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

1.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能否相互融合发展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二者是否“水火不容”，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还是能够找到彼此兼容的理念、技术和制度？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在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中找寻。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集大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体现。以往人类文明演进呈现出线性跃升的基本特征，即由漫长的原始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由农业文明递升到工业文明。在这一历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原始文明阶段对自然界的敬畏，到农业文明时代对自然的接近，再到工业文明过程中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等各项活动似乎在自然界的对立面上渐行渐远。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快速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排放自然界无法承载的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趋于失衡。然而，工业文明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应该肯定的是，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物质文明的基础。过去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在工业技术、组织、制度创新的激发下，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得以深度开发和充分释放，而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有了实质性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延长，实物产品和无形服务更加丰富，交通越来越便利，信息快捷畅通，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贡献不容置喙。

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必将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的主流文明。生态文明将更多着眼于满足人类的非物质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精神享受型的服务业将成为生态文明阶段的主导产业；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在生态文明阶段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已经远远不如工业文明时期。”①。诚然，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比工业文明具有更高的层级、更丰富的内涵以及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平衡的关系，但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单纯否定，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也不应是线性升级，现代生态文明更不是对“天人合一”理念的简单回归。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提供的物质和技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很可能沦为无本之末，而凝结着数百年来人类科学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工业文明理念及其成果也不会被生态文明湮没或取代，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必然是二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复杂过程，进而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升华。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知识化发展助推的产业升级成为治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可选择的路径。尽管自19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就已经开始了环境治理和立法的实践，但人类对工业生产环境影响的认识却经历了近百年的曲折历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重化工业发展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也曾使发达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时期，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对“经济增长”过度追求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高度积累的资本构成和以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为主导产业的“重型化”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导致对资源消耗、土地开发的倚重和工业污染物大量排放。同时，快速城市化、超前消费使发达国家物质财富急剧膨胀的同时，也引发了环境公害泛滥，人类生产生活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环境危机。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石油危机造成能源价格上涨等增长压力，发达国家加快产业升级。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知识化发展，实现主导产业更替。20世纪60-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水平显著提高，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到199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60%。而在工业内部，发达国家主导产业由钢铁、汽车、化工为代表的传统资本密集型转向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其产业结构日益知识密集化。产业结构服务化和知识化与节能环保技术开发应用相互配合，促使发达国家工业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如1965年，美国工业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污染率（燃烧及燃烧之外的生产过程的排放量之和占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6.1%和52.5%，1970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下降到29.3%和41.5%，到1980年进一步大幅降至22.5%和29.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是日本重化工业急剧扩张的时期，高速追赶式的工业化模式对其公共健康、居民生活以及国内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冲击。20世纪70年代，在产业升级作用下，特别是钢铁、有色、石油石化、造纸等原料消耗型产业投资和产量的下降以及精细制造等节能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应用，使日本工业污染状况明显好转，二氧化硫排放量由1975年的110.9万吨下降到1980年的72万吨。另一方面，在加快国内主导产业知识化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企业以海外直接投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部分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延长了传统产业获利期限，并为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置换出发展空间。

然而，仅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发达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重新刻画了工业文明，极大地带动了高技术产业的增长。大量投资流向信息、通讯等高技术产业及相关服务业，促进了发达国家主导产业的新一轮更替与产业结构跃迁。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发达国家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呈现出倒U型曲线，即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下降。但是，应该看到，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时代环境压力的相对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球必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倒U型的EKC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其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

