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寻根问祖的14个圣地，有你家乡吗？

山西移民具备的重要条件

移民史专家葛剑雄曾说过，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动来传播和发展。

从这一意义上说，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

从文化上看，作为华夏文明之光升起之地，作为上古圣王尧舜禹建都之所，作为诸子百家法家和兵家之渊薮，作为盛唐五代龙飞之潜源，作为元代杂剧明代小说播散之舞台，作为晋商汇通天下之基壤，山西一直都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文化重镇和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属于全国最发达之列。

先进的文化天然地会辐射和影响周边的区域，而如葛剑雄先生所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有赖于人口的流动。

从地理上说，历来史家都盛赞山西的地理形势，最有代表性的如顾祖禹所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尽得地利。

这使得山西即使在分裂和战乱时期，也能保证相当的安定程度，成为难民的庇护之地，经济社会依然有所发展。等到战乱平息，又成为国中少有的能输出人口的地区。

盘点山西八大移民史

01、早期晋国：第一次向外移民

早期晋国疆域的开拓，从晋南一隅而至晋东南、晋中、晋北，华夏族民与狄、戎等融合，渐渐遍布整个山西地区，一直到秦国商鞅变法，其中一项政策是“徕民”。

徕，招揽，即招揽他国人口参与秦国的开发建设，对象主要就是“三晋之民”，这可以看作是在官方主导下，第一次山西向外移民。

而移民政策能够实施的原因以及期盼的结果，和后世如明初并无二致，一者三晋地狭人稠，二来去别的地方耕耘。“（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即晋人负责种田，秦人负责打仗。

02、秦汉魏晋：山西民户南渡

秦汉魏晋之时，作为胡汉交界之地，草原游牧民族向山西的内迁，是山西移民史上的主流，且不同于其他时期，是在中原政权允许之下才进行的移民，所以虽然缓慢，但影响却深远。

魏晋之时中原板荡，三国征战之后是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引发五胡乱华，山西地区作为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最集中之地，受害尤其严重。

永嘉丧乱，山西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之后“衣冠南渡”，这一中国历史上汉族人口第一次南迁，山西人也是最早的参与者。

那时候，外迁的山西人组成了流民团体，最著名的一个叫“乞活”——闻名知意，“祈祷能活下去”，显现着多少无奈，多少凄凉。

据史料记载，号为乞活的流民团体在10万人左右，多为并州人，流散各处。在整个北方流民潮中，已故历史学家周一良评价说“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区域最广、历时最久”。

南渡之后的山西民户，东晋政权设置了许多侨县来安置，《晋书·地理志》中说，“以河东人南寓者，于汉武陵县孱陵县界上明地侨立河东郡，统安邑、闻喜、永安、临汾、弘农、谯、松滋、大戚八县，并寄居焉”，“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谭其骧先生曾统计过这些侨县，计有十数个之多。

东晋政权 （以及之后的宋齐梁陈）本来就是在北方侨姓士族和南方土著士族共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这些侨姓士族中，太原王氏、河东卫氏、裴氏、中都（平遥）孙氏、祁县温氏、介休郭氏等屡世有人，在朝为第一等的重臣，在野为第一流的名士，著名人物如王家的王述、王坦之，卫氏的卫璪、卫玠，裴氏的裴頠、裴封之、孙氏的孙统、孙绰，温氏的温峤，郭氏的郭泰等等。

虽然在正史上，唯有士族的人才能留下名字，但不可忘记的是，没有众多普通的百姓默默耕耘，在魏晋之前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江左之地就不会得到开发，也不会为以后成为中国鱼米之仓奠定基础。

基本上在同一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定都于平城，即今大同市。为了控制这片广袤的疆域，北魏统治者重要的举措就是向大同地区移民。正史记载，“徙山东（河北地区）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更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捋掠人口。学者计算，这两类移民总数当在百万之上。

如此众多的人口充实到大同地区，很快让北魏的国都成为一座雄城。不过，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率领文武官员及军民百姓近百万移往洛阳及河北其它地区，让平城很快衰落下去。

03、突厥留下“河东九姓”

到隋唐时，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分裂时期宣告结束，中原王朝的强盛，有效地消弭了边患，在唐朝时，甚至让北部、东北部的少数民族成为边疆的保卫者。

