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VS苏北！“内斗大省”鄙视链是怎样形成的？

近些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则将江苏省分为苏南（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苏中（南通、扬州、泰州）、苏北（徐州、宿迁、淮安、盐城、连云港）三块。

在江苏，内斗从县与县、县与市、市与市逐层拓展，而其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苏南苏北之争。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江苏省内如此根深蒂固的地域冲突？

苏南苏北两个省会

江苏苏中地区的海安县，县城西南城郊结合部伫立的“土豪金”大楼

面对“苏北侉子”和“苏南蛮子”的互相攻讦，也许我们不得不首先认清一个事实，江苏人，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

元代之前，苏南苏北两地大多都属于不同行政区管辖，分据长江和淮河，各自为政。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以他称帝时经营了十多年的大本营南京和老家凤阳为中心，划了很大的一个区域叫做“直隶”，到了他的儿子成祖朱棣改称“南直隶”。

直至清朝，才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分为南北的话，贫富太悬殊了，那就东西吧，东边就是江苏，西边就是安徽。

江苏省并没有就此统一起来，而是出现了“一个江苏，两个省会”的奇妙现象。根据《钦定大清一统志》、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等资料，江苏有两个省会，一为苏州、二为江宁。

江苏省域清时期政区图

统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驻守在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而江苏巡抚驻守在苏州，统管今日的江南地区。当时的江苏省省会到底是南京还是苏州，不得而知。

清廷划江而治，将苏南苏北视为两地，这是江苏省内行政划区分裂的起点。

横贯于无锡市的古运河段，远处能看到新城区高楼鳞次栉比

也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苏南人更喜欢以“江南人”自居，苏南的地方志、碑文都倾向于以“江南”属地自称，而不以“江苏”署名。在清朝末期，随着江苏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彻底分开江苏南北的提议也不断出现。

1905年，慈禧太后提出将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区完全单独建省，名曰“江淮”。1909年，江苏省又回归到两个单独行政区，苏南苏北各自为政。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建立组织时，也是在江南江北建立了完全相互独立的根据地。直到1949年，苏南苏北依然是以行署区形式独立存在，没有合并为省。

真正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省到1952年才正式建立，分分合合近千年的苏南人和苏北人，一夜之间，统统成了江苏人。

错位的行政区与文化区

从行政区划分的历史不难发现，江苏省的建立完全是人为的。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发生分裂，带来江苏省内的文化隔膜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方言为例，以苏锡常为代表的狭义苏南是核心吴语区，讲的是吴侬软语，地缘上与上海、浙江更显亲近。扬州、南京、淮安等地的方言则是江淮官话。古时河道众多，地处长江、淮河的广大区域，尽管融合多地特色，方言特色上倒是更倾向于安徽地区。

至于最北部的徐州、连云港等地，则讲的是北方方言，受到楚汉文化的影响深远，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都有交集，比起苏南地区，反倒是鲁南、豫东、皖北地区与其气脉相通，徐州话甚至可以和山东方言无缝衔接。

苏州小学生学做青团

从饮食上看，苏南地区偏爱糯米，各式面食糕团在一年四季中各时令季节大量出现。例如清明时节要吃青团，重阳节要做重阳糕等等。相比之下，苏北地区则以面点为主，偏向于北方的饮食习惯，面点、饺子、包子、煎饼作为主食的较多。

在菜系方面，除开南京、徐州、连云港地区演化出了重口味的金陵饮食圈、徐海饮食圈外，苏南苏北饮食上鲜明的分为了苏锡菜系与淮扬菜系，前者讲究用料，制作精细、口味鲜甜；后者原料多以水产为主，注重鲜活，口味平和清鲜。南北口味分化，光是甜和咸程度就能分个四五种。

凭着方言和饮食的分野，不少学者以文化区为界，重新划分了江苏省：

徐海文化区：徐宿亚区、赣榆亚区

淮海文化区：淮扬亚区、通泰亚区、连云港亚区

吴文化区：苏锡亚区、常州亚区

金陵文化区：南京

对比江苏省官方行政区，可以明显发现，很多地级市在所属行政区和文化区上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如果把他们称为“问题县市”，则这样的地级市有：

