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剑:江南文化中的柔性与刚性*

水与剑:江南文化中的柔性与刚性*——以常州文化为例

提 要：深入整理与研究江南文化，梳理江南文化的传承体系，把握其内涵特质，才能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推进江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建构新时代的江南文化多做贡献。常州为历史上的中吴，是典型的江南文化地区。常州文化中物质文化层面的衣食住行与水关系密切，心态文化层面也有水文化的特色。同时作为江南文化的常州文化也有刚性的一面，历史上多刚直不屈之士。两种文化的融合体现为外柔内刚，亦柔亦刚。

关键词：江南文化 常州文化 水文化 柔性 刚性

“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江南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的诗意所在，但如果要问：究竟哪里是江南？江南文化的主要特质究竟有哪些？却是众说纷纭。诗词中的“江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里的“江南”是指吴越地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里的“江南”是指长江中游以南的湖北、湖南等地，“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这里的“江南”一般认为是指长江以北的扬州。地理上的“江南”也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大江南”（广义江南），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六省一市；“中江南”，指的是清初江南省、明代南直隶，包括今天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小江南”（狭义江南），是以太湖周边为核心地带的八府一州：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镇江府、江宁府、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及太仓州。葛剑雄、吴阿祥、刘士林、梅新林等学者都有对江南的论述，梅新林在首届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上，将江南文化研究与长三角一体化紧密联系起来，提出“新江南”的概念，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为依据，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26个城市，纳入“长三角—新江南”的文化版图，扩大了以往人们概念中的“江南”的范围，赋予了“江南”更多的时代性。从时间上来说，江南地域文化源远流长，从空间上来看，江南地域文化也是多区域性的，多元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色文化是江南地域文化的灵魂与生命力，也是江南地域文化的竞争力，特色文化是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所显现的独特风格。江南文化、江南人的性格，有何特色呢？江南文化是多元的：柔性与刚性、诗性与务实、包容与创新。

江南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是水文化，从物质文化来看，吴越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太湖“包孕吴越”，大运河贯通南北，强化了江南文化水性特性，江南的衣食住行都体现了水文化的特色；从心态文化来看，水文化体现出一种智者文化，具有聪颖灵慧的特性，柔性之中蕴藏着坚忍不拔的性格，能保持沉静，淡定从容，顺其自然，长于以柔克刚、刚柔相济，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水性就下，谦逊低调，海纳百川，包容吸纳等。

常州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吴文化的中心地带，属中吴，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之称，是典型的江南。吴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水文化，常州无论是物质文化层，还是心态文化层，或精神文化层，无不体现吴文化的“水性”。

常州的衣食住行与水关系密切。常州北枕长江，南临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区域内河网密布，气候温润，降水充沛，是典型的水乡泽国。常州城依水而建，因水而兴。自晋太康年间，常州建内子城，修护城河开始，到后来建外子城、罗城、新城，常州城市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水系的外延与拓展。经过西晋至明初一千余年的建设，常州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四城四河”，城中有河，城河相依。与此相关，常州文化中衣食住行等方面，无不体现出水的特性。饮食上有“饭稻羹鱼”的传统，与稻作文化、鱼文化密切相关，自古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美称。服饰上离不开蚕桑丝绸。民居以“小桥流水人家”为特色。诗人钱绅的《舟泊常州》一诗，可反映常州水乡的特点：“舟到毗陵日已昏，维舟柳下宿西门。几家烟火桥边市，一曲渔歌郭外村。远树依微寒鸟集，古城寥落暮云屯。相亲喜有同袍客，吟得新诗可细论。”著名诗人赵翼在他的诗作《阳湖晚归》中，饱含深情地描绘了家乡美景：“布帆轻漾晚风微，回首阳山正落晖。鹭点碧天飞白字，树披红叶赐绯衣。诗情澄水空无滓，心事闲云淡不飞。最喜渔歌声欸乃，扣舷一路送人归。”这些诗作都反映常州地形地貌上水文化的特点。

古代常州交通上也有水文化“以船为车”的特点。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舟，最早的橹，都在常州。最早的独木舟出土于淹城。淹城位于常州武进区西南，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春秋时期的地面城池遗址。淹城有子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城河组成。这种三城、三河的格局，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实属少见。淹城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整段楠木、柏木火烤斧凿而成的独木舟，印证了《易经》中“刳木为舟”的记载。其中最大的一只长11米，经考古专家C14测定，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大的独木舟，被誉为“天下第一舟”。最早的橹发现于常州东戚墅堰附近的圩墩。圩墩是一处有5000年以上历史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此处发现了一只木橹，经C14测定，距今已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故命名为“中华第一橹”。“天下第一舟”“中华第一橹”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古代常州“以船为车”的水文化特征。可见常州传统文化中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无不与水相伴相依，息息相关。

