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简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中国历史上的沙尘暴

文/李宝柱

一、沙尘暴是自古以来的自然灾害

自我国有文字以来，我们的先人就开始记录风沙灾害。现存殷墟甲骨刻辞中，有多次春季大风的记录，同时也有“雨土”即天降土如雨的记载。这些记录，反映了当时安阳地区存在风沙和沙尘天气。另外，《竹书纪年》一书也记载：“帝辛五年，雨土。”这说明， 在商代即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沙尘天气在我国中原地区即已存在。

在现存古籍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沙尘暴的最早的详细记载是《汉书》所记：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四月壬寅，“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这是西汉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一带遭受沙尘暴袭击的情况。

此后的史籍中，正史中的《五行志》、政书中的《灾异考》、类书中的《风异部》，都有天“雨土”和“大风扬沙”的专门记载。而且，越是往后，这类记载就愈多愈详，反映出古人的观察之详、记录之勤，同时也透露出风沙之害愈演愈烈的信息。

总之，古人几千年来对沙尘和沙尘暴天气的记载，证明了 自有文字史以来，风沙之害就是一种恒有的自然灾害，绝不是近几百年、甚或近几十年才有的事。

在我国历史上，沙尘和沙尘暴天气的危害程度，与我们近年来领略的沙尘和沙尘暴相比，都毫不逊色。

关于沙尘灾害：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十一月丙戌，其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土雾竟天，六日不开，到甲夜仍复浓密，勃勃如火烟，辛酸人鼻”。同日，南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十一月丙戌，齐都建邺（今江苏南京）“土气竟天，如烟入人眼鼻，三日乃止”。如此，则是由山西北部至江苏南部同时起沙尘，北方六日，南方三日，绵延数千里的范围为沙尘笼罩数日。

由沙尘天气造成严重灾伤的事例，最为显著的当属发生在元朝的两次沙尘灾害。其一，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二月，“诸王薛彻都等所驻之地，雨土七昼夜，羊畜死不可胜计”。其二，是大德十年（1296年）二月，“大同雨沙，毙牛马二千，人亦有死者”。

关于沙尘暴灾害：

史载，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四月甲申，京师暴风，刮倒宫墙，压死数十人。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二月癸巳，幽州暴风，一百六十一人毙命。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拔树，秦、陇地区被压死者多达千余人，这是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沙尘暴。

更骇人听闻的是，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四月丁丑，金统治下的利州（今辽宁省喀左自治县）大风，损坏民居、官舍十之六七，木、瓦、人、畜皆飘扬十余里，死伤者数百人，地方长官同知州事石抹里也被压死。

历史上，沙尘暴天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发生在元大都（今北京）的一次。史书记载，是年三月庚子，“京师有大风，起自西北，飞沙扬砾，昏尘蔽天，逾时风势八面俱至，终夜不止，如是者连日。自后，每日寅时风起，万窍争鸣，戌时方息。至五月癸未乃止”。这次沙尘暴，竟在北京地区肆虐 长达44天。

沙尘和沙尘暴灾害的共同恶果，就是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的破坏。例如，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大同路大风，沙土游走，壅没麦田一百余顷，万亩良田转瞬成沙丘。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月二十七日，河北省南乐“大风霾”，平地积沙二寸许，大片沃土即刻变沙壤。

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边防。例如，唐朝设在河套地区的北方军事重镇夏州，就曾遭受流沙的围困。史载，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由此可见，在一千多年前，流沙就开始了吞噬城市的行动。

二、中国明、清时期的沙尘与沙尘暴

由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明、清两朝五百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发生沙尘和沙尘暴天气的频率，呈现出 逐渐加快的趋势。

根据《明史》的记载统计，由明景泰元年（1450）至崇祯十七年（1644），凡195年间，共有61年、发生了70次严重的沙尘或沙尘暴，将近总年数的三分之一。

在明、清两朝， 波及范围较广的沙尘暴，是发生在明隆庆二年（1568）元旦的一次。史书记载，是日 “大风飞沙走石，白昼晦暝，自京师达江、浙皆然”。

波及地域较广的沙尘天气，是发生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一次。史书记载，是年四月初一，西起甘肃文县，中经陕西延安、河南龙门，东至河北西宁，“同日昼晦”。

沙尘或沙尘暴发生次数较多的年份是：清康熙五十一年（1722）4次，雍正元年（1723）5次。

风力最强的一次沙尘暴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十五日，大风扬沙，京师军营大旗吹堕河北永清县。

降落沙尘最多的一次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正月二十七日，河北省南乐“大风霾”，平地积沙二寸许。

明清时期，我国风沙灾害的加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北方降雨量少，出现大面积旱灾，使得沙尘更易于流动飞扬。