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中竟然有9个存在“问题县市”，而这其中最尴尬的就是靖江、海门、启东三个县级市。三者都是地处江北地带而隶属于苏南吴文化地带。三地不仅都说着苏南地区的吴方言，在文化习俗方面更向苏南地区靠拢，在历史上更是长期不属于苏北。

以靖江为例，虽地处江北，但一直按照江南习俗过春节，例如清明节和冬至前祭祖十天，与江北人的习惯相反（江北只在节日当天过节）。而在民国时期也有记载，为了证明自己地处吴语区的身份，这三地的人一直选择过长江到南岸买货经商，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陷入了地处江北，心向江南的尴尬境地。

分道扬镳的江苏人

行文至此，整个江苏省的内斗格局已经基本清晰，一江一河分划三段，苏南人兀自骄傲，视上海为灵魂归属；苏中人位置尴尬，争做精神苏南人；苏北人，在省内失去核心话语权，处在鄙视链底端无能为力。而这一切的一切，无非是一个字：“钱”。

清朝中期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苏北这个概念并不常出现。在那时，苏北是可以与苏南相媲美的繁荣之地。

淮安市境内的乡间平原上驶过的高速火车

两汉时期，苏北甚至比苏南更富，人口密度是苏南的2.6倍，而且由北到南递减，农作物产量、手工业发展都远超苏南地区。而此时的苏南，按照《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螺蛤”，苏南基本还处于未开化、自给自足的阶段。

费孝通先生曾有言：“大运河、黄河与由两河分流形成的分支水道一起，一度形成一个运河网，很像今日长江以南所见到的河渠纵横一样。”苏北的淮阴市正是清代漕运总督府的中心，而大运河上的枢纽扬州更一度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被称作是“一个真正的威尼斯”，在唐代是全中国著名的贸易口岸，在元代是马可波罗赞叹不已的对象，在清代，是江苏盐商巨富的私家花园。

转折点发生在清朝中期之后，“苏北”一词开始大规模的使用，原因其实是苏北经济的衰落。

1855年黄河改道，海运取代大运河。黄河不再流入洪泽湖后，横穿苏北，而苏北一直以来都是靠盐场和基础农耕，原先富庶的对外港口成为了洪灾饥荒频发的贫瘠之地。

相反，此时的江南，不仅没有连年洪灾的噩梦，还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开始了中国航运业的历史。机械动力的大轮船在大部分内河难以通行，临近上海的长江航运成为了主要通道，苏南的纺织商品又有了一条得天独厚的运输渠道。

1898年至1912年，淞沪、沪宁、沪杭甬、津浦线相继建成。除津浦线经过徐州外，其余都是集中在江南地区，成为沟通苏南与上海的重要通道，广大苏北腹地更加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2002年上海开建国际航运中心，对苏南地区的经济效益辐射非常可观

若将历史的镜头定格于此，就在此时，苏南经济超越了苏北，并从此一骑绝尘，让苏北再无翻身机会。到了20世纪，苏南更是以富闻名，一如苏北以穷闻名。商业化、工业化两者都在拉大差距。

富者为南，穷者为北

苏南到底发达到了什么程度？

1915年，苏北号称拥有的本地银行比苏南多，但其实四分之三的资本都掌握在苏南银行手里。商会的格局也同样，1911年，苏南有着39家商会，11981个成员，收入68676元，而苏北只有25家商会，5471个成员，收入35439元，只有苏南一半。

而近代工厂，几乎都集中在苏南的城市里。

在这段时间，民族企业家开设的一百余家工厂，基本都是从上海核心圈沿交通干线向苏南延伸。徐州因居于省内大运河末端，仅有徐跃玻璃一家近代企业，而南通由于处在上海辐射圈内，成为了苏北地区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建设了以大生纱厂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工业。

江苏南通一纺织企业工人在进行碎棉处理

苏南在现代工业上的绝对优势，毋庸置疑。1931年，江苏403152个产业工人中约有95%受雇于苏南城市，长江北边，除开南通，其他苏北城市，如徐州、盐城等，每个城市的产业工人都少于100人，依然是农业为主。

