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厂，一个“逆天改命”的高考小镇

五月到了中旬，也意味着，决定千万人命运的高考更近了。

每当这个时候，在中国南方大山深处的一座小镇上，某种气氛就会变得愈发浓烈。

《中国新闻周刊》在某年实地采访后，曾留下一段在业内广为流传的经典描述。

“大概没有哪个中国乡镇，会像这个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样，似乎只为高考而生：小镇里饭店叫‘状元酒楼’，超市叫‘学府超市’；镇卫生站里贴的是中学班主任的联系电话；卖得最好的保健品是脑清新和五个核桃;街上打出的横幅是‘××品牌伴学子安心踏实马到成功’；甚至连三轮车上也挂着高考倒计时牌；临近高考，连皮鞋摊都打出了‘庆高考大放价’的促销广告......”

和描述同样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座小镇上的高中——“毛坦厂中学”的升学率。

2018年，毛坦厂中学本科达线人数第五次突破10000人，其中一本上线率为66%，本科上线率95.7%，600分以上222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夸张点儿说这意味着在这所中学里，100个人里就有66个能考上一本。至于本科，95.7%的上线率似乎在骄傲的表明，来到了这里就已经半只脚跨入了大学。

去年，毛坦厂中学参加高考的班一共有147个，其中应届高三班59个，复读班68个，当年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有15000人。如果加上高一高二的学生数量，在校生超过了25000人。

恐怖的升学率和庞大的学生规模，让毛坦厂中学有了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的称号。

同时也让人们想起了国内另一所与之类似的“名校”——衡水中学。

2018年高考，河北省衡水中学文科600分以上人数占全校考生的61.9%；理科600分以上人数占全校考生的67.2%，再次让人们咂舌。

北有衡水，南有毛坦厂，这类神奇的中学不禁让人们好奇，究竟它们有什么魔力，能让如此多的学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里成功突围？

神奇的毛坦厂中学，自有其神奇之处。

毛坦厂中学位于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镇子在大别山深处，到市里都要一两个小时，颇有些与世隔绝的味道。

如果要对其追根溯源，差不多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批知识分子将荥阳、广城等五所中学在毛坦厂合并，成立了“私立六南中学”。

建国后它改名为六安县第二初级中学，随后在1960年成立了高中部，又改名为六安县毛坦厂中学。1992年，县市合并，六安市毛坦厂中学之名至此出现，并沿用至今。

新千年以后，毛坦厂中学升学率一路攀升，渐渐引起业内和各界注意。2010年，毛坦厂中学高考本科以上达线人数达6039人。其中600以上353人、一本1809人、二本3188人、三本1042人，本科达线率超过了70%，一本达线率接近22%。

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升学率上涨势头依旧不减。2014年，该校高考本科达线突破10000人（不含艺体），其中一本2786人，二本4793人，本科达线率超过80%，一本达线率接近28%。

因为其惊人的升学率，在2015年央视拍摄的讲述高考故事的纪录片《高考》里，毛坦厂中学成为了第一个展现到观众面前的知名高中。

在六集纪录片《高考》里，关于毛坦厂的内容占了两集，名为《毛坦厂的日与夜》，后来还拿下了德国第三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最佳长纪录片奖。

而纪录片里的内容，以及由此引起的更多媒体调查报道，终于让人们了解到，这所小镇中学是如何年复一年地创造高考神话。

在毛坦厂中学，有两万多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二是复读生和应届高三生。

对于外地学生，想通过中考进入这里，分数需要超过690分，否则就只能通过借读的方式进入毛坦厂，借读费由其中考分数决定，一年从1万到4万不等

对于高三复读生，毛坦厂中学则会按照此前高考分数来划分学费高低，起步价一年在2万左右，多的也可达到四万。

此外，毛坦厂中学还有一条近乎潜规则的做法，缴纳学费后，若是因为自己无法承受学校学习主动退学，一律不退学杂费；若是因为违反校纪校规退学，学杂费也不会退。这或许也是许多学生在那里不敢松懈的原因之一。

在毛坦厂中学，学生们每天5点半起床，在6：00前到达教室进行早读，开始一整天的学习生活，一直到晚上22：50下晚自习才算结束。晚上11:30是校内的熄灯时间，但住在校外的学生们不少都会又挑灯夜战。

用一些被采访的高三学生的话来说：进了这里，就没睡过一天好觉。

在毛坦厂中学，无论是吃饭时间，还是课间十分钟，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奔跑的身影，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节约时间，走路也得争分夺秒。毛坦厂中学的大多数学生，都已养成了10分钟内吃完饭的习惯。

在毛坦厂中学，学生不能迟到、不能早退、不能用手机、否则就要写检讨，严重者将被开除。而每一名班主任还会在入校第一天告诉学生们三条红线：不能上网，不能存在男女生接触过密，不能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