北京地区古为燕都，后称为幽州，自古即是风沙肆虐之区。战国时，荆轲刺秦王临行前所歌“风萧萧”之语，决非无中生有的虚夸之词。西汉时，史书载有，燕都大风，吹坏燕王宫城楼、拔树木的明确记录。北魏世宗景明元年（500）二月癸巳，幽州暴风，致161人丧生。景明三年（502）九月丙辰，幽州暴风昏雾，拔树发屋。

唐朝以后，辽、金、元三朝以至于明、清，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里，幽州基本上一直是京城，所以至今保留了大量北京地区在此期间遭受的风沙灾害的记录。前文所讲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三月至五月，元大都连续44天受沙尘暴袭击。在明朝，由景泰元年（1450）至崇祯十七年（1644），凡195年间，北京有43年遭到沙尘或沙尘暴袭击的记载。

在上述记载中， 所记最详细的一次沙尘暴是明景泰六年（1455）。史书记载：是年 “二月二十八日，风作，黄沙蔽日，连昼晦暝，至二月初八日既雨始霁。先是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后之二日旦时，微风自西北来，至辰刻渐大，沙土滃然鹜，其色正黄如柘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然如湿。顷之，天地晦暝，色映窗户间如血红，室中不辨人。已而，红色渐黯黑，至午、未复黄，稍开朗，人相顾惨愕。至三月二日，微雨后忽黄色四塞，日色如青铜，无风而雨土，拂之如尘积，地皆黄色，昏益甚”。这五百多年前的记录，与我们近年在北京看到的光景几乎一样。

北京之所以成为风沙之害的重灾区，除了与塞外沙漠距离较近之外，其本地生态环境的脆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周边山脉有不少山体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石灰岩若无土壤覆盖、植被保护，裸露的山体则极易风化，风化的石灰岩就成了本地扬沙的源头。

例如京北的“灰岭”，古人记载：“灰岭石如蛤粉，无树木，大石磋磋，吹籁扬尘则纷溶而起，百里可见，了了如雪”。南宋人范成大出使金国时，曾途经“灰岭”，并将其所亲见之风沙写入《灰洞》一诗：“塞北风沙涨帽檐，途经灰洞十分添。据鞍莫问尘多少，马耳冥濛不见尖。”又如“灰岭”附近的居庸关，宋末元初人汪元量，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春路过此地，作《出居庸关》诗称：“移时风扬沙，人马俱失路”。

据此可知，金、元时期，京北的山脉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屏障沙尘的作用，就地起沙尘的问题相当严重，成为京城“雨土”“雨沙”的近源。北部屏障的失效，进一步加剧了京城的风沙之害。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京师流传的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连小孩子对风沙之害都是如此“刻骨铭心”，可见当时风沙之害是何等严重。

三、人为破坏生态环境加剧了北京的风沙灾害

北京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不是单纯自然演化的结果， 人为的破坏是其主要原因。以居庸关为例，在南北朝时期，其自然状况远不是金、元时期的样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居庸关“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据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到唐朝狄仁杰任昌平县令时，昌平一带山中犹有老虎出没，据此可证见当时植被之良好。

经查，造成居庸关及整个北京周边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肇事者，首先是契丹国。

史书记载，契丹建国之初，耶律阿保机曾于公元912年率数十万军队“亲征幽州”，契丹军队通过对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攻掠，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一番较为彻底地破坏。因为，凡契丹军出兵攻掠，“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所到之处，“必先砍伐园林，运土木填壕堑”。为此，于契丹州县起发汉人乡兵一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另外，其军队驻扎屯舍，“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这也需要猛砍乱伐，及其军行则纵火焚烧营寨。

再者，契丹军队是一支无后勤部队，出兵从不自备粮草，而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契丹军队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其更重要的军事目的，那就是要瓦解对方的边防线。因为，当时中原王朝在边塞广植树木“以限戎马”的妙计已不是什么军事秘密，所以为了骑兵奔突方便，契丹军队自然会将砍树视为与杀敌同等重要，并将此作为摧毁敌方防务的有力手段。

在明初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北京周边的山林曾一度得以恢复，居庸关也曾经重新变为“林密地险、寇不得骋”的雄关。但是， 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新的更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又重新开始了。

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定都北京后，宫廷及朝廷各官署，每年所用柴炭多达二千余万斤，而这巨额的柴炭皆取自北京周边的山林。这种伐木烧炭、毁林为柴的活动搞了四五十年，到成化年间（1465－1487），居庸关又变成“林木渐少，往来无所阻也”。