既然当朝的统治者有四海一家的胸襟，那么民族间的融合就更加深入广泛。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三年，户部上奏说，“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这120多万，自然不可能全在山西，但以山西的地理条件，势必会接纳许多。如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突厥首领阿布思率领九个部落南下，进入山西，转变为“河东九姓”。

04、唐末五代：非典型“从龙”移民

唐末五代，天下动荡，相对长安的饱受战乱，山西地区尚算安定，所以官员百姓纷纷来此避难，所谓“衣冠多逃难汾、晋间”。

这一时期，山西也有向外移民的情况，但情况至为特殊。五代十国中后蜀的建立者孟知祥，原为后唐太原尹，后来出任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几年后就在成都称帝。

他出征西川时，率领着许多山西籍官兵，这些人成了后蜀的中坚人物，他们的家眷亲族也入川定居，成为山西移民史上非典型的“从龙”移民。

05、北宋：大批人迁往河南湖北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形成了和辽对峙的局面。在攻伐北汉前后，将大批山西民户迁往河南、湖北等地，持续了20多年，人口25万以上。

这次移民，客观上起到了恢复那些地区经济的作用，但其主观意图，却是为了削弱北汉政权，消弭反抗力量。要知道，河东地区也是经年战乱，并不具备大规模向外移民的条件，由此并州地区人口更加稀少，农业更加凋敝，百年后都没能恢复到隋唐时的水平，也是后来北宋政权边疆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

权衡利弊，不得不说，历来由官方主导下的移民运动，北宋政权的这一次，可算得不偿失。

06、金元：北方游牧民族又来了

金元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又一次南下，但社会大动荡之后，山西往往恢复较快，这是因为山西士民在北宋末、金末南逃之后，又呈现回流趋势，学者安介生说：

“（金末‘贞佑难渡’之后），大批山西平民并没有迫切地外迁避祸，显示出他们抵御政治动乱的顽强精神与能力”。

07、明朝：政府主导大移民

元朝灭亡后，明政府为恢复全国的经济社会，主导了又一次移民。

这一次移民，在移民历史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次数最频繁，种类最复杂，知名度也最高。

因为出发及集散地有许多次是在临汾市洪洞县，所以“问我老家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成为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

这次大移民，从明朝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前期是为消弭内患而进行的军事性移民，后期才是为消除地区间人口不平衡的垦荒性移民，其中亦有为避免元朝残余势力与百姓勾连反抗，以及永乐年间将犯罪者及其家属迁往人口稀少之处的流放性质的移民。

后世学者统计，明初的大移民，持续半个多世纪，有史可考的大规模移民就有17次，迁往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11省227个县，人口在100万以上。

截至如今，“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已在2亿人以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后裔”，并非是夸张之语。

08、明清时期：出现商业性移民

在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兴起，一种新的移民潮也出现了，那就是商业性移民。

晋商的生意做到了南至福建台湾，北至外蒙俄罗斯，于是山西人的脚步也遍布了东亚东北亚。

据统计，有清一代，出外经商谋生的山西人有1300万人之巨，即使十分之一最终留在了外地，也是个庞大的数字。“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在难留”的歌唱了一代又一代。

因为这些商业移民的努力，创造了晋商的辉煌，同时因为减少了依赖于农业的人口，缓和了山西“地窄人稠”的矛盾，所以，清代并没有出现像明代那样严重的流民问题。

二、广东南雄珠玑巷

“七百年前桑梓乡，后人世代不相忘。”

唐开元四年（一说开元十六年），即公元716年，出自岭南韶州（今韶关）的第一位宰相张九龄，奉唐玄宗之命主持开凿由江西进入岭南的大庾岭新路，也就是民间常说的梅岭古道。

因为该古道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巷子，珠玑巷，成为日后岭南大地，两广地区，广府民系最重要的寻祖之地，也是部分客家民系的寻祖之地。

自梅岭古道开凿以后，唐朝时开始，断断续续的有中原百姓迁入岭南，珠玑巷是他们必定落脚的地方。

从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北宋灭亡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人口南迁；到南宋末年（1276年）之时，蒙元灭宋，许多中原的官宦和民众纷纷避难南迁，出现珠玑巷最大规模的南迁。

据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2016年统计，自北宋中后期至元初的200多年间，中原及江南氏族自南雄珠玑巷南迁共有130多次。其后裔共有178姓，遍及两广海南和以及海外，人口规模按估算过亿。