紧凑的作息和严苛的校纪之下，毛坦厂中学在教学上并没有特别之处，主要是题海战术。一些曾经的高三复读生告诉媒体：“在那里，学生都是死背书，老师主要抓基础。”

高三学生们双休就用来考试，只休息周日的半个下午，一年会有十次模拟高考的大型月考，而无论大考小考，都会进行排名，在教室里张贴“光荣榜”，对于成绩波动较大的学生，除了找其本人与家长谈话，还会让其写检讨来作为反省。

一天将近16个小时坐在教室里的学习，让不少学生一挨板凳就屁股痛，也有不少人变得肥胖，患上了便秘，但他们都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什么。

在学生们被安排得难有喘息的学习生活之外，老师和家长们同样不会轻松。作为老师需要比学生更早地来到教室，往往也不会比学生们睡得更早，这也导致在毛坦厂，女老师极为的少，因为男老师在抗压上显然更胜一筹。

很多在毛坦厂借读和复读的学生来自外地，有的家长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子陪读，专门给孩子洗衣做饭，照顾起居，小镇毛坦厂的房租也因此水涨船高，一个单间由早些年的数百涨到了现在上千元一个月。

算上学费、租金、和生活费，很多陪读家庭一年在毛坦厂的开销成本厂差不多有四五万。而围绕着毛坦厂中学，相关的经济链也应运而生。学校周围，书店、餐馆、宾馆，种种满足日常所需的店铺，除了网吧，就没有生意不好的。

其中较为出名的还有陪读产业，一些有过陪读经验的家长或是当地房东，会去对一些家长无法陪读的学生租房子进行代陪读，有的是一个家长类似保姆似的照顾几个学生，有的则是做成陪读机构，租下几层楼，请专门的阿姨洗衣做饭，为一些校外学生陪读。

去年曾曝出有一名开代陪读机构的老板，一年赚了两百多万，在他租的五层小楼里，住满了了一百多个毛坦厂中学的复读生。

或许正是在学校老师严苛的管理，学生玩命儿地学习，家长不惜金钱不遗余力的支持等种种合力的推动下，藏在深山里的毛坦厂中学方才一年又一年地创造了如此惊人的成绩。

每年高考当天，毛坦厂镇上的主干道都会有无数家长围在道路两旁，上百米的鞭炮声在一旁劈啪作响，警车在路中央开道，数十辆大巴载着上万名学生开往考场，气势阵仗宛如古代将士们奔赴战场。

在毛坦厂中学读书的，大多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父母省吃俭用，将一年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到孩子的学杂费和生活费里，而这里的学生们所付出的时间与艰辛更是无需多言。

这么多家长与学生在毛坦厂付出巨大，目标只有一个——高考。考一个好成绩，上一个好大学。

因为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高考是改变他们命运最重要的方式。

很多人都知道的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就是一个靠高考改变命运著名例子。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苏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人文化程度都不高。父亲是个木匠，母亲则是当地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在村子里当赤脚医生。

在1978年第一次高考时，俞敏洪因为英语只考了33分而落榜，他的母亲不甘心，因为听到镇上某个初中缺老师，就让俞敏洪边去做任课老师边复习，以备卷土重来。

第二年，俞敏洪成绩有所提升，但依然落榜，他自己也差不多想放弃了。但母亲依然不肯，她挨家挨户低三下气地差不多找全村人都借了钱，将俞敏洪送到了县政府办的一个高考补习班里补习。

第三年，三次参加高考的俞敏洪以过北大分数线7分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揭榜当天，俞母在家里大摆宴席，感谢当初帮助过她们的乡亲们。

至于后来的事情，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北大毕业的俞敏洪从开英语培训学校到创立新东方教育集团，成为了著名的企业家，和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企业创始人，身价高达160亿。

如果不是当年母亲的坚持，和俞敏洪自己屡败屡战的努力，或许他最后可能只是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更别提改变阶级与命运，成为企业家和许多学生的导师了。

前几年有一部名为《出·路》的纪录片，通过六年跟拍三个孩子从中学到大学以及毕业后的历程，展现了高考对于不同家庭的孩子的意义。

2009年，个性且叛逆的17岁北京女孩袁晗寒从央美附中退学，找父母要了些钱，开了家自己的小店，试着寻找自己想过的生活。

而来自湖北咸宁农村的徐佳与甘肃白银农村的马百娟，则一个埋头于书山中，进行第二次复读，准备着第三次高考；一个每日兴高采烈地走着漫长的山路，在学校与家中往返。

袁晗寒家境优渥，父母从事房地产生意，对美术感兴趣的她退学后专心经营着自己的小店，从装潢、布置到方方面面的设计，都亲力亲为，父母也没有太多干预，权当让她多长点经验。