在苏南地区大量将耕地改造成为建设用地之时，苏北只能在政策的限制下努力迈开步子。农田比不上工厂的道理谁都知道，但苏北人也只能默默忍受这份苦涩。如此看来，苏北的确被苏南在经济上全面碾压了，毫无话语权。

“富者为南，穷者为北”这一观念集中体现在位居苏北的南通上。30年代，南通棉纺业规模仅次于上海和无锡，南通赚到的财富也成为其努力脱北的理由。

在上海的苏北同乡会中，从来看不到南通人的身影，来自南通各县的同乡彼此抱团，包括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等县在内。南通实业家最有名的张謇也否认自己的苏北人身份，认为苏北只包括紧贴淮河以南的地区。

江苏内斗的局面，在经济的巨大差距下，一直延续到现在。从GDP总量来看，苏州、南京、无锡3市就占据了江苏GDP的几乎一半，其余10个地级市贡献率达到了53.92%，其中宿迁、连云港贡献率最低，仅有2.89%和2.94%。在人均GDP上，苏州第一，达到了130081.11元，比江苏省平均水平高出了45925.7元。

苏州领头，其余苏南城市紧随其后，无锡、南京、常州，都高出平均水平。而徐州、盐城、淮安、宿迁等苏北城市均低于平均水平。

苏北洪泽双沟农民正开着拖拉机在耕地作业，引来一群白鹭觅食飞舞 。

苏北的贫穷带来了城市发展的滞后，发展的滞后又恰好迎合了苏南人对苏北长期以来的偏见，苏南嫌弃苏北落后，苏北嫌弃苏南小气，长此以往构成了江苏省内最大的内斗两方。

而这一切说到底，都是财富掌握话语权。毕竟骄傲的苏南，面对着旁边的上海，也只能抬头仰望这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苏南和苏北之间，从地理环境、经济水平到人文文化都迥然相异，而人文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形成和地理环境及经济水平均有关。

苏南水多，苏北土多；苏南富裕，苏北贫穷；苏南人细腻，苏北人粗犷。人文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南北方人的互相看不惯互相诋毁。

苏南人称苏北人为“搜波宁”，苏北人称苏南人为“南蛮子”；苏南人说苏北人虚伪，苏北人说苏南人凉薄；苏南人说苏北人愚昧，苏北人说苏南人会算计；苏南人说苏北人粗鲁，苏北人说苏南人小家子气；苏南人说苏北男人的能耐都在喝酒上，苏北人说苏南男人在酒场上竟然喝奶。

性格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关。水性柔，土性重。因此，苏南人的性格属于“婉约派”，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苏北人的性格属于“豪放派”，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苏南人即便吵架也是细声细气的，急的旁边观战的苏北人跳脚直叫，“你俩这吵了半天咋还不动手？我还要去买菜呢”；苏北人吵架扯起嗓门吵的酣畅淋漓，吵不过瘾就动手，吓得旁边路过的苏南人边跑边嘀咕，“哈撒宁，哈撒宁”。

苏南人说话，说一半留一半，说出的那一半委婉曲折似风摆杨柳，留的那一半要你细细琢磨；苏北人说话，有啥说啥，直杠杠的，似狼牙棒，该敲的就敲，藏着掖着的，自己先就受不了。

苏南人重个体，苏北人重家族。这是不同的经济水平决定的。苏南富庶，一个小家庭就可以生活的很好，也就没有抱团的必要；苏北贫穷，尤其是几十年之前，贫穷促使整个家族的人抱团取暖，互通有无，这样大家才能一起活下来。

即便延续到今天，这种大家族的心态依然有所残留，所以混出头的人有义务反哺原生家庭甚至亲戚，这种现象越是贫穷的地方越严重。赡养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这个原则，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应该遵守。问题出在兄弟姐妹及亲戚身上。

一个苏南人与一个苏北人组成家庭，婚姻面对的最大挑战即在于此。苏南人的概念，对于兄弟姐妹及亲戚，能提供的帮助当然提供，但，不是义务，更不会出现亲戚坐卧打铺住在自己家里的现象；苏北人的概念，既然我们是兄弟姐妹亲戚，你就有义务帮助我，你不帮我就是你不人道，不吃住在你家里难道让我住宾馆？

