。

现实世界中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导致现实的人被奴役。“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 他才成为奴隶。”[7]723资本主义社会中, 工人生产得越多, 就越贫穷。劳动产品被资本家占有, 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分化、对立。这必然产生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 即“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值”的资本。资本不是物, 而是一种生产关系, 实质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工人愈加贫穷, 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社会关系愈加紧张。社会绝大多数人是无产阶级成员, 绝大多数的劳动成果却被资产阶级占据,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愈加对立。

康德对人的理解脱离了现实世界, 强调人应该遵循永恒的抽象理性。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135。在马克思看来, 现实的人是具体的人, 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人, 而不是被抽象理性规定的人。人的本质具有历史性, 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而不是先验理性所规定的一成不变。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决定无产者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推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 无产者才能获得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这一社会形态的暂时性。通过对剩余价值和资本规律的科学揭示, 马克思指出:“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 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9]874 推进社会关系合理化, 确保人的自由, 只能由无产者来完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现实关系必将被消灭, 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自由的根源必将被消解。

解决自由问题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不同于脱离现实生活谈论自由的抽象唯心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历史活动, 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历史发源于物质生产实践之中, 这根本区别于唯心史观的抽象历史起源论, 为探索自由及其实现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前提。

康德忽视人的物质生产实践, 无法对社会历史做出科学解释, 只能将人自由的实现置于现实世界向理性世界复归。马克思对自由的思考转向现实物质生产领域, 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的起源。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 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下, 人们才能消灭剥削, 消除私有制, 实现真正自由。康德未能深入到现实历史进程内部来寻求实现自由的现实动力, 康德自由思想的哲学思路是预设出一个理性世界来分析、批判现实世界, 将实现自由诉诸于现实世界向理性世界的复归, 看不到真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人的自由也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超越康德自由观形而上思维范式的困境, 成为解决自由及其实现问题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找到了真正的历史起点——物质生产实践, 指出人类最初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能产生新的需要。因而, 实现自由的现实路径就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物质资料生产中。

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由是一种历史性的现实运动, 要在现实世界中运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 私有制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社会。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 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进行揭示与批判, 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的虚假性。在资产主义社会中, 自由就是自由贸易, 私有制是自由的前提, 价值规律下的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是自由的终极形式。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揭示出剩余价值规律, 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自由的, 实现自由的现实途径在于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所有制革命, 建立真正的联合体, 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然王国”中的人受必然性支配、受现实世界中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奴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们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所支配, 人处于动物式的被动的生活中。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物支配人的现实状况, 把被颠倒的物与人的关系重新颠倒回来。“自由王国”是人类实现自我发展的自由活动领域。在“自由王国”中, 人们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 劳动的外在必然性被消除, 人们自觉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必须要缩短工作日时间, 保证人的自由时间。充足的自由时间是人自由发展的必要空间。人的全面发展要以充足的自由时间为前提, 人的自由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人们才能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谋求基本生活资料, 个人才能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 才能以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 才能摆脱物质束缚, 实现个人自由。

“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并不是指劳动与自由是对立的。相反, 劳动本身就是人自主自由的活动,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自由。劳动者的目的是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进而依照自己的需求对自然界进行主观改造。劳动的结果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成果, 蕴涵着劳动者的目的。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 劳动本身就是自由。在自由王国中, 人与人之间联合生产, 自觉调节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 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为实现自由提供物质保障。个人自由存在于社会共同体中。脱离社会共同体的、孤立个人的自由是不复存在的。在自由王国中, 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达成一致, 社会关系和谐, 整个社会成为真正的自由联合体, 人类获得了彻底的、真正的自由。

无论是康德, 还是马克思, 都以实现人的自由为理论的最终价值指向。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在现实世界中是软弱无力的, 根本无法承担实现人的自由的重任。康德所陷入的自由困境恰好是马克思自由观的生发点和创新点。马克思自由观完成了现实性转向, 消解了通过预设“应然”自由解决现实自由的先验哲学思路。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自由主体, 立足于现实物质世界, 找到了实现自由的现实路径, 完成了对康德自由观及其现实困境的克服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