今天的常州，稻作文化依然没有改变，鱼虾菱藕等水产品也很丰富。运河常州段南迁，新运河已建成，不仅承载航运的功能，也成为新的生态景观线。原来穿城而过的老运河变成了观赏河，水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纵横的市河水也越来越清澈。从2006年起，常州市政府启动了为时三年的“清水工程”，涉及全市46条河道，总长约100公里，采取城建截污、环保控污及清淤疏浚等综合措施，通过多年的努力，河水变清，常州基本恢复了水清岸绿的美好环境，成为江南水乡的一座亲水城市，真正达到人水和谐的境地。

除了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层面外，在心态文化层，常州地域文化也处处彰显了水文化的特性。水文化是智者文化，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老子也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是灵动的，具有聪颖灵慧的特性；水“善下”“不争”，有谦逊好礼的特性，水还有融通等特点。水养育着常州的文化，也养育着常州的精神。在心态文化层、精神文化层，常州地域文化中的水文化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谦逊、礼让的特性。常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周灵王二十五年（前547），吴公子季札被封于延陵，至今已有2500多年。常州的人文渊源，可追溯到吴公子季札。季札为吴王寿梦第四子，有贤德与治国之才，寿梦想传国于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王位兄弟相传，再次传位于季札时，季札又不受，被封于延陵，后称“延陵季子”。季子三让王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佳话，《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都有关于季札的记载。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中有感而发：“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常州有多处与季札有关的古迹，如延陵季子庙、季子祠、季子亭等，据传季子墓前立有一块十字碑，碑上刻有孔子所书的“乌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季札的精神在常州一直受到特殊的尊重。克逊、谦让的品格，代代相传，成为了常州的人文精神。

常州在历史上有重人格的传统，更以“礼让名区”自豪，明代毛宪撰有《毗陵人品记》，清代欧阳东风撰有《晋陵先贤传》，对毗陵（今常州）历史上品德高尚之人进行了专门记载。澄江夏树芳在《增修毗陵人品记序》中说：“夫士以品贵，道德、功业、文章皆品也。生而鹿鹿无关名教，则无所贵品矣。毗陵自吴泰伯、季子而下，号为礼让名区，其间忠孝廉节，秀世迈俗，更仆未易数。”作为“礼让名区”的常州，谦让、守礼是这个城市传承的主要精神之一。常州历史上记载有许多这样的名士。这种重人格修养，谦让，看淡功名利禄的品性，是这一城市区域文化中礼让精神的很好体现。

在清代常州的文学领域也体现了地域文化中谦逊的精神。如阳湖文派、毗陵诗派，都非有意立派，而是创作成绩能够“拔戟自成一队”，为世人所推崇而形成的流派。乾隆年间，洪亮吉、黄仲则、孙星衍名满天下，“毗陵七子”之名逐渐形成，但他们自己却不以“七子”自称，虽然洪亮吉在给徐书受的诗中谦虚地说“七子才名虚拟议”，但“七子”之称依然名满天下。

常州文化的谦逊精神在常州园林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常州园林历史悠久，明清两代也曾造园成风，清代常州还出了个著名造园艺术家戈裕良，苏州环秀山庄和常州近园就是他的代表作。园林体现了园林主人和造园者的心态特征、人生旨趣和精神追求。常州园林的园名很有特点，如近园、约园、意园、未园、半园，取意近乎成园、约乎成园、取意为园的、尚未成园等。这些名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谦虚。

季札谦让、守礼、淡泊名利的精神，在常州一代代流传延续着,“延陵世泽,让国家风”是常州人的骄傲。重礼谦逊是常州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常州的人们。时至今日，有人认为谦虚已过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谦虚是礼让，是道德品性高尚的体现，不是退让，谦虚是要有底气的，一个人要有真才实学，才有资本谦虚，否则就是无能而不是谦虚，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只有谦逊才能更好地发展壮大。“不争”是不争虚名浮利，不是不要竞争。常州精神中还有做事当为“第一流”的精神，张惠言在《送恽子居序》中引恽敬语：“当事事为第一流”，恽南田作画“不为第二手”。这不仅是常州文人理想与抱负的写照，也是常州精神的体现。这与谦逊、不争是不矛盾的，谦虚体现在道德人品上，争先体现在做事上，正所谓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谦逊好礼的常州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提倡并发扬光大。