如今，南雄珠玑巷建有各个姓氏的宗祠。

三、江西鄱阳瓦屑坝

“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江西瓦屑坝。”

瓦屑坝本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位于鄱阳县莲湖乡。瓦屑坝村东南的扁子港是古代码头，离湖水30米处，有一枯朽的古樟。这棵古樟，被记录到多个姓氏数百年前的家谱中。

瓦屑坝是明初江右民系移民皖鄂两省的集散中心，政府官兵将被安排移民的对象聚集到瓦屑坝，然后上船遣送到鄂豫皖等目的地。

由于口耳相传，"瓦屑坝"的"屑"字在写法上千差万别：如瓦西坝、瓦砌坝、瓦基坝、瓦家坝、瓦集坝、瓦渣坝等。瓦砾在今鄱阳方言中仍读作"瓦屑"、"瓦叽仂"。

曾有几十万乃至百万的江西移民，按“四口留一，六口留二，八口留三”的定律，背井离乡，一拨又一拨从瓦屑坝集中，乘坐古老的帆船，踏过波涛滚滚的鄱阳湖，走向鄂豫皖，走向未知的远方……

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以及大量家谱记载和统计，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合著的《中国移民史》里记述：

洪武年间的三十年间，江西移民到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苏者达210余万人。在这210余万人中，鄱阳、余干、万年、乐平、德兴、景德镇、浮梁等地民众背井离乡，有近100万人是饶州人。

从江西迁出的极大多数移民，是从饶州瓦屑坝迁出的，瓦屑坝成为江南第一移民聚散地。

因年代久远，移民后代随着传说的递减，逐渐淡忘了具体祖居地，将记忆的思路定格于“瓦屑坝”，似乎“瓦屑坝”成了原居地，这是一种思乡情结的归宿，就像华东等省区只记得“大槐树”一样。实际上瓦屑坝移民原居地分布在江西饶州（鄱阳）、九江两府各县。

四、湖北麻城孝感乡

“要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

湖广填四川，自蒙元就开始了。

合川钓鱼城之战，蒙古人的大汗蒙哥阵亡。到元初之时，四川人口被蒙古人大量屠杀，造成了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

元朝统一全国后，四川各地都发生了“改州换县”的现象，仅成都路就变动州县19个，数量之多，居全省之最。

州县变动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地荒民散引起的。蒙元四川行省创立了22个军屯，就有两个孝感乡军屯。

其后元明之际，又有不少宗族躲避战难，途经孝感进入四川。

当明清易鼎之际，满清军队屠川，然后满清政府将罪名扣到张献忠身上。四川再次遭受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十室九空，乃至千里无人烟。于是又有大批移民被强制迁入四川。其中大部分来自湖广，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基本格局。

湖北麻城孝感乡，即为当年移民集散地，是众多川渝民众心目中的圣地。

今建有“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

五、福建宁化石壁村

“客家祖居地，宁化石壁村。”

宁化石壁，原名玉屏，也名石碧，由22个自然村组成。它位于武夷山脉东麓，福建省西隅，北连江、浙，南接粤、桂，四周山环水绕，中间是开阔的平原盆地，物产富饶，环境幽雅，堪称世外桃源，是历代南迁士民避乱求生、繁衍栖息的理想之地。

中原人民第一次大迁移，是由五胡乱华侵扰割据所引起。为避难，自晋代永嘉以后，中原汉族开始南迁，当时被称为“流人”。逐渐形成了三大支流，最后，远的到达了江西中部南部、福建等地，近的，则仍徘徊于颍水淮水汝水汉水一带。

第二次南迁，由唐末黄巢起义引起。十几年动乱，中国各地人民都分头迁徙。这次迁徙，远者，少数已达惠、嘉、韶等地，而多数则留居闽汀州，还有赣州东部各地。

从晋代的“永嘉之乱”到宋代的“靖康之难”，两千多年来，他们的先民从中原一带辗转向南迁徙，最终汇集到宁化县西部的石壁村一带，在十里平川、百里林涛、万顷荒原中，垦荒拓殖，生息繁衍，并由此诞生了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

也许，是宁化的水都往外流吧。客家人又不断从石壁村出发，分迁闽南、闽西、粤东、台湾，及湘、桂、川、黔，以及世界各地。

如今的石壁村，已成为全世界五大洲两百多姓一亿多客家人公认的祖地，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客裔子孙来此寻根问祖。