不断完善环境立法则是发达国家修补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破坏的重要步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爆发的抗议活动加快了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的立法进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相继创立了环境政策法律体系，设置了环境执法机构，推进环境自治团体的改革。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制定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以污染控制为主，以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为主要目标，逐步形成了“命令和控制”的末端环境治理模式和环境管理机制。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模式对发达国家重化工业时期的生态修复发挥了重要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城市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一些原来污染严重的河流、湖泊得以恢复和保护，对有害废物、有毒化学品和农药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随着环境保护实践不断深入，法规体系趋于完善，发达国家环保理念和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企业也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转型，逐步实现以污染物“全程控制”和“源头削减”为主要内容的预防性治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工业部门在财富形成和积累中的重要作用，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本国企业探索产业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的新方向，发掘与生态环境更加兼容的新经济增长点，试图以更加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支撑其“再工业化”发展，重塑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纵观其环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演变，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始终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要求紧密相连，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不是脱离经济发展、就业增长、收入增加、民生改善等目标，片面强调保护环境、恢复生态。由此可见，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不具备可持续性，而通过知识化、绿色化转型，健康的实体经济则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2.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特殊条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独特而艰巨。应该看到，过去三十余年创造了“中国奇迹”的工业化发展，是后发式、赶超型的工业化。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内资源，而且还吸收了全球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使得中国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能力急剧扩大。这种工业化模式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的工业品，并让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以傲人的姿态站在了经济现代化的门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实现13亿人口大国加速工业化的人类前所未有的壮举。然而，在取得举世瞩目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不均衡，各地区工业化水平相差较大，北京、上海等东部大城市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在地方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不少中西部省区仍处在工业化中期，甚至是初中期，这些地区发展工业的意愿十分强烈，工业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仍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即使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地区之间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在较长时期内也很难消除。再从产业结构来看，受人口规模、区位条件、收入差距等因素影响，中国产业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复杂性。从服装、玩具、箱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到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先进制造业，从投资小、经营分散的个人服务业到高度虚拟化的高端金融服务业，从遍布城乡的小商品市场和流动摊贩到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市场，各种档次的产品、服务和商业业态在中国都能找到消费群体，都具有市场容量和发展空间，这就决定了中国产业升级必将是一个目标多元化、长期渐进的过程。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这一轮快速工业化与工业文明建设并不同步。总体来看，中国工业文明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这主要表现为，虽然物质财富急速膨胀，但对劳动技能和创新精神的社会认可度、个体意识与集体精神的协同度以及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社会地位等工业文明所包含的基本社会价值，至今在中国尚未充分发育。与之相反，社会经济中突出的二元结构，介乎传统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的社会身份、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农民工大军，无处不在社会等级，企业家普遍缺少专注、扎实的实业精神，这些都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在很多方面仍未能完全脱离农业文明和封建社会的影响和印迹，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同时，回顾人类工业化历史可以发现，世界上真正实现“赶超式”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后起大国并不多见。当后发优势的边际效果减弱，经济增速由快转慢，后起国家工业化往往会被锁定在低水平模仿的路径之上，进而对低价资源和投资扩张产生深度依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随之凸显。其中，一些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和地区会自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长期徘徊不前，部分拉美国家便是典型实例。这些国家的主要教训在于以有形要素投入支撑工业化发展，而未能在工业化的同时，形成以社会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为支点的现代制造文明。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同样面临着资源环境、收入分配、外部风险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进入了改革深水期和发展的关键机遇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都有待进一步巩固提升。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随着中国工业规模不断扩张，近年来实体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正由快速追赶阶段转向全面超越阶段，自主创新应逐步取代后发优势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由大转强的根本动力。然而，正是由于作为工业文明主要内容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氛围不足，在土地紧缺、劳动力成本攀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巨大压力下，不少民营企业和投资者对寻求新的实业增长点缺乏足够的耐心和定力，转而盲目进入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这种转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升级。相反，在实体经济基础尚未夯实打牢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去制造业”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异常危险的信号，很有可能阻碍、延缓“中国制造”由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重大转变。

因此，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不均衡的工业化进程，不应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割裂开来，而是要积极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既要深刻反思粗放式工业化和低质量工业文明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加快弥补传统工业发展模式造成的生态欠账，又要客观分析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兼容点，充分吸收利用全球工业文明的物质财富、技术手段和组织制度，全面升级改造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和组织方式，从而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使13亿中国人民充分享受工业化成果的同时，实现对传统“黑色”工业文明的否定，并以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不断超越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崭新境界。

