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研究“瘟疫”，他研究“蚊子”

约翰·麦克尼尔之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兴起》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那时他25岁，正在杜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做的是传统的历史研究。为了打发躲雨的时间，他从一位教授的办公室的书架上取下了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一本名为《哥伦布大交换》的书，本打算随便翻一翻，雨停了就走，却没想到被这本书深深吸引，如痴如醉地读到了夜晚。

《哥伦布大交换》中文版封面（译者：郑明萱；版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克罗斯比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以前他从未想到，原来人类历史可以看作生态史的一个子集，在这个更大的集合里，他得以在一个动态的矩阵中理解历史的奥义。直到今日，他依然很感念克罗斯比，“他的著作改变了我的历史观，也改变了我的学术抱负，我终于意识到我要做什么了。”

新京报：环境史在如今的历史研究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大概肇始于20世纪70-80年代。作为历史的子学科，它无疑是成功的，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与学生投身于此。在美国，环境史是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当大的板块，大约有1500名学者称自己为环境史学家。但在中国环境史研究还未成规模，我猜想还远远不到10％。

《人类之网》

作者: 约翰·R. 麦克尼尔 / 威廉·H. 麦克尼尔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译者: 王晋新

“麦克尼尔父子合作‘鸟瞰世界历史’。”

新京报：你在《人类之网》中提到了一个关于“有序”和“无序”的有趣譬喻：我们在不断创建和维持各种东西的秩序和结构上所投入的经历，和宇宙、生命以及人类历史的故事极为相似。近些年，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所倡导的“大历史”研究在中国很受关注，甚至掀起了一股叙事风潮。你在写作中是否也有这样一种“大历史”诉求？你又是怎样看待这种趋势的？

约翰·麦克尼尔：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和弗雷德·斯皮尔（Fred Spier）提出的“大历史”概念很有意思，它将人类历史置于生命、地球和宇宙历史的框架之中，通过参考物理定律等自然法则来阐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它尤其需要研究者拥有跨学科的知识储备。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大历史”写作者，也没有专门做过关于“大历史”的研究，但很有可能将来会做。我很佩服大卫·克里斯蒂安和弗雷德·斯皮尔所做的事情。

日光之下，常有新事

在约翰·麦克尼尔2000年出版的著作《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中，他以一种平实而又细腻的笔法讲述了20世纪人类活动的故事及其对地球的影响，并在最后提出了自己对于环境问题的忧思，“我预期未来会发生可怕的生态与社会问题，只是因为我看到了过去的历史。”但麦克尼尔仍不失为一个乐观的历史研究者，他在书名中反拨了《传道书》的名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已经显示出了他不寻常的探索勇气。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

作者: 约翰·R.麦克尼尔

译者: 李芬芳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7年7月

“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新京报：你在《太阳底下的新鲜事》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中引用了不少文学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剧作、惠特曼的诗、狄更斯的小说等。在你看来，引入文学表达是否会妨碍历史表达的准确性？环境史能够容忍虚构和强烈情感的存在吗？

约翰·麦克尼尔：文学并不能提升环境史的准确性，但它有助于阐明历史，并且以生动、难忘、富有意味和启发性的语言表达历史的某些真相。当我写作像《太阳底下的新鲜事》这样的一本书时，我心里想的是让读者喜欢这本书，我想以任何人都能理解并享受的方式来写这本书。这就是为什么我引用狄更斯等作家的原因，因为它非常生动。书中引用的很多段落都是我凭记忆搜寻到的，我小时候读过很多，如今读得少了，我希望可以有时间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

《艰难时世》中译本不同时期封面（译者: 全增嘏 / 胡文淑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 2008年；译者: 陈才宇 上海三联书店 2014年）。

新京报：为了纪念狄更斯，你在研究中糅合了小说《艰难时世》中的“煤炭城”（coketown）和科技史词汇“群聚”（cluster），从而提出了“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这一概念。你认为如今这个时代是“艰难时世”吗？

约翰·麦克尼尔：在《艰难时世》中，狄更斯创建了“煤炭城”这个词语，用于形容一个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工业城市。这是他对于英国19世纪40年代图景的想象，而狄更斯用他的方式使得这个词语变得尤其难忘和生动，我被他所深深吸引。至于“艰难时世”，这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在哪里。就我自己而言，我很幸运，度过了困难时期，但这个地球上依然有数十亿人生活在困难的境况里，数千年来都是如此。

新京报：你在20年前曾提出，新技术所形成的新群聚可能将人类导向任何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在当时并不明确。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你认为新群聚产生了吗？你如何看待现代信息网络的力量？