石壁村建有“客家公祠”。

六、江苏苏州老阊门

昔日苏州阊（白话音，“聪”）门，今日苏北民众心目中的祖宗圣地。

据史籍、方志和族谱记载，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

苏州阊门遂成了移民的出发、集散之地。于是扬州、江都、泰州、淮安、泗阳、高邮、宝应、盐城、阜宁、东海，以至于连云港等地，都有了苏州阊门移民的后裔。如宝应县之刘氏、乔氏、王氏，兴化市之顾氏、张氏、来氏、周氏、姚氏、扬氏，泰县之葛氏、徐氏等，即是此次移民后裔。

大名鼎鼎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文人名士，其祖籍均来自苏州。

七、河北滦平小兴州

河北小兴州，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官方组织移民的又一集散之地。

洪武初年，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遁，元朝灭亡。元朝残余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北边构成很大威胁。

为此洪武初年到洪武末年，在长城以外，东起辽东，西至山西北部、内蒙古西部，东西两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屯兵卫戍。

同时，为恢复和发展北平地区因战乱遭受破坏的社会经济，多次从燕山以北广大地区(俗称山后)向北平附近移民。

及至永乐皇帝登基，为进一步巩固、发展北平地区社会经济，确保京城安全，先后抽调长城以北27个卫所的将士约15万人，在北京附近屯边戍守。

同时，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安置于良乡、顺义、平谷、大兴、宛平、通州、蓟县、宝坻、香河、遵化、卢龙、武清、丰润、清苑、容城、新城、安国、徐水、任丘、涞水、霸州、定兴等地区和河北各县，移民总数达数十万之多。涉及到张、王、李、刘、梁、孙、崔、邓、杜、魏、邢、徐等数十个姓氏。

使元代的兴安小县发展成为人口密集的军事重镇，但当地民众习惯上仍以“小兴州”称之。

由于小兴州是长城古北口外的第一重镇，位于辽东、内蒙古南下北京的交通要冲，因而也就成为历次移民的集散中心。

由于年久日深，历次移民后裔，难以确知其祖上原籍所在，往往把先祖迁徙的集散之地视作先人故籍祖地。因而在河北一带现存的众多族谱家乘中，追溯其家世渊源时，多称其“先世自小兴州，徙至××地”。

久而久之，小兴州成为河北、内蒙古、山东、东北等地众多姓氏寻祖问祖的朝宗祖地。

八、山东兖州枣林庄

山东兖州城北的安邱王府村，原名枣林庄。

山东枣林庄是中国明史专家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近年来实地调查考证中新发现的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

在当今山东兖州县城北七里之遥的安邱府村，据明代石碑所载，该村原名枣林庄，明鲁王裔孙安邱王分封于此，始称安邱王府庄。

该村位于兖州东部丘陵山区，地处兖州府城郊，正当济南各州县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战乱波及，人口较为稠密，具备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

虽然在官方文献中未曾发现有关移民的记述，但在安徽濉溪县志中却发现了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初由山东迁民本县的记载，并标明占本县人口80％以上的“周、吴、郑、王、李、丁、梁七姓”均为山东移民。

许多辽宁、吉林等地民众，也称其祖籍原系山东枣林庄。清初移民加强边疆，迁居关外，这可作为山东枣林庄为明清移民点的旁证。

现有辽宁、吉林等省的枣林庄人，称先祖于清初移民边疆，迁居关外，为不忘祖籍，以“枣林”为号。

九、河南光州固始城

位于河南南部、淮河之畔的光州固始（今信阳市固始县），素有“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之称，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原第一侨乡”。

