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崔健，那时的“一无所有”

    20世纪80年代，崔健以及《一无所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摇滚乐原创时代的到来。他的作品中，不仅有西方的音乐形式，更有当代中国人复杂的情绪表达。

    ——编者

    ■余春

    “请听——崔健演唱《一无所有》。”

    1986年5月9日，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在介绍崔健出场时，女报幕员的语言简洁、高亢，因循着那个时代的惯例。显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宣告中国摇滚的首次亮相。

    崔健登场。

    身穿一件长褂，怀抱一把吉他，一边的裤脚挽着，一边的裤脚放着，一高一低，就在人们还讶异于他太过随意的装束时，“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第一句歌词带着粗粝的气质由颇具沧桑感的嗓音劈空吼出，现场的气氛陡然热烈起来，“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掌声、口哨、尖叫，此起彼伏。体育馆外，守在电视机旁观看演出的观众，感受同样强烈。

    “那感觉好似大木头当胸给撞了一下。”有人这样形容。

    长年浸润于革命歌曲、民族音乐或古典音乐中的人们，正在渴求一个新的情感释放的通道。恰在此时，摇滚来了。1980年前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诞生了内地第一支摇滚乐队“万李马王”，凭借翻唱披头士的作品，他们风靡二外。但演出尚未走出校园，乐队便宣告解散。此后，“阿里斯”“七合板”“不倒翁”等乐队相继组建，仍以翻唱欧美、日本的流行乐作品为主。1981年，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成为一名小号演奏员，工作期间，他听到一些外国游客和留学生带来的磁带，接触到西方的摇滚乐，同时学起了吉他，开始尝试自弹自唱，并进行歌曲的创作。

    对于当时的中国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来说，还缺少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一无所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摇滚乐原创时代的到来。在崔健的作品中，不仅有吉他、贝斯、鼓，也有笛子、唢呐、箫，有西方的音乐形式，更有当代中国人复杂的情绪表达。彼时，经济的改革、社会的发展，一切的新鲜元素都在冲击人们的思维，在物质和精神上顿感“一无所有”的人们，其实也从这种状态中获得重生，他们重新定位自我，重新追求自我的理想。

    这是属于现代、属于城市、属于个体的呐喊。

    崔健火了，摇滚火了，争议也随之而至。一些人对于“靡靡之音”的疑虑尚未完全消散，对于激烈、张扬甚至有些叛逆的摇滚从天而降，自然心生警惕。先是与西方文化数十年的隔膜，再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先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中”与“西”、“新”与“旧”的碰撞中，各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创新在拥有充足动力的同时，也都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为崔健和摇滚的正名，最早来自于1988年7月的《人民日报》。这是摇滚乐歌手首次在内地主流媒体上被报道。

    这篇题为《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摇滚乐之所以为现实环境所不容，恐怕一是出于观念的束缚，二是因为不了解。文章认为，崔健的作品尽管直白、袒露，但却真挚、诚恳，毫不掩饰，“在那被粉饰、雕琢、溢美的风气熏染多年后，似乎更热切地企盼着这种素朴和率真。作品表露的是一代人的感觉：失落、迷惘，抒发的是人们来自心底的情绪，故而与千万人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感受相吻合”。文章最后写道：“假若我们总对新的艺术形式持排斥的态度，那艺术还有发展的前景吗？但愿崔健和摇滚乐所遇的不公正遭遇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听者的呵护，党报的力挺，护佑着崔健这叶稀有的摇滚之舟。

    但他的摇滚之路并不能因此就一帆风顺，除了外来的压力，也有自身成长的焦虑，他在作品里抒发着困惑。崔健发现，仅靠为数不多的演出机会，摇滚乐很难被更迅速广泛地推广普及，于是他开始计划将这些作品录制并出版发行。经过一番碰壁后，1989年初，崔健的首张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继而举办了同名演唱会。专辑中的九首歌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是我不明白》《从头再来》《假行僧》《花房姑娘》《让我睡个好觉》《不再掩饰》《出走》以及《一无所有》。这些歌曲在日后被无数人翻唱、演绎。