苏南人界限感强，你是你，我是我，亲兄弟，明算帐，万一有一天不是朋友了，也不至于混杂不清，彼此不过是路人甲路人乙；苏北人界限感弱，咱俩谁和谁啊，哥们，兄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谈钱那就外道了，万一有一天不是朋友了，利益纠葛，一团乱麻，彼此反目成仇口出恶言。

苏南人，朋友们一起吃饭，饭毕买单，或AA制，或事前讲明大家轮流请客，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大家都没有心理负担。苏北人，朋友们一起吃饭，饭毕买单。碰到脸皮厚的，逢买单他就要上厕所，总是那一两个人掏钱，那一两个人心里难免会有点不舒服；碰到脸皮薄的，他总是抢着买单，其余的总是白吃饭的人，心里就难免会有压力。吃饭是小事，如果合伙做生意，缺乏界限感则后患无穷。

苏南人重契约，苏北人重面子。借钱，最能反映南北方人的这个差异。苏南人，朋友之间，是否把钱借出去，看双方的交情，更看对方做事的风险。如果风险大，对不起，我不能陪你承担；如果风险小，可以。但借钱，必须写借条，借条上明确写上借款日期、还款日期及利息，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大家按照契约办事，万一有一方不遵守契约，打官司也有凭据。

苏北人，朋友之间，不管对方借钱的原因是什么，都不好意思提借条，更别提利息了（这个现象近年有所改观）。

对被借钱者来说，虽然可能不情愿，但碍于面子还是借了。钱借出去的那一刻，就担惊受怕，惊的是一年的利息就损失若干，怕的是对方不能按时还钱。而且，碰到脸皮厚的，你借出去钱的那一刻，你就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大爷。担惊受怕也就罢了，对方真还不出钱来时，那就是双方翻脸的日子。借出去的钱，不要吧，心疼；要吧，得罪借钱者。借钱者：“我都穷成这样了，你还让我还钱，你这简直就是逼我的命啊。”被借钱者：“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要你的命干什么，我只要我的钱。”万一打官司，被借钱者手里没有借条，那真的只能哭晕在厕所了。

任何文化或性格都有利弊。苏南人的“婉约”、重个体、重界限、重契约可以减少生活中的某些冲突，但难以避免的是小气拘谨，人情冷漠，自傲自恋，自我封闭，自以为是；苏北人的“豪放”、重家族、轻界限、重面子增加了生活中的某些负担，但伴随的是大气开放，热情仗义，朴实厚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苏南苏北的贫富差距和个人素质无关，而是由地理位置和政策导致的。苏南地处长三角，比邻上海，交通四通八达，更兼政府有各项发展经济的有利政策，这些，都是苏北所缺乏的。所以，苏南人与其以个人素质自傲，不如庆幸自己出生的地方好；苏北人没有理由自认矮人一等，落后的原因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东西是普通老百姓左右不了的。而且，风水轮流转，话说两汉时期，苏北比苏南更富，转折点发生在清朝中期之后，1855年黄河改道，导致原先富庶的苏北成为了洪灾饥荒频发的贫瘠之地。风水哪一年转过来，只有时间知道了。

人性是相似的，没有尊卑优劣之分。苏南人苏北人之间，没有谁好谁坏谁贵谁贱的差别，有的只是性格及文化的差异。把苏南人放到苏北，几代过后，苏南人就变成了苏北人；把苏北人放到苏南，几代过后，苏北人就变成了苏南人。正所谓“居移气”，地位和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

“君子和而不同”，与人相处不随便贴标签，不以地域去歧视和抵触他人，是文明和理性的基本底线，不仅是有胸怀的体现，也是有脑子的标志。

随着教育和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随着年青一代的心态更开放、更理性，相信“内斗大省”的戏谑慢慢会成为历史遗物，成为江苏人闲暇时提起会心一笑的文化记忆，曾经苏南、苏北的“天堑”会弥合于了然无痕的社会发展历程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