二、“美丽实业”是构筑“美丽中国”的基石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而在“美丽中国”的宏伟构想中，如果没有“美丽实业”做基石，这一蓝图和愿景也将终成空中楼阁。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实业”直观地等同于工厂，联想到的是烟囱林立、噪音鼓噪的厂区和重复着单调劳动的流水线工人，这样的画面无论如何都很难与“美丽”联系到一起。实际上，这种不美丽甚至“丑陋”的实业恰恰反映出工业文明初期的典型特点及其局限性，是工业发展与自然对立的结果。而众所周知，工业历来就具有“革命”的内在动力和制度环境，现代工业文明在历经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后，完全有可能形成与生态文明兼容的技术、产品和组织模式，以凝结着人类智慧、创造力和劳动的精美产品和服务，展现“美丽”实业姿态，构筑生态文明的物质和财富基础。

实体经济领域革命性变革的一般规律在初现端倪的所谓“第三次革命”中再一次被验证。在3D打印等标志性技术支撑下，全球化个性化制造方式将取代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模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流生产范式。面对21世纪十余年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激烈竞争，技术和组织变革带动的这种新兴制造模式又一次强有力地宣示了人类以创新突破资源桎梏的能力以及工业领域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重振实体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却使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资源、环境和劳动力获得的比较优势被进一步削弱，大量消耗资源、不计环境成本的赶超式战略，其实施效果必将受到抑制。同时，在更加“柔软”、开放、多元的制造网络中，个体和小微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将得以更充分的彰显和释放。从这一角度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成为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升华的有利契机。

相对于新工业革命的影响，对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来说，一个更为现实的命题是如何依靠转变发展方式，以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为主要抓手，加快产业升级，以此改变实体经济的面貌，进而为中国实业增添“美且和谐”的元素和色彩。党的十八大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为产业升级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未来产业升级应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导向，将中国实体经济推向精致化、高端化、服务化、信息化的发展之路，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融合演进。

绿色、循环、低碳尽管都是新型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途径，但这些概念之间却有差别。“绿色”强调采用清洁技术和产品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循环”的概念则立足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突出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而“低碳”则主要旨在降低碳排放，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然而，一个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现象是，绿色、循环、低碳虽然在理念上是协同的，但在技术上却未必兼容。长期以来，一些清洁、环保的技术和产品往往并不节能，而另一些节能、低碳的技术和产品不仅在上游制造环节消耗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甚至造成严重污染，而且其终端产品回收再利用成本高，循环利用难度大。即使一些技术能够兼顾绿色和低碳的要求，却又因成本高昂而难以商业化应用。因此，应统筹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着力开发兼具清洁、高效、节能、低碳的性能或功效，具有技术经济性的新技术、新产品，将产业升级贯穿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精致化”制造同样是现代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的集中体现。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为“中国制造”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企业家追求做大做强，而不是做精做美；产业工人的职业规划和认知模糊，在各自岗位上工改善艺和质量的自觉性、自主性不足，导致“中国制造”长期停留在产业链低端。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竞争力逐步提升，但应该看到，现阶段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制造成本以及总成技术等短链条创新能力上，而真正体现工业文明积淀和工业整体素质的关键材料、零部件、设备和工艺等却仍需进口。向精致化升级发展要求在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基础上，彻底摈弃“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下大力气塑造制造文明，坚持以人为本，以精益的态度、精湛的工艺、精细的管理，最大限度开发自然资源的效用，挖掘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技能，生产制造精致化的产品，全面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在国际市场上扭转中国产品质次价廉的形象，同时也更好地满足国内建成小康社会的消费升级需要。

三、将海洋经济作为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兼容的重要领域

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和重大契机是发展海洋经济。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敦促沿海国家把海洋开发列入国家战略，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主要海洋国家响应联合国大会的号召，纷纷制定实施国家海洋战略，21世纪必将是海洋世纪。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海洋大国，21世纪我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来自海上，但海洋同样也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点。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开发蓝色国土不仅有助于促进产业升级，维护资源安全，更对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主权领土完整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在中国和平崛起、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树立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是适时且完全可行的。这不仅是新时期我国拓展资源空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客观需要，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要求，标志着建设海洋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也进一步凸显出加强海洋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世界海洋大国和周边国家战略调整的动向来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将经济政治触角伸向海洋已成为21世纪大国战略的新潮流，也是大国角力的“主战场”。如日本2007年就已制定实施了《海洋基本法》。作为日本推行“海洋国家”战略的关键步骤，该法案将保护海洋环境、确保海洋利用和安全、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作为海洋管理的主要目标，旨在充实海洋科学知识，发展海洋产业，进而确立“海洋综合管理”、“国际合作与协调”国策，促使政府与民间共同应对海洋问题，从而使日本在建立国际海洋新秩序方面发挥先导作用。鉴于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已提前布局，未来东北亚海洋竞争将更趋激烈和复杂化。