二是融通的特性。融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融”，融合，包容，兼容并蓄，二是“通”，贯通、通达，不拘于一隅。

常州文化的源头之一季札，当时是一个“文化使者”，“季札观乐”体现出他政治、文学、音乐、民俗等多方面的融合与贯通，开启了融通精神的源头。齐梁萧氏一族开创了常州文化的新局面，带来了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儒学、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绘画等多种学术与艺术的贯通。唐宋时期，常州文化也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如唐朝的李栖筠、独孤及先后出任常州刺史，将中原文化带到常州，与常州本土文化融合。李栖筠创建了常州第一所府学，为常州培养人才。独孤及提倡古文，最后终老常州，其文集名为《毗陵集》。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杨万里都曾做过常州知州。还有一位虽未在常州做官，但一生曾11次到过常州，晚年寓居并终老常州的大文豪苏东坡，对常州文化影响深远。宋代大儒杨时寓居常州，往来常州、梁溪之间，在常州道南书院、无锡东林书院讲学18年之久。这些人带来的文化滋养了常州本土文化，常州吸收了这些外来文化的养分，丰富自己，并使之成为常州文化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常州文化的融通精神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表现在学术上，常州的学术比较复杂，早在乾嘉学派盛行之前几十年，常州就出现了著名的汉学家臧琳，开常州考据学的先河。常州考据之风很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等。常州又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发源地，甚至还有学风近陆（陆九渊）、王（王守仁）心学的学者。在如此复杂的学术背景下，常州的学者不是壁垒森严、互相诘难，而是兼容并包，互相尊重，表现出“融通”的特点。臧琳详细探讨《易》《春秋》《书经》的今古文本的区别，将两者都视为重建两汉经学必不可少的内容，试图重建古、今文经学。只是他有关今文经学的主张被后人忽略了。吴派学者以臧琳的学说为宗旨，大力搜集他的经学著作。庄存与、庄述祖也参加了搜集、刊刻臧琳遗作的行列，在接触他的著作的同时，受其影响也是难免的。

在今文经学的开山鼻祖庄存与身上，就体现了融通的特点。庄存与虽然开创了今文经学，却不绝对排斥古文经学。他不仅写了今文经学的开创之作《春秋正辞》，还写了《周官记》《周官说》《毛诗说》等关于古文经传之书，所以李兆洛评价说：“宗伯公经术渊茂，诸经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必融通圣奥，归诸至当。”洪亮吉是著名的汉学家，其《春秋左传诂》至今很有影响，但他也意识到学问不能拘于一隅，他在《与钱季木论友书》中说：“学问之友，必先器识，拘于一隅，难于高论。”

其次表现在文学上。阳湖文派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经学、诗歌、骈文等的影响，不难感受到融通精神的渗透力。考察毗陵诗派，也不难看出这种融通精神的影响。清代中叶的诗坛，流派纷呈，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等，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宗唐、宗宋之争也达到高潮。毗陵诗派在众多诗学思潮中，对各派能取其长，去其短，不被某一派左右。如反对翁方纲以学问入诗、以考据入诗，但又肯定学识、学问的重要性；既认为袁枚诗“失之淫艳”，又赞同他诗写性情的观点。毗陵诗派正是在融合各派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常州的融通精神，还表现在常州的文人大多博学多才。在唐顺之身上，就表现出了文学、经学、史学、数学、天文、地理、音乐、军事等多个领域的融通，且在各个领域均有出色的成就。唐顺之曾几次被贬官，蛰居家乡钻研学问十多年，掌握多门实学，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荆川集》评曰：“学问渊博，留心经济，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术，无不精研，深欲以功名见于世。”《江苏艺文志·常州卷》收录唐顺之的著作，除了经学、史学、诗文集之外，还有《历代地理指掌图》《大同三关图》《武编》《海防图志》《医纂》《勾股六论》《历算书稿》《神机勾股算法》《回回历批本》《奇门六壬翻擎》《太乙诸书》《荆川稗编》等实学著作。唐顺之作为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对常州文士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清代毗陵诗人大多博学多才。清初“毗陵四家”之一董以宁有“才子”之称，于历象、舆地、乐律均有专精，尤其致力于《经》《易》，多有成就。他的文集中也收录了大量学术文章，开启了清人把学术论文收入文集的先例。陈玉璂少有大志，于天文、地理、兵刑、礼乐、河渠、赋役等，莫不精通，撰史论数百卷。邹祗谟、邵长蘅等博学多才，精通多门实学。