而且，由于官用柴炭，造成林木渐少，进而导致木材价贵，则又进一步刺激了不法之徒乱砍滥伐的欲望。史书记载，自成化以来，北京“木植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伐木，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中间，镇守、分守等官，或徼福而起盖淫祠，或贻后而修造私宅，或修盖不急衙门，或馈送亲戚势要，动辄私役官军入山砍木。其本处取用者，不知其几何。贩运来京者，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由此可见，到明朝成化年间，在北京及其周边，对山林的破坏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京西太行山同样也遭受了递光头的厄运。经过百余年的采烧，到万历年间（1573－1620），易州“数百里内，山皆濯濯”。

沙尘和沙尘暴天气频繁地光顾北京城，与自永乐年间开始，不间断地砍伐周边的山林，不断撤除、以致最终彻底毁除了阻挡风沙的自然屏障，有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

时至今日，历史的烟云已经远去，山川的疮痍犹能目睹。现在，回顾中国历史上的风沙灾害，究根寻源、吸取教训、寻求启示，对于仍在饱受风沙、雾霾折磨的今人来说，应该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

山西北部和吕梁山山顶取样表明

亚洲沙尘暴

两千年前主因已为人类

依托距今2250年的高山湖泊记录，对比粉尘源区人口数量、夏季风降水量和沙尘暴强度后，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陈发虎院士团队揭示， 两千年前，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亚洲沙尘暴的主要因素。

该成果英国时间20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20日18时）发表于《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可为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的人类活动和植树造林的政策调控提供科学支撑。

▲沙尘暴

图源：世界气象组织

该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中科院青藏高原所陈发虎院士表示，科学评估自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沙尘暴中的相对贡献是极具挑战的前沿科学问题。团队过去的研究发现，东亚夏季风降水变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在工业革命以前，季风增强时，朝代强盛（如汉、唐、宋）；而季风减弱时，朝代容易发生更替（如唐末、元末、明末）。目前，我国对过去两千年来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及朝代更替的影响已经有较好的研究，拥有相关的可靠演化历史重建及其影响的关联研究。

但是，对于东亚夏季风降水引起文明更替后的生态效应一直是未被科学界探索的科学问题，特别是气候环境变化导致人类活动变化，进而影响生态环境改变还缺少科学考证。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刘建宝研究员表示，为解决这一科学问题，2009年9月，陈发虎带领团队钻取了山西北部，吕梁山山顶名为“公海”的高山湖泊的湖芯样本。“该湖泊位于黄土高原之上，没有受到直接人类活动干扰，是研究亚洲沙尘暴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理想载体。”刘建宝说。

▲课题组成员野外钻取湖芯

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沉积最厚的沙尘暴堆积区，其面积达到64万平方公里。粉尘从源区扬起，大量沉降到黄土高原，因此， 该区域的研究可揭示亚洲沙尘暴的历史。

通过提取样品中的沙尘暴组分（沉积物中直径为19至78微米的颗粒），团队重建了过去2000年亚洲沙尘暴的历史。“该湖芯样本覆盖了过去2250年的沙尘暴记录。最早可追溯到从公元前230年，与秦朝建立的时间相当。”该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在读博士生陈圣乾说。

通过对比过去2000年沙尘暴记录、粉尘源区人口数量以及夏季风雨量，团队揭示了两千年来亚洲沙尘暴的变化规律——东亚夏季风增强时，降雨增加，生态趋好，战乱减少，王朝兴盛（如汉、唐、北宋、明朝等），人口迅速增加，农业发展，开垦草原和荒漠草原为农田，林草植被遭到破坏，进而粉尘源区扩展，最终导致沙尘暴活动快速上升；相反，东亚夏季风减弱时，降雨减少，气候恶化，国家动乱纷争（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等），人口迅速减少，游牧民族南侵，农牧界线南移，沙尘源区植被恢复，生态环境转好，沙尘暴活动减少。

以上研究表明， 东亚夏季风降水变化不仅对我国朝代文明的更替具有重要的影响，还产生巨大生态效应。

▲过去2000年沙尘暴记录（b）

和粉尘源区人口（a）

以及夏季风雨量（c）的对比

“两千年前，人类活动已超越自然变率，成为影响亚洲沙尘暴的主要因素。”刘建宝研究员说。 不论未来气候如何变化，减少人类活动是控制该地区沙尘暴活动唯一有效的措施。因此，在该地区 因地制宜地实施可持续土地利用政策（如退耕还林还草）将十分重要。

近年来，在季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领域，陈发虎院士主导的团队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特别是在全新世东亚夏季风演化历史及其驱动机制、自然和人为暖期夏季风变化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迥异、东亚夏季风影响下人类活动对地表过程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连续在Nature Climate Change、Nature Communications、PNAS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极大拓展和丰富了地理学研究，深化了学术界对原有东亚夏季风系统理论的认知，三篇论文入选ESI前1%高被引论文。

希望

这场沙尘暴赶快过去！

文｜综合自赛杰奥、李宝柱的博客、

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官网、网络

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视频｜沸点视频

视频、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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