约翰·麦克尼尔：我想，一个新的技术群聚正在形成。20年前，关键的新技术似乎可能是太阳能、风能、核能等。风能和太阳能如今在中国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应该引以为傲，其他国家也应当效仿。而如今，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群聚现象正在扩大，也应当不断扩大。但我仍然认为，在我们能够在一定的历史距离里回头审视它以前，我们无法对其下定论。

新京报：你在第二部分的引申思考中引用了古巴诗人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话：“整个历史，只是叙述了人性与人性以外事物之间的调解和争斗。”在环境史的研究中，你认为哪些属于人性的部分？

约翰·麦克尼尔：我喜欢何塞·马蒂的那句话，但我并不赞成对人性和人性以外的事物做区分。在我看来，人与自然永远是相互关联着的，而这也是我在书中所努力做的事情，即使我引用了何塞·马蒂关于人与自然对抗的文字。

新京报：你在书中特别提到了苏联的废弃核燃料处理中心——马雅克工厂，1957年该地发生的液体核废料爆炸灾难深深触动了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并成为电影《潜行者》的创作素材。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这部电影，提到这部电影是因为我觉得塔可夫斯基作品展现的核灾难图景也是刚刚谈到的人性斗争的一部分，不知道你怎么看？巧的是，最近朝鲜刚刚宣布了停止核试验。

约翰·麦克尼尔：我没看过塔可夫斯基的这部电影，但我肯定会去看一看。核灾难对人类和地球来说是不幸的。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将它丢弃。这是一个影响久远的糟糕的决定，因为消除核污染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可能会持续数千年，它为人类的未来蒙上了阴影。至于朝鲜的举措，我并不认为朝鲜宣布停止核试验是一项重大的进展，如果金正恩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还是会恢复核试验。

新京报：你在书中还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文明是需要奴隶的，以人类作为奴隶不牢靠且不道德，机械奴隶是世界未来之所系。你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机械奴隶”，对人工智能持何种态度？

约翰·麦克尼尔：这是个好问题，但我没有资格给出答案。在可能性的领域里，我认为人工智能终将脱离人类的控制。不过我的意见不应当被认真对待。

新京报：城市化对环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你对城市化和现代化持何种态度？

约翰·麦克尼尔：这是一个有关生活的现实问题。我出生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但我在大城市里并不像很多人一样感到疏离，而是感觉很舒服。令人忧虑的问题在于，如今城市化的迅猛步伐是空前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但我们目前还无法预测它的未来。

作为一种异端的环境史

除了已经在中国面世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约翰·麦克尼尔的另外两本环境史著作《蚊子帝国》和《大加速》的中译本暂未出版。与《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不同的是，约翰·麦克尼尔在后两本著作中将研究重心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定位。

在《蚊子帝国》中，他聚焦于一个地区，以独到的视角管窥了蚊子这群小小的生物对大加勒比地区历史进程的影响，展现了一幅极具故事性与趣味性，且充满时间感的历史画面。

《蚊子帝国》英文版封面（版本：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而在《大加速》中，约翰·麦克尼尔则聚焦于一个时代，着力阐释了一个新概念“人类世”（Anthropocene），即人类活动开始影响全球的地质条件和生态系统的时代。与此形成有趣呼应的是近年来生物学领域所提出的新概念“同质世”（Homogenocene），这个概念指的是1492年新大陆发现后全球生态系统渐趋同质化、生物多样性衰退的时代。此前漫长的时间里，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的简单同质过渡到多样性的时代，而在20世纪，人类世与同质世取得了步伐上的高度一致，继续朝着复杂同质性的方向演进。

约翰·麦克尼尔在著作中将经济增长喻为一种更具弹性且诱惑力的宗教，在这个金钱至上的世界里，经济增长是最高的信仰，而那些挑战这一意识形态，寻求生态系统价值认同的经济学家却被视为异端和局外人。对于约翰·麦克尼尔来说，这也可以算作他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心理写照。在对环境史多年的关注中，推动他前进的一部分动力是一种“模糊的普遍的责任感”，他想着自己所做的事情总会对社会有些用处，而另一部分动力则是好奇心，“我在社会发展和生态研究中总是不断地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与单纯的全球史宏观研究相比，环境史研究似乎更贴近人们的生命体验，因此约翰·麦克尼尔的研究对于人类的当下与未来无疑意义重大。最后，当问及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是否是浪漫的”，他表现出了难得的幽默：“不得不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倾向于用非常现实的角度来思考环境史的问题，这是我的本性。我的妻子经常说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这是我需要自我教育和努力的方向哈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杨司奇；编辑：西西。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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