    《光明日报》在是年3月23日刊发了乐评《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作者金兆钧敏锐地道出了崔健的变化，“去年的音乐会上，我听到的崔健与ADO像一个刚刚站起来的青年，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股强健的勃勃生气和强烈的冲击性；今年的音乐会上，我听到的是一种完整的意念和完整的形式。崔健与ADO乐队一年来的琢磨终于使他们的摇滚到达了新的境地”，与此同时，作者提示着崔健更为丰富的意义：“人们大多仅熟悉著名的《一无所有》，却尚未完全体会到《不是我不明白》《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及《请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等作品蕴含的强烈批判意识和独立意识，而这种带有强烈冲击性的意念和感觉恰恰是一种新观念和新方式到来的先声”。

    摇滚既是一种音乐形式，也是一种文化表达。摇滚与非摇滚的界限，往往是通过是否具有批判意识、独立意识来体现的。正如金兆钧在文章中所说：“摇滚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立不羁的生活态度和一种对抗着工业化文明异化力量的生活方式。”如果只是留着长发，抱着吉他，撕心裂肺地吼叫，却毫无有意义的表达，那只能称之为一种模仿表演，而非摇滚。

    出生于60年代初的崔健，作品中打着“革命”的烙印。不用说“雪山和草地”“红布”“红旗”、戴在他头上的那个绣着红星的帽子这些显豁的意象，纵然是《一无所有》这样的情歌中，最令人动容的绝不是毫无功利的爱情，而是《国际歌》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那种无产者的浪漫与豪情，摇滚的态度与革命的精神融于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摇滚乐者就是在舞台上扮演着的革命者形象，一呼百应，从者如云。

    革命的传统、改革的潮流、外来的文化与青年的渴望、诉求混杂在一起，催生了崔健的摇滚。崔健之后，一茬又一茬的摇滚人陆续出道。一些人在紧跟着西方摇滚的潮流，一些人在进行着中国摇滚的尝试。《一无所有》一开始就给出了摇滚“中国化”的示范，从整首歌曲的音调，到刘元的唢呐，鲜明的传统音乐元素与新鲜的节奏和崔健极具冲击性的演唱方式结合在一起，让人过耳不忘。之后，在何勇《钟鼓楼》里能听到由他父亲弹奏的三弦，苏阳乐队操着一口西北方言演唱，二手玫瑰的二人转、杭盖乐队的呼麦，更有人把京剧、昆曲、评弹、相声等与摇滚混搭，如此种种，花样翻新，令人应接不暇。

    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表达情绪的通道，摇滚已不再是那么突兀，不论多么大胆的实验，既不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喜，也不会让很多人感到恐惧，就像各种先锋文学、电影、美术，都失去了曾经的锐度。或许问题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时代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崔健就已经意识到：“那个时代正好被我们赶上了，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尝试自由创作的音乐人，我写《一无所有》完全是出于无意。就是现在，哪怕我想有意写这首歌，那效果也远远不如当时。”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摇滚乐所代表的“个体精神”的回归。如果说邓丽君以及其他充满温情的歌曲的流行，代表了从噩梦中醒来之后的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表达，那么崔健以及摇滚则代表了一种真正面对现实所需要的深刻批判和反思。“一无所有”，因此是具有十足积极意味的呐喊与追问，叛逆姿态融入的批判里，更有难得的追求。“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这正是改革初期的人们处于现实和历史夹缝中的真实感受。即使如此，仍要勇于探索，以昂扬的姿态投身到未知的前路，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如果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之门，那么音乐可能就是打开大门的钥匙。《一无所有》恰好是其中一把。

    摇滚，听起来似乎是属于年轻人的音乐，实则不然。回顾1986年，那些在演唱会上初识摇滚滋味的青年，如今或许大多数已端起保温杯，泡上枸杞，安稳又祥和。即便是当年青春勃发、唱着“你还年轻，他们老了”的张楚，倏忽间也到了知天命之年。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都有人在坚守理想，保持批判，也有人投身大众文化，抢占娱乐新闻头条。崔健还是活跃在音乐市场，宣扬着自己的音乐理念，也有一群群的青年人走到音乐节，走进摇滚现场，伸出食指和小指，比出金属礼，表达一颗“rocker（摇滚歌手）”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