闽台谱牒中，最少有80多个姓氏号称其入闽始祖，来自于唐代的陈政、陈元光与王潮、王审知两批移民。

其中，王、郭、叶、何、詹、孙、姚、唐、万、汤、丁、刘、黄、李、许、曾、吴、沈、施、余、吕、龚、柯、潘、赖、庄、张等姓氏，直接指出其先祖来自于“光州固始”。

其他，还有点明来自“河南固始”、“固始”、“河南光州固始”、“河南”、“汝宁光州固始”以及“河南光州”。

但总的来说，以包含有“固始”与“光州固始”者占绝大多数，因此“光州固始”在闽台移民心中，已成为家族寻根的符号，具有十分神圣的地位。

近年来，已有海内外宗亲超过10万人次回固始拜谒先祖遗存、倾情捐资助学、创业反哺家园，感受故土亲人的至爱深情。

固始已成为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日思夜盼的根亲家园。

十、河南滑县白马城

河南滑县白马城，有如山西洪洞大槐树，根植了一种深厚的“移民情结”。

岭南“白马现象”与中原“槐树现象”，异曲同工，都是历史的回音。

在广西，许多汉、壮人的家谱都记载祖籍是山东白马县（或白马驿、白马苑、白马冉、白马堰）。

山东，古为地理名词，秦代泛指六国，唐代属河南道，明代置山东布政司，清代称山东省；古河南指河南道，约今山东、河南及苏北。白马县始于秦，汉至晋属兖州，归河南政区，明代并入滑州。

故，白马不在山东，而在河南。

秦始皇平六国后，派员定“百越”，谪中原50万人戍守岭南，屯居邕钦廉三州，至北宋皇佑年间及南宋初期，又有大批北民南迁。

这些北方移民的后裔，自称“祖先从白马来”。

宋皇佑四年（1052年）五月，侬智高率兵攻占邕州城，杀知州陈珙等千余人，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封官拜爵。

宋王朝派狄青率大军前来征剿侬智高后，留军戍守，驻扎在南郊一带，实行屯田。宋军将士久戍邕城，与当地壮民通婚，在此安家落户，解甲为民。

赵宋后亭子、白沙、上尧、老口、坪南（后改为平南）一带的村落，是当地留守将士的后裔建立的；也有的从山东白马苑（今河南滑县）迁来，至今已有76代。

宋熙宁年间，交趾李朝派兵攻占邕州，宋王朝任命陆逵、赵禼为正、副招讨使，率领10万大军南征，击溃交趾侵略军，收复邕州后，又留下一批军队戍守，以加强邕州的防务，其中有一部分将士落籍南宁。

十一、江苏南京白马街（柳树巷/湾）

1983年秋天，云南省弥勒县给南京有关部门写来一封信，说他们那里有许多汉族同胞称，先祖是从南京柳树湾迁去的，恳切要求帮助查找“柳树湾”。

南京的有关专家反复查阅了解放前后，各种图籍史料和明万历四十年九月初九立的大石碑碑文，碑文中有柳树湾地名的记载，也就是说，在明代确有“柳树湾”这个地名。

从南京的水道资料及《明应天府城内坊厢图》对照，柳树湾应该在“标营”、“太医院”、“大中桥”的区域内，具体位置在当年太医院的上游，东城兵马司的下方，即今天南京市的蓝旗街、御道街一带。

云南祖辈们流传下来的“高石坎”，实际上是一种口传之误，现在该处称作“石门坎”。

在关于云南现今居住着的汉族从何移居而来，有很多文章都这样提到：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命令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大将从南京率大军30万出征云南。

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很赏识沐英，又念其功劳无比，便派沐英留在云南镇守疆土。为了巩固疆域，促进云南的发展，洪武十五年前后，沐英亲自回到了南京，在南京广招工匠，随着自己远赴云南屯田垦荒，兴修水利。

在沐英所带的明朝军队及带来的工匠中，有部分官兵带着家属随往，有些官兵则与云南的当地人通婚，从此开荒垦地，生儿育女，世居云南。

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是云南人说不完的话题，是云南人心里的牵挂，是云南人寻根的情结。

除云南外，还有湖南常德一带有流传的“金陵十姓”，黔西威宁及附近地区流传的所谓“南京族”等不少姓氏的族谱也声称，其祖先来自南京白马街柳树巷。

在网络时代，又陆续有北京、沧州、济阳、济宁一线、威宁、昆明、腾冲、保山一线、以及湖南常德、邵阳、广西桂林、肃临夏等地的不同姓氏后裔发帖说先祖来自南京柳树巷，甚至有回族人的族谱记载着他们也是由南京大柳树巷迁来。

十二、福建上杭瓦子街(珠玑巷)

