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富士康“扎根”郑州，河南有多努力？

原创 陈肖飞 等 搜狐城市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生产基地之后，相继投资于杭州、昆山等大陆东南沿海城市，随后逐渐扩张到天津、烟台、秦皇岛等北部沿海城市和南宁等南部边境省份城市，2009年之后富士康加速向中西部地区扩张，2010年进入郑州。

通过调研可知，目前（截至完稿日期的2021年底，编者注）仅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生产高峰时期的员工人数就达30余万，而这正是富士康在河南实现投资的关键因素。

本文以郑州富士康为案例，融合劳工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基于2017—2021年的追踪调研，研究郑州富士康地方嵌入（指外来投资与本地企业和政府等非企业机构发生的紧密联系，编者注）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

说要说明的是，在河南省工信委、郑州航空港管委会等政府机构和富士康公司的支持下，自2017年，我们实地走访郑州富士康公司，2020年8月对郑州富士康开展全方位深入调研，2021年5月进行了补充调研。同时，我们还开展了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取有效问卷2376份；其中涉及郑州富士康员工的问卷共1875份，深度访谈86人。

耦合模式

嵌入升级 富士康仍握主动权

2010年富士康正式进驻郑州，从最初从事加工、组装或者贴牌代工等活动的全球生产网络劳动密集型节点已逐步升级成为全球领先企业的代工商和生产平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向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在全球网络动力与本土地域动力相互联动的作用下，地方区位优势和企业空间粘性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耦合为主，跨国公司仍拥有较大的“权力”。

依附式耦合通常是指地方为了吸引跨国企业，充分提供其具有的优势条件，一般表现为充当低端的生产加工制造基地，在全球价值链中属于依附型价值链。

河南省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河南省内各城市在竞争力、吸纳剩余劳动力等方面都存在问题，部分剩余劳动力选择去珠三角或长三角地区工作。

2008年之后，由于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持续发酵和深圳政府更青睐于华为、比亚迪等本土创新企业，富士康和深圳关系逐步“脱钩”，公司开始施行“内迁”战略。在此情景下，2007年郑州市成立“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最终实现富士康在郑州成功投资。

政府除了给富士康提供土地、税收等利益让渡之外，对其最急需的劳动力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招工模式。

河南省政府将招工任务分配给了河南省各地级市政府，任务逐级下放，平均每个乡镇都需要招募30~50名工人去富士康工作，甚至还将招工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的重要参照标准。“富士康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全部都是一把手抓”(郑州航空港官员B，2017年10月)。

除了按照行政层级划分招工任务，政府还将招聘任务化解给一些市场职业中介机构，给新招收到富士康工作的工人每人每月200元的补贴。除此，河南省教育厅要求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动员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郑州航空港官员B，2017年10月)。

尽管上述政策为富士康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利益支持，但政府与富士康谈判过程中，拥有主动权的富士康对项目投资绝不轻易转圜。

最初河南省试图将富士康涉及的所有领域都纳入合作范畴，然而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富士康则努力把合作范畴缩小，意图在于当区域资源枯竭或者发现新的可供迁移的地区之后，可以快速撤离。

此情况与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地区的崛起类似，发展早期都是以依附式的耦合方式为主，依靠为跨国代工企业提供优势资源而发展。随着全球网络动力与本土地域动力联动发展，地方区位优势和企业空间粘性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全球网络动力变化影响下，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最初在郑州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地方优势条件实现生产成本最低化。然而随着投资时间渐长，富士康对劳动力技术水平、供应链完备程度和生产环境稳定性都存在一定要求。为了最大程度获取区域中的资源，富士康选择在河南省部分城市追加投资，逐渐形成了“一核”(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多点”(济源市、鹤壁市、周口市、商丘市、南阳市等)联动网络，实现了企业地方嵌入战略衍伸及区域生产网络建构(表1)。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富士康关联企业虽然能够快速带动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大量消耗了所在地方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并且未显著促进本土产业升级或者技术创新。当地方人力资本成本过高或者政府政策不可持续时，企业便会选择撤离，重新找寻更加合适的地方投资。

实际上，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全球网络动力变化影响下富士康产业系统实现在原有关联机制上的空间拓展，在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富士康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智能手机供应链网络，初步呈现出互惠式耦合的特征。但是，并没有达到地方政府、本土企业与富士康之间相对均衡的完全互惠式状态。

那么，富士康和郑州以及河南合作关系、耦合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以下我们从劳动力视角进行多维度分析。

企业属性

季节性需求导致灵活式用工

“订单经济”是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最主要的模式，发包企业会根据其产品的周期性，每年定时发布最新产品信息，直接导致了大多数ODMs/OEMs公司的经营活动存在明显周期性。苹果公司一般在每年九月发布iPhone新款产品，作为苹果公司最主要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生产旺季也为每年的9—12月。

根据访谈可知:“郑州富士康公司生产高峰时期主要在每年9月到12月，员工总量可能超过30多万人，目前遇到了在生产旺季招工难的问题”(郑州富士康人力资源部主管A，2018年8月)。

富士康为了满足生产高峰期的用工需求，采用更加灵活的雇佣方式。如小时工、月工、季度工等，制订了返费模式、小时工模式等一系列福利政策(表2)。“原来在北京当程序员，但是因为疫情回不去，为了返费，所以来富士康”(企业非正式工C，2020年8月)。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泰勒制”管理模式主要通过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但员工流失率通常很高。“据估算，富士康一个月平均流动率6%~8%，富士康在河南省投资5年，整个进出富士康的人100多万，但任何一个企业不需要人员流动太快”(郑州富士康人力资源部主管A，2018年8月)。