目前，虽然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之外，世界范围内海洋矿产开发尚未进入规模化和商业化阶段，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海洋是今后可供人类开发利用无数不多的、成规模的资源储地。由于海洋开发风险大、见效慢，因此，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站在更高起点上，采用全新的模式和技术，将绿色、低碳、生态、可持续的理念贯穿到“海洋强国”建设之中，将现代高端海洋产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避免在新的重大战略领域重复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粗放模式，走低水平规模扩张的老路，使我国丰富的海洋资源得以永续、高效利用。同时，发展海洋经济是涉及众多领域的综合性事业，也是需要长期谋划的远景性事业。因此，应坚持立法先行，夯实海洋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统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安全，确立符合国家利益、满足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适应国际海洋竞争形势的国家海洋战略。

四、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政策思路

人类文明演进的主体始终是“人”，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文明、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核心也是“人”。这其中既包括掌握先进制造理念、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实业投资者和管理者，敏锐活跃的研发创新团队，也包括敬业勤奋的现代产业工人。这些不同群体不仅是新型工业文明的缔造者，同时作为消费者，他们也将是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发展成果的最终受益者。因此，激发不同群体创新热情和创造能力，维护他们作为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的权益和尊严，是改善工业发展总体环境、提升工业整体素质的关键。为此，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优化税收结构，一方面加快资源税、环境税改革试点，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带动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以普遍性减税为方向，切实为实体经济减负增效，着力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二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新股权等激励措施，鼓励创业创新；三要开拓针对在职职工和全体居民的培训教育思路，加大职业培训投入力度。同时，加快建成社会诚信体系，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夯实工业文明发展基础。

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环境管制、环境税、碳税、政府补贴等政策工具，可以有效矫正市场失灵而产生的部分外部性，因而，税收调节是各国环境管制和强制性节能减排中应用最广泛的手段之一。同时，根据科斯的理论，传统的庇古税并不能解决外部性的全部问题，而对产权的合理分配和界定则是处理市场失灵的根本途径，产权交易能够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因此，可以预见，在生态文明条件下，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不仅不应被限制或削弱，而且仍会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生态公共产品应主要依靠国家提供，但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方向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却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财力不断增强，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产业结构调整的倾向有所增强，这一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尤为明显。目前，各地区纷纷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或先导产业，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建设新兴产业园区，但一些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很多政府官员并不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也不了解如何为这些新兴产业提供适当的服务和配套设施。在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下，光伏器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下游制造环节投资急剧扩张，产能爆发式扩张，而另有部分新兴产业园区建设实际上沦为一些投资者圈地的工具，不仅未能形成新兴产业集聚区，带动产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反而在新建园区中造成土地、资金、资源等各种要素严重浪费。由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和资源密集性强，不可否认，政府在其技术孵化及产业化的特定阶段应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能在新兴领域形成有创新力的市场主体和有效竞争的市场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无法担当起产业升级的重任。

归根结底，“美丽实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或项目，因此，不应以“项目”或“工程”的思维来实行，而要在市场化导向下，依靠更多的优秀中国企业共同推动。要始终坚持企业在产业升级中的主体地位，依靠企业和基层的创造性实践，把缔造新型工业文明的想象和实践空间更多地留给企业，促使现实中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转化为企业自主转型升级的迫切意愿和持久动力。应该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文明，需要综合性、体系化、开放式的战略框架以及来自政府、产业界、企业、公众的共同参与，在技术、资金、交易机制、国际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丰富政策手段，通过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建立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刺激工业企业转型发展，形成企业之间和产业链各环节上的绿色分工和生态共生，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