上杭是客家民系成长的摇篮，在客家民系播迁发展中，是继客家民系宁化石壁之后的另一个“祖居地”。

从福建龙岩上杭出发，向两广、两湖、江西、四川、台湾等地的后裔有千万之众。从族谱中可以看到，大量没提到“石壁始祖”的家谱，却有记载瓦子街迁出的翔实记录。

瓦子街（珠玑巷），位于今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属汀州府），大多数族谱记载为上杭瓦子街、瓦子巷、瓦子坪、瓦子堡、瓦子乡，也有不少的族谱记载为上杭珠玑巷、上杭珠玑街瓦子巷，还有的族谱记载为上杭来苏里、上杭姑苏里等，甚至有的族谱还记载成上杭猪尿巷瓦子街、上杭猪鸡巷等。

上杭县政府委托上杭客家联谊会的研究和考证，最后确认，瓦子街（珠玑巷）就在如今上杭县北大街体育馆附近。

瓦子街形成的时间应该始于宋元而盛于明清，和上杭客家向外移民族谱记载的时间相一致。

最为著名的就是朱德元帅的的祖先历史，四川仪陇县档案馆藏《朱德家谱》作了这样的记载：仪陇县朱氏，于明代由上杭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迁往广东韶关乳源县开基，清乾隆四十五年，朱德元帅的上祖从乳源迁往广安州龙台寺李家岩，不久再迁仪陇县马鞍场。

朱德元帅是仪陇朱氏的第八代。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南宋客家各氏迁移表》列出迁往广东的18个姓氏中，有16个姓氏来自上杭。按照上杭县上杭客家联谊会的统计，截止2010年时，有王、冯、卢、丘、汤、刘、朱、沈、李、杨、吴、何、张、陈、郑、林、周、罗、钟、郭、梁、黄、龚、温、彭、傅、蓝等到27个姓氏，主要的迁居地有粤北、粤西、桂东南、四川、台湾等。

而在近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修谱和寻根问祖热潮中，有更多姓氏出现，不少人在网上直接发帖说族谱记载，先祖来自福建上杭，比如萧、华、涂、吕、谢、赖、宋、唐、胡、万、江、徐等。

2011年，上杭县按照仿古风格，重建了瓦子街。沉睡于历史中的“瓦子街”重现上杭，为世界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寻根谒祖、旅游观光的崭新平台。

十三、福建莆田珠玑巷

珠玑巷，除了广东南雄、福建上杭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就是福建莆田珠玑巷，名气比不过广东南雄珠玑巷，但不不差于上杭珠玑巷。

在广东、广西、海南、台湾，有不少宗族，特别是粤西、粤东讲闽南话的宗族，其族谱记载始祖来自福建莆田珠玑巷非常之多。也有族谱称为猪屎巷、朱史巷、朱紫巷、猪鸡巷等。

民间和网上对这个珠玑巷的考证，目前为止，大致可查到相关的地名有：莆田市刺桐巷和莆田县荔城区黄石镇横塘村珠玑头。

莆田林氏金紫林梨岭（英田）衍派族谱记载，朱紫巷唐宋时名为刺桐巷，今地名为坊巷。位于莆田市大度中段通往井头的古街巷，宽15米，长200余米，东、西走向，路面以石板铺成，古名“刺桐巷”。

巷道两旁多为历代莆邑名士之官邸，如宋代之翁姓、方姓、林姓，明代之杨姓、黄姓、彭姓等等，朝廷赐建的石坊比比皆是，故民间俗称此巷名为“坊巷”，乃莆阳文化之发祥地。

对于另一个地名莆田县荔城区黄石镇横塘村珠玑头，则为众多宗族宗亲会考证后得出结论，就是同一个地方不同时代的叫法，一般都称为黄石镇横塘村，珠玑头这几个字省略掉。

十四、无具体地址却有族谱记载的山东小云南

山东小云南，这是一个有族谱记载，却无法具体寻找的祖居地。

现今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以及内蒙、天津、北京等省市，不少自明代、清代至民国迁自山东的居民，都称祖籍“小云南”或“山东小云南”。

有不少山东居民的家谱写有来自云南，还有一种写法是来自于“小云南”，形成了“试问先祖在何处，路人皆指小云南”的奇特现象。

但“小云南”到底在哪里？不仅民间众说纷纭，国内史学界也说法不一，长期以来，它成了山东民间寻根的一大“千古之谜”。诸多祖籍山东的家谱称“世传祖居小云南”，山东本地部门却不知所指何处。

▼今日推荐关注

好 书 推 荐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