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员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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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说伸蒙好，可惜吾家不姓林。”理学宗师朱熹曾对林慎思发出这样的慨叹。林慎思（844—881），长乐崇贤乡钦平里鸿山（今福州长乐区潭头镇大宏村）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进士，先后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兴平县尉、水部郎中，为官期间勤政惠民，颇负盛名。后因累疏切谏不纳被贬为京兆府万年县令，率民众抵抗黄巢农民起义军之时被杀害。他的显名不仅在于官任之上，更在于他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其传世著作《伸蒙子》《续孟子》是唐末传承和发展儒学的重要参考。其中，对于人才的思考与践行是其儒学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

林慎思塑像

一

唐朝末年王室衰微，盛象不再。生活在社会动荡时期，林慎思试图运用儒家的治国安邦经略起衰救坏，他沿袭了儒家的人才观思想，认为选才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孔子有云：“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一语点明人才难得。孟子也明确提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的论断，以“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的典故，阐明了人才的重要性。林慎思继承了孔孟思想，他十分重视人才的价值，借商山四皓助吕后夺嫡的史实，说明重用贤人有时甚至能够改变一个时代，“则知四皓始而处者，非傲君也，辞天爵矣。终而出者，非私赂也，正天下矣”（《伸蒙子·持危》）。

在人才认定方面，林慎思有自己的一套识人标准：

一要尽“忠”。先秦儒家对“忠”的理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将其作为一种伦理标准，“尽心于人曰忠”（《四言铭系述》），“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意为真诚、尽心竭力。忠作为八德之一，常与“恕”“信”连用，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上》），强调与人交往要以真诚为务。二是忠君爱国的政治主张，《论语》载：“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将“忠”与“君”联系起来，体现的是君臣之道中对臣子单方面忠诚的要求。以此为基础，林慎思对忠君思想进行了申发。无论是在《伸蒙子》还是《续孟子》中，林慎思对比干都不吝赞赏之词，他认为只有像比干此等“力谏就死”之人才是忠臣，他举贤的政治标准之一是对统治阶级竭力尽忠、死而不怨。这与当时的时局背景是分不开的，唐朝末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朝廷荒颓、怠于政事，他以比干为榜样，将满腔报国热忱化作谏言，试图挽救时局却惨遭贬谪排挤。在林慎思看来，为臣事君，忠之本也，即使“谏之不听，亦欲垂明镜于后代”（《伸蒙子·演忠》）。林慎思不仅主张忠于君王，还提出了“忠于历史”的人才观：“夷齐之谏，不独吐一时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纣可伐也，独夷齐不以为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谏不贵纳于一时之周武，而贵纳于后代之诸侯。不贵存于一时之商纣，而贵存于后代之王室。”（《伸蒙子·明谏》）他认为比起“一时之忠”，能够让后世引以为戒，在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能“鉴于有道不鉴于无道”（《伸蒙子·鉴旨》），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覆辙更为重要。林慎思不仅将这种人才理论跃然于纸，更将他的理念付诸了实践，“伸蒙处黄巢之乱，以万年令骂贼死官，方其骂贼，岂不知其必死哉，义在于死而不利于苟生也”（《续孟子·序》），誓死捍卫了自己忠君爱国的主张。

二要有“智”。一方面，林慎思强调知识的累积，他反对愚民政策，主张开化民智。针对孔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的思想作了发挥，认为人才就是要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解开疑惑。如愚子问：“吾闻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诸？”林慎思回答：“人无不惑，在知与不知耳。”（《伸蒙子·辨惑》）他认为惑与不惑的关键在于“知”与“不知”、学与不学，所谓“好学近乎知”（《中庸》），孟子也说“学不厌，智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伸蒙子·辨惑》）。《中庸》将“知、仁、勇”看作“三者天下之达德”，在林慎思看来，民智的提高与道德教化有直接的联系，他提出了“今人易化”（《伸蒙子·喻民》）的观点：就个体而言，今人、古人的性情都是先天完具无法改变的；但从社会发展总体上来说，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经验与知识的不断累积，今人会比古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化的引导，而这一点也是人才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林慎思坚持“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众人，力穷一身”（《伸蒙子·辨治》），认为治理小群体可以以力取之，但若要治理大国，则还是需要依靠智慧与能力。