但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小店开了一段时间后经营不善倒闭，袁晗寒也明白了“诗与远方”的骨感，遂重返校园。

而第三次参加高考的徐佳终于考上了省内还算不错的湖北工业大学，完成了父亲遗愿。

前几年他的父亲遭遇意外去世，家境一落千丈，他从此和母亲弟弟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开始了不考好大学不罢休“朝五晚零”的勤学生活，好在最后终于取得了好结果。

相对前两位，家境贫困的女孩马百娟却不那么幸运，年收入仅有几百元的家里，父亲快60了，身体不再健朗，母亲有智力障碍，哥哥更是14岁便出去打工。对于天分普通，成绩不算好的马百娟，家里人也希望她以后能早早地去做事，为家里减轻负担。

在这部纪录片的后续，有美术天赋又开始努力的袁晗寒最后考入了德国杜塞尔多夫学院，获得了艺术方向的硕士，并在回国后进入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并随后创立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

农村青年徐佳则在进入大学后度过了相对普通平凡的大学时光，在毕业后进入了电力公司，随后一路稳扎稳打，升职加薪，在武汉成家立业，买了房买了车，让家里人住进了大房子，成为了成市里的中产阶级。

而马百娟，终究还是在十几岁时便退了学，提前步入社会，最后嫁给了在工厂打工的表哥，早早地成为了家庭妇女，生活条件虽较过去有改善，但命运的可能性却已被剥夺得毫无希望。

相比于北京少女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徐佳更像是这个社会上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大多数人，而马百娟，则体现了原本就生活不易，又未能用高考来改变境遇的残酷现实。

其实无论是俞敏洪、徐佳、毛坦厂中学上万的考生，又或是无数为高考而拼搏的普通人，他们所努力、付出的一切一切，都不过是为了通过高考这一公平的途径，去获得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

因为毕竟现实太过残酷。

即便毛坦厂中学每年都创造了让人称赞的升学率，但无论在业内还是各界，依然有不少批评的声音。

有人说毛坦厂中学的教学模式过度压榨了学生，根本是把学生当机器而并非人来对待；也有人说高考并不是唯一的出路，父母们每年在毛坦厂花的钱，说不定比以后学生毕业工作的工资都高。

最多的还是批评毛坦厂中学是纯粹的应试教育，它的发展会更加推动应试教育的影响，而阻碍关于素质教育的推进。

但目前国内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各省重点中学聚集了大部分名师、各种教育资源以及尖子生，对于那些相对平凡的普通学生，如果不拼命的学，拿什么去和人家比？

至于素质教育，虽然实现全面小康的2020年已经越来越近，但中国家境普通与较贫困的家庭仍占了大部分，对于这些家长而言，在孩子读书、提升考试成绩上的投入就消耗了大半的财力与精力，又哪儿来的条件去供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擅长考试之外还能多才多艺？

在豆瓣上关于毛坦厂中学的讨论里有一条高赞回答，它的大概意思是这么说的：毛坦厂中学的教育模式是错的，但毛坦厂中学的存在没错。

是啊，存在即合理，毛坦厂中学的模式固然严苛，但它给予了广大普通学生考上本科、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可能，无数家长与学生都聚集在这座小镇，足以证明它是一部分人需求的体现。

在毛坦厂中学的学生里，有父母都打工为生的民工子弟、有父母都是朴实庄稼人的农民儿女、也有小城镇里工薪阶层的孩子。

如果他们不参加高考，没考上大学，在未来将极有可能做着社会底层的工作，打工、务农，甚至境遇差一点的将重蹈原生家庭的覆辙。

毛坦厂镇所在的大别山区，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山区学校一年只能考几十个本科，大部分人一生道路要么是去当兵要么就去昆山、苏州的工厂。毛坦厂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

职业固然无高低贵贱，但贫穷或许没人愿意接受。

常常有人鼓吹读书无用论，想用一两个没什么学历却仍事业成功的人的例子，就证明不读书不上大学也一样能成功。

这种心态其实不是蠢便是坏，它利用了幸存者偏差，妄图用少数的例子来证明观点，只要想想便能知道，若真做一个关于社会上每个人学历与财富事业的统计，毫无疑问事业与财富越成功的人里，读过大学、高学历的人越多。

在前几年乌镇互联网大会流出的一张照片里，一些当前国内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们围在一张桌子上，在网友给他们挨个标出了毕业院校后，人们发现，没有一个人不是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

读好大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对于中国成千上万的普通学生来说，高考，依然是当下改变命运，实现社会阶层跨越的主要方式，也是最公平的方式。

而在毛坦厂中学，即使得如机器般地玩命刻苦，但能看到高考成功的可能，便也就有了改变命运，逆天改命的希望。

这大概便是这座叫毛坦厂的小镇上，毛坦厂中学存在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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