“毗陵七子”中，洪亮吉诗文多奇气，平生所作诗文多至5000多首，还是清代著名的骈文家，而且在舆地、经学、史学、音韵等方面均有很深的研究，著有《春秋左传诂》《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贵州水道考》等著作。他还是早期的人口论学者，著有《意言》一卷，其中《治平》《生计》诸篇，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他的人口论思想。孙星衍早年作诗最善言情，以“奇才”称，后转为朴学研究，成为一名著名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赵怀玉诗文俱佳，“以魏氏（魏禧）之才与识而为方氏（方苞）之学”“其学于校勘为尤精”。李兆洛除文史领域成就卓著外，还精通历算、舆地等，被著名思想家魏源称为“近代通儒”。常州文人的这一特点，是常州文化中融通精神的体现。

近百年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在常州文化的熏陶下，这片热土上脱颖而出了“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七君子”中李公朴、史良，以及盛宣怀、刘国钧、赵元任、吕思勉等精英，成为近现代常州的骄傲。融通的特点，在今天的常州，表现为重学习、善吸纳，广泛交流、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

融通的特性，也是水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水最具有包容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事善能”，能够根据环境的差异而有效地发挥效能，具有灵活、融通的特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此，《管子·水地篇》有深刻的认识：“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认为水不仅孕育了生命万物，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即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都与水土密切相关。常州的水，养育了常州的人，凝练了常州的精神。

总之，谦逊礼让、融通、重诚信等是常州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这是常州优秀的传统人文精神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影响下形成的，这些特色也是水文化的特性，在今天，常州文化中的“水性”依然润泽着常州人，将常州文化中的优良品质进一步发扬光大。

江南文化的基础是先秦的吴越文化，“断发文身”，尚武好斗。先秦时，最好的兵器在江南，如干将、莫邪，具有高超的铸剑技艺。江南的兵器还有吴钩，“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在众多诗词中，吴国的利器已经超越刀剑本身，上升成为一种骁勇善战、刚毅顽强的精神符号。经过几次南北文化融合，江南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由尚武向崇文转变，但江南文化中尚武的基因并没有消亡，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就会爆发出来。

满清入关之后的情形，最能说明江南文化的刚性，江南人勇于抗争的血性。清军所到之处，强制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唯有江南许多士绅“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清军入关之后，所向披靡，然而到了江南，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扬州、江阴、昆山、嘉定等地，军民誓死守城。尤其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表现了江南人决不屈服的血性。江阴典史阎应元，带领军民激战81日，城内城外死近17万人，无一人投降。全城仅存活53人，非常惨烈。

常州府处于吴文化的中心区域，属中吴，风气却以硬朗著称，被称之为“东南邹鲁”。曾任清代常州知府的欧阳东风有感于该郡之风烈，选择了自延陵季子以下至明朝共69人，“大者惇伦砥节，翼圣阐真，次亦披鳞犯颜，偏介独行之士”，编写了《晋陵先贤传》。常州人性格中也有刚强的一面，常州历史上有许多率直刚烈之士，不肯趋炎附势、委曲求全，最后舍弃官位甚至性命。行刺吴王僚的刺客专诸，就是常州金坛人。宋朝胡宿，在朝直言相谏，不畏权势，坚持原则，慷慨有大节，不以个人进退为意。邹浩，为人忠鲠修洁，出言狂妄，三谏立刘后事，被削官，蔡京用事，素忌先生。胡珵，面对北方金兵入侵，抗疏极言不可和，是主战派，敢于忤秦桧。明朝常州耿直之士就更多了，钱黼，“为人刚直，人有过必面折之”；毛宪，《毗陵人品记》编者，在举朝不敢言的情况下，他恳切上疏不被采纳，居然敢于以拒绝皇上所赠的方式表示抗议，这样耿直的性格，在庸君手下最后也只能谢病归家。仅武进一县，还有刘观、赵敔、张勋、胡华、孙中孟、蒋亨、吴訚、蒋同仁、吴仲、陈彝、孙銮、龚大稔、董绍、唐音、唐顺之、陶泽、薛应旂、王尧卿、金九成、恽绍芳、黄宪卿等名士，敢于直谏，忤旨、忤权贵，刚直磊落。