《伸蒙子》书影

三要能“干”。在孟子看来，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曾发出“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孟子·尽心上》）的感慨。与孟子不同的是，林慎思更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他认为能力比环境更重要。“夫子所谓禹、稷、颜回同道，使易地则皆然。然则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播种之功著，使回易稷，其能播种乎？”（《续孟子·万章十》）万章问孟子，大禹以治水功勋卓著，如果换作颜回，他能治水吗？稷以播种而扬名显著，换作颜回，他也能播种吗？孟子回答：“善捕于物，使狩反于水，必能为渔焉；渔反于山，必能为狩焉。”（《续孟子·万章十》）林慎思假借孟子之言，认为能力是相通的，善于狩猎的也必然会捕鱼，得出若禹、稷、颜回同道，即使更换环境，也会做出同样功绩的结论。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的特点，强调个人能力是判断人才的决定性因素，能力处于核心地位，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四要修己。儒家历来注重道德修养。子路问君子，孔子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为君子作了诠释。林慎思认为，比起“治外物”，“治己身”实则是更难的一个过程。他写道：“习幻惑之徒蓄其异术，每一呼吸皆能变寒为暑，变正为非矣。习焚炼之徒蓄其神方，每一施用皆能变石为金，变土为银矣。然外物荣枯贵贱犹能变之，而己身荣枯贵贱不能变之，何邪？信知治外物之易，而治己身之难也。今有人行文行忠信之道，能言于人而不能行于己，与夫习幻惑焚炼之徒何如？是知巧妇之手不能饰丑为容，壮夫之力不能拔贱为贵。”（《伸蒙子·治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不仅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也注重道德品行的塑造。文与行是外在修养，忠与信则是内在品德的修炼，但是知易行难，只有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进退不违规矩”，才是君子“立道光显，为后代所瞻瞩”（《伸蒙子·显防》）的良策。

二

对于人才的识别与考察，林慎思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在《伸蒙子》中，他提到宋国人孔不疑喜欢结交士人招揽门客，但其中不乏小偷小摸之人，如此不加鉴别一味养士，难免会给自己招致污名，“家有无肖之氓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贻盗之名矣”（《续孟子·屋庐子七》），阐明君主识别考察贤才的重要性。

其一，要从内心思想上去考察，去伪存真。鉴别贤才，不能只看他平素呈现出的状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更应该通过任用去探究他的内在心理，观察他的本质，不为一时的表象所迷惑。齐宣王问孟子：“我想要任忠去邪，用得其当，该怎么分辨周围哪些是贤良之人呢？”孟子答：“任用他们就知道了。”林慎思以分辨木材为例，木材被砍了以后放在院里，时间一长，或被灰土覆盖，或者长满苔藓，从外表看，无法区分是松木还是栎木。但若用斧头砍削，看到木材内部的结构就可以分辨了。而“贤不肖在王之左右诚久矣，进退以恭，言容以庄，目之于外，诚不分其贤不肖也。在禄以诱之，劳以处之，索其内，然后辨矣。王苟不用，则贤不肖何以别乎？”（《续孟子·齐宣王九》）识别人才与木材同理，关键在于“索其内”，在任用的过程中，或以高官厚禄诱惑他们，或将其置于劳苦的环境中历练他们，去探索他们内心真实的理想追求，便可以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其二，要从个人能力上去考察，严于律己。传统意义上，儒家在实践中对如何识别人才大多是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横向研究，而林慎思在考察人才方面则进行了纵向的延伸。他认为人才首先应“周防其身”，要考察其明辨是非的能力。“言天不覆地不载，是露其机而先见其伪。先见其伪，欲惑于人，其可得乎？隐其机而难知其伪，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设阱于野，隐其机也，兽不知其防，则触而入矣。设伪于国，隐其机也，人不知其防，则触而入矣。”（《续孟子·公孙丑六》）有些话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若将假象隐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他人要想不被骗就不那么容易了。在野外设立陷阱并加以伪装，野兽不知道防备，就会掉进陷阱。国家也有这样的陷阱，如果不知道防备，也会落入圈套之中。所以考察人才尤其要重视其个人能力的展现。其次，君子应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经得起监督，严格要求自己，不授人以柄。“居暗室而望明庭者，虽隔帘幕而妍丑亦辨矣。居明庭而视暗室者，虽去帘幕而美恶不分矣。故君子居其显，进退不违规矩也。脱有一失，则庸昧者皆见而噪矣。”（《伸蒙子·显防》）在暗室中看亮处的人，虽然隔着帘子，美丑也看得分明。而在亮处看暗处的人，即使除去帘帐，也分不清美丑。所以君子身居显位，要进退有据，一言一行都有示范作用。一旦出现失误，就会被鼓噪而被放大问题。再者，林慎思还提出“择友”的考察方法，“君子行其道则先防恶人，伺其善则交之”（《伸蒙子·伺难》）。正所谓“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在与善士、与经典交好的同时，得乎其中，亦是人才所需具有的特质。