富士康入驻前几年，由于政府自上而下的大力扶持和航空港入驻企业较少，直接促使了富士康可以通过依靠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近些年，随着创维、中兴、OPPO等一大批领先的智能终端制造企业的入驻，虽然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员工的“分流”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富士康员工仍占据绝对比重。

富士康为了解决生产旺季的用工需要，不得不制定更为灵活的雇佣方式和提供更为优厚的福利待遇。在此情况下更加需要政府采取灵活有效的行政策略。

在调研中发现，虽然短期内招募数十万计的工人已经成为政府的严重“负担”，借用行政力量招募工人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关注，但政府仍尽最大可能在生产旺季和特殊时期为企业提供支持。“我原来在富士康工作，由于疫情影响，我不能回到厂里工作，最后还是政府和公司联合包车返厂”(企业正式工D，2021年5月)。

总之，富士康典型的属性特征直接影响了其员工雇佣方式，使得企业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在此过程中，区域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为主。

人口红利

劳动力回流 企业嵌入条件增强

郑州相对于东部沿海城市，能够提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而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其拥有更加完善的劳动力供应网络，这为富士康在河南投资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查可知，河南农村从业人员一直维持在4800万人左右，绝对数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人口红利优势明显。尤其是近些年，随着河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由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向中西部(郑州及其他省会城市)转移回流的趋势加强，区域人口红利增强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河南实现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

2010年富士康在郑州投资建厂，2011—2012年生产线开始招收员工，而2011—2012年也是河南省农业人口省内转移人数高于省外输出人数的拐点(图3)。

据统计资料可知，2020年河南省转移就业总量为3087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就业总量达1850万人，比重为59.94%;省外转移1236万人，比重为40.06%。这说明劳动力内部供应规模已高于外部流动规模。基于问卷的劳动力来源地实证分析可知，目前富士康在河南省的劳动力供应格局呈现典型的“核心-外围”结构(图4)。

各地级市劳动力供给规模可以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为郑州、开封和洛阳，劳动力供给数量在100人以上;第二等级为周口、南阳、商丘等，劳动力数量在50~100人之间；第三等级为三门峡、濮阳、济源等，劳动力数量在30人以下。

富士康虽为世界一流的代工企业，但实际上富士康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仍处于生产链的底端，很少参与上游企业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是生产流水线上的普通员工，所以公司重点关注员工数量，而对技能水平要求不高。

然而随着区域人口红利增强和劳动力供应格局的完善，富士康的劳动力供应有了更加稳定的保障，为富士康在河南实现地方嵌入提供了必要条件。

政府因素

自上而下 多层级招工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对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因此在考察中国企业的行为时，要综合考虑地方政府的作用。

针对富士康的劳动力问题，政府将富士康招工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河南省政府在全省进行富士康的专项招聘工作，将富士康招工作为重要任务下达给各级政府”(郑州航空港官员B，2017年10月)。

首先，政府按照行政层级划分招工任务，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托街道(乡镇)、社区(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平台，深入所在街道(乡镇)和社区(村)，介绍富士康招聘培训员工的情况。为了提高农民工到富士康工作的积极性，省政府还将给新进入富士康工作的工人每人每月200元的补贴。该费用由河南省财政厅支出，由河南省人事劳动部门下发。

其次，政府将招聘任务化解给一些职业中介机构，各级劳动力职业服务中心设立专门招聘窗口，并鼓励各类职业中介机构为富士康提供员工招聘服务。同时，富士康与学校建立合作，组织16岁以上在校生利用暑期到富士康科技集团勤工俭学(表3)。

除此，富士康通过政府引导与其他企业建立“轮转”用工模式。“我是义煤集团派过来的，三门峡有很多煤炭公司倒闭，因此公司就和富士康签订合同，一般是半年期，派一批人来富士康工作，然后半年后返回原来的公司。我感觉工资有点低，但会在富士康继续工作，时间到了就返回原来的公司，过段时间还会再回来”(企业非正式工E，2020年8月)。

富士康入驻河南，在政府和企业的优惠政策吸引下，以往到省外工作的劳动力选择留在省内工作。如郑州富士康建厂初期深圳总部派遣部分河南籍员工到郑州富士康支援，最终选择留在郑州富士康工作。“老家是河南的，由深圳调过来郑州工作，已经工作10年了，由社会招聘入职，现在是干部管理层级别”(企业正式工F，2020年8月)。

总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政府-企业-社会-学校”共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富士康招工体系，但政府招工规模仍远超过社会和企业。

在当前工人集体谈判力量缺失的情况下，借用行政力量大规模招聘员工虽然已成为企业和政府不可言说的“终极”矛盾，但为了避免企业由于不能持续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条件而产生迁移意向，政府仍在积极主导，进一步说明了政府和企业的“权力不对等”，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为主。

总结

全球生产网络非常重视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及影响机制，然而以往研究对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并未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基于富士康在河南的投资案例，从劳动力视角揭示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并实现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及机制，以期丰富和深化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的认知，也进一步拓展国内劳工地理学的研究范畴。研究结论如下:

富士康在郑州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向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但富士康企业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耦合为主，区域内相关组织在战略耦合中处于被动地位，富士康仍拥有较大的“权力”。

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主要受制于公司属性特征与员工雇佣方式、区域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应格局、政府中介政策与劳动力行为选择等因素。

地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劳动力供给结构产生巨大冲击，从而积极促进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因此维持劳动力市场弹性和激励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并促进生产网络区域化应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战略和政策的两个基本维度。

©️本文选编自《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原文首发于《地理研究》2021年12月第40卷第12期。

原标题：《让富士康“扎根”郑州，河南有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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