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是常州府（时无锡县属常州府）人。东林党与常州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无锡东林书院原是南宋杨时讲学的书院。杨时，号龟山，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大弟子，57岁时曾寓居常州，来往毗陵、梁溪之间，76岁才离别常州，回到他的家乡福建，所以常州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罢官回到家乡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倡议捐资修复南宋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大力帮助。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无锡人，曾从学于常州学者薛应旂，无疑受到薛应旂学术思想的影响。薛应旂与唐顺之是好友，共同倡导实学，关注国事，主张研经以济世，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艾尔曼曾说：“唐顺之与薛应旂（1500—1573）对常州文士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他们还是无锡县东林领袖们的导师。”他们作为当时相当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东林党人有着不小的影响。顾宪成与唐、薛两家关系密切，常州府志中唐瑶、唐顺之两人的传记是顾宪成撰写的。东林的核心人物中有许多是常州武进人。如曾主讲东林书院的钱一本、薛应旂的孙子薛敷教、唐顺之子唐鹤徵、唐顺之的外甥孙慎行等，同时被罢黜迫害的常州籍东林人士还有钱春（钱一本之子）、张玮、陆大受、郑鄤等。

在常州也发生过勇敢反抗阉党、保护东林人士的事件。缇骑到常州逮捕李应昇时，士民聚观喊冤者达数万人之多。中有披长发勇士十人，各挟短棍，大呼：“杀魏忠贤校尉。”群众呼号而上，时有一位年仅十余岁的卖甘蔗少年，抚髀大骂道：“我恨极，杀我江南无数好人。”拉住一位肥胖的校尉，举起蔗刀割下校尉一片肉，掷于街前的狗吃。“毗陵六逸”之一的董大伦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诗歌《卖蔗童子歌》，生动地再现了这位卖蔗童子的勇敢形象，描写了常州市民反抗阉党、保护东林人士的情景。

武进人恽日初，为复社遗老。东林书院重修后，曾讲习其间。明亡后带领儿子们参加东南抗清斗争，兵败后出家为僧，曾被捕入狱，“将收捕，日初色如常，曰：‘吾当死久矣！’”其子恽格从小跟随他参加抗清斗争，十多岁就曾被捕。恽日初还有许多学生，像杨宗发等，都传承了这种精神。

清代常州名士邵长蘅在《毗陵县志小序·人物志序》中不无骄傲地说：“毗陵为泰伯端委之墟，而季札型之以礼让，风气渐开矣。又历千有余年，至宋而人才之生号称极盛，而明足埒之。后先炳烺史册者，上之扶名教而植纲常，次亦狷介自守，不苟附和。立朝则犯颜敢谏，励矫亢之节，不幸遭离变故则伏节捐躯，摩顶不悔。下至闾巷匹夫，皆知义之足荣而生之可轻也。明高攀龙有言，天下有事，则毗陵人必有……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乡哲之流风遗烈，更千百世犹有感慕而兴起者。”从这段文字中可知，常州历史上多犯颜敢谏，伏节捐躯，摩顶不悔之士，他们重道义超过重生命。

在“毗陵七子”中，个个都是狂狷耿直之士。洪亮吉犯颜直谏，几近丧命，真狂士之典型。出于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危机意识，他冒死写下近六千言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最后远戍新疆伊犁。孙星衍也是位特立独行之士。“大学士和珅知星衍名，欲令屈节一见，星衍不往。”在乾隆朝和珅弄权时，多少人为仕途畅通而趋炎附势，却还有一批以孙星衍、洪亮吉为首的常州士人，决不屈从权势，表示出少有的戆劲，也体现了极强的气节和风骨，士人们给京城中人数最多的常州士子起了一个“戆翰林”的雅号，极其形象。刘禺生在其《世载堂杂忆》中《和珅当国时之戆翰林》这样记载：“乾隆朝和珅用事，常州诸老辈在京者，相戒不与和珅往来。北京呼常州人为戆物，孙渊如、洪稚存其领袖也。”常州历史上的这些人和事，充分说明江南人也是刚强的、是有血性的。

江南文化中，既有柔性又有刚性，两者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江南人的两种性格是怎样融合的呢？他们有的人外柔内刚，一般情况下是内敛的，但被事触动则一发不可回。据《毗陵人品记》记载：“胡宿，字武平，晋陵人……宿为人清谨忠实，内刚外和，守道自信，不以进退为意。临事重慎不辄发，发亦不可回。”清代常州名士钱维乔，字季木，号竹初。何以自号“竹初”，他有一篇《竹初说》以论之：“夫竹性直，直以立身；竹性虚，虚以体道；竹贞节，贞以植志。故其为物也，非草非木，不柔不刚。”这也说明了江南人性格的特点，江南人大多数时候是柔性的、温和的，大多数人外表是柔和的，但江南人讲道义、讲原则，当有人有事触犯到他的原则底线时，他内心刚性的一面便表现出来，会进行宁死不屈的抗争。他们像竹子一样，刚柔相济，不柔不刚，亦柔亦刚，时柔时刚。

*本文为“常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资助课题”成果，课题编号：19CZDYH-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