《续孟子》书影

三

在选贤任能方面，林慎思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第一，要尊重人才，察纳雅言，“以急贤之心要四方之心”。

林慎思认为，招贤纳士、识才尊贤事关国家的治乱兴衰。儒家一直强调凡事应讲求轻重缓急，对于君主来说，求贤若渴就是当务之急。“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孔子认为唐尧虞舜执政时期天下大治，正是因为人才济济。“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论语·泰伯》）《论语集注》曰，“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际，乃盛于此”，所以林慎思提出统治者应向周公学习，“以急贤之心要四方之心”“闻有士之名，则必欣然而迎之”，必可使“四方之心归焉”（《伸蒙子·广贤》），愿为王朝效犬马之劳。招揽人才的同时，要尊重人才，“设礼以待士”（《伸蒙子·广贤》），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若贤才进谏不被采纳，则很难留住人才。孟子十分强调君主对人才的礼待，他认为遇事应主动请教贤才，而不能随意召唤，“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孟子·万章下》）。林慎思继承并发扬了孟子“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在他看来，“善医者不自造他户，必待媒而后行；善相者不自俟他颜，必待求而后动”（《续孟子·彭更十三》）。此外，林慎思还主张在其位谋其政，如果建言献策不能被君主采纳，应及时全身而退，以免造成人才浪费。所以当蚳蛙“谏于王而不用”（《续孟子·公都子四》）时，他便借孟子之口劝诫蚳蛙离开，正是因为“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孟子·公孙丑下》）。

第二，要知人善任，正己达人，“大夫苟能与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义，移薄仁义之心而在利，则上下移矣”。

《论语》有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林慎思认为，将人才置于合适的位置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能对群众起到典型的带头示范作用。这是一种权力的导向，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位者端正己身，便能以自身行动来带动他人。在《伸蒙子》中，林慎思借用“敬慎威仪，维民之则”（《诗经·大雅·抑》）的说法，提出君主要“先以容仪正其身”（《续孟子·梁襄王二》），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为百姓做好榜样。同时，针对孟子的“义利之辨”，林慎思提出了“盗仁”（独自行仁义之事，盗取仁德之名）的思想，认为个人的表率是有限的，如果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就不能改变社会厚利轻义的风俗；只有领导者率先垂范宣传仁义，才能上行下效，起到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尚、达成社会共识的效果。他说，从前有个人看到有人忍饥挨饿，即使不是自己的亲人他也会努力地去帮别人脱离困境，而当自己快要冻饿而死时，却没有人伸出援手，这便是因为“大夫从王厚利而薄仁义故也”。“厚利率民，民争贪欲，苟有独持仁义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续孟子·梁大夫一》）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若独自坚持仁义之道，恐怕很难保全自己。《墨子·鲁问》载：“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一个人的力量过于单薄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的基础上再加以宣传教化，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墨子·鲁问》）林慎思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所用人才应严于修身，先正己而后达人，“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管子·法法》）。只有自身经得起考验，所倡导推行的政令才能在民众中畅行无阻，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

第三，要一视同仁，任人唯贤，“以其大而举之，不以其小而废之”。

林慎思强调，君主在任贤使能之时，首先要一视同仁、赏罚得当，若有亲疏远近之分，则势必会失去人心。“佣治粟者，虽役力求精，曾不得其尝焉；佣治膳者，虽不劳力自精，亦先得其尝焉。矧治粟功至，仅免于诛也；治膳功至，又加其赏焉，何则？治粟犹四方外臣也，治膳犹左右内臣也，外不及内而然也。噫！使明目达聪，鉴难易于内外，而赏罚岂有谬加者乎？”（《伸蒙子·辨功》）他将近臣比作“佣治膳者”（准备膳食的人），将外臣比作“佣治粟者”（雇来耕田的人），内臣外臣都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厚此薄彼，赏罚不公，会有损于威信，导致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所以，当权者应目光长远、一视同仁、公正无私，不能偏听偏信感情用事。其次，在用人过程中应唯才是举，公私分明。“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殛鲧，是无私于禹也；禹不以父仇可报而不受禅，是无私于舜也。”（《续孟子·庄暴十二》）鲧因治水不善被舜处死，其子大禹子承父业，治水成功后，舜公正无私不计前嫌，将帝位传给禹。在选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坚持原则，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再次，对待人才要扬长避短、量才适用，不应过于求全责备，“以其大而举之，不以其小而废之”（《续孟子·陈臻十四》），充分发挥人才的潜能与作用。

综上，林慎思的人才观与唐末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虽然其思想表现出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与保守性，但在选贤任能方面的主张还是具有一定见地，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其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作者简介：

董丽，历史学硕士，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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