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前贤时哲都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础，“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家训文献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家训教化是社会教化的基石。因而在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为宗旨的家训文化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伦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由家训、家礼、家德、家风、家学、家史等构成的家文化。 “家训”主要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众有关睦亲齐家、治家理财、修身处世等的教诲训示，也有一些是夫妻间的嘱告、兄弟姊妹间的诫勉或劝喻。传统家训的名称多样，如家诫、家范、家规、家约、家语、家箴、家矩、家法、家则、家劝、庭训、世范、宗训、户规、族规、族谕、庄规、条规，宗式、宗约、公约、祠规、祠约等等。传统“家训”的基本载体有两种：一是指规范、准则意义上的家范、族规或家教文献，是家族或家长撰写、制订的，有较强的教化意义和约束作用；二是指家庭教化、训诫活动。前者是文本，后者是活动实践，这两方面又相辅相成，彼此为用。中国家训教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文献就达三千年之久。据《韩诗外传》记载，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周公就曾诫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勿恃位傲人。《国语》中载有公父文伯母教诲儿子勤劳勿逸的“母训”。《论语》也载有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居“家”之“训”的全面而系统的家训，则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纔出现的，而对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家训应该说是在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以后。笔者与徐少锦教授合着的《中国家训史》，将传统家训的发展历程分为如下发展阶段：先秦时期为传统家训萌芽和产生时期；两汉三国是家训的成型时期，该时期提出了家训、家诫、家声等基本概念，产生了专门的女训著作《女诫》，标志着中国古代系统的家训著作已经出现；两晋至隋唐时期是家训的定型和成熟时期，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和唐代《陈氏家法三十三条》是传统家训成熟化的代表；宋元时期是家训的繁荣时期，该时期家训著作数量急剧增多；明代到清代前期是家训的鼎盛时期，该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官僚士大夫的积极传布，以及一些义门和世家大族的影响，传统家训大量涌现并广泛传播，且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教化途径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朝后期传统家训呈现整体衰落和局部开新局面。经过历代发展、流传，传统家训文献资料卷帙浩繁，十分丰富。从家训的作者看，既有君王帝后、达官显宦、硕儒士绅，也有农夫商贾、普通百姓。从家训的内容看，几乎涉及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家长治家处世的经验传授，也有其亲身经历的教训之谈；既有历代先贤大儒教导语録的汇编，也有名人模范事迹和美德懿行的辑録。从家训的载体和形式看，更是纷繁多样，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士人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家训既是传统社会指导、规约家庭成员的行为准则，也是居家生活、轨物范世的家庭教育教科书。传统家训内容几乎涉及各个生活领域，但核心始终是围绕睦亲治家、处世之道、教子立身三个方面展开的。就睦亲治家而言，既有父子、夫妇、兄弟谨守礼法、各无惭德的居家之道，也有持家谨严、勤俭睦邻的治家之法。就为人处世而言，大致包含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救难怜贫、体恤奴婢的人道思想，中和为贵、文明谦恭的修养理念，近善远佞、慎择交游的交友之道，好生爱物、天人一体的和谐意识。就教子立身而言，主要包括涵养爱心、蒙以养正、励志勉学、自立于世、洁身自好、淡泊名利、奉公清廉、笃守名节、勤谨政事、报国恤民等规范和教化内容。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封建地主阶级道德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名篇多出自封建官僚士大夫之手，因此，不能不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宿命论、因果报应、体罚惩戒等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些糟粕自然是要摒弃的，但这毕竟不是家训文化的主流。传统家训文化是中国血缘宗法式农业社会里产生发展起来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型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家训文化以别具特色的教化方式保证了传统社会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推动了中国农耕社会的文明进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谈及撰写家训初衷时指出：“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正是由于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代与代之间的血缘亲情，家长的训谕比起他人教诲更容易被孩子接受，更易于通过熏陶濡染，入耳入心。家训文化在教化和制度上有效地保障了家庭生活的稳定，推动了中国农耕文明的进步。其次，家训、族规、教诫、规约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家国整合机制的形成和巩固。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齐家睦族是社会得以有效治理与维持稳定和谐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缩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资父事君，忠孝道一”（《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古圣先贤的这些名言都说明一个道理：身修纔能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纔能太平。显然，这一链条的根本环节在于“修”与“齐”，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放大，社会不过是家庭这个“细胞”的扩展。因而，家庭教育、家训规约甚至关系到家族盛衰、国家兴亡。家训文化最基本的功能是伦理教化功能，家训教化在家庭、宗族中有效倡行了敦亲睦邻、立身修德、谦恭处世等伦理道德准则，熏陶出品德高洁、清正廉明、为国为民的名臣贤士，促进了家国整合机制的巩固。可以说，家训族规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发挥着维护家庭宗族稳定、调控民间社会秩序和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作用。正像有人在评价《颜氏家训》一书价值时所言：“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陆奎勋《训家恒语序》）再次，传统家训作为治家教子的教科书，拓展了儒家社会教化的视角和领域，推进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和世俗化。虽然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宣布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然而由于社会成员文化水平偏低的限制，语意深刻玄奥的儒家典籍传播受到了很大制约。家训教化则不然，由于家长、族长撰写和订立家训族规的宗旨是教化、规范家人子弟，为便于他们理解接受，在语言上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词句。特别是宋明以来许多世家大族竞相刊行本族家训及历代名士家训文献，通过家训载体使儒学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此外，有些家训著作还被作为私塾蒙馆对儿童教育的启蒙读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譬如，朱柏庐《治家格言》虽仅五百余字，但言约义丰，多以对仗的格言警句、朗朗上口的韵语，阐述儒家为人处世、治家修身之道，被尊为“治家之经”。由于它通俗流畅、富含哲理，清代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流传甚广。最后，家训文化助推了优良家风、民风的营造和传承。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而优秀家风的培育离不开家训文化的滋养。北宋司马光嘱咐儿子“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他以《家范》《居家杂仪》等家训，倡导“谨守礼法”和“德教为先”的治家之道，“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在其家训家仪影响下，司马家族虽世代贵胄，却勤俭持家、和待乡曲，其家风一直为时人称誉。正是家训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儒家伦理纲常注入了家庭这一社会的细胞，使得家庭成员在家训的约束规范和长期熏陶之下，形成了符合社会需要的良好的家风、门风，这种家风再经过统治者的倡导，又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如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的江州义门陈姓家族，以三十三条《家法》作治家之本，唐昭宗大顺二年（八九一）诏立义门。该家族曾创造了十九代聚族而居、三千七百多口人同爨共财的世界奇迹，宋至道三年（九九七）皇帝赐“玉音”匾，题“真良家”赠之。再比如曾被朱元璋誉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家族，以其家训《郑氏规范》《郑氏家仪》治家教子，告诫子孙“倘有出仕者，当早夜切切以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在这种家风影响下，该家族宋元明三朝出仕做官者达一百七十三人，但无一人因贪赃枉法被处置。该家族的家训《郑氏规范》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这些举家和睦相处、恪守封建伦理的义门大族，对社会“正风敦俗”起到了积极的榜样示范作用。家训是祖先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传统家训虽非“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总体上仍不失先人们留下的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伦理文化遗产。作为我国国学和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训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化方式都有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吸纳借鉴的价值。优秀传统家训中所倡导的进德修身、励志勉学、孝老敬长、睦亲齐家、教子于蒙、勤俭持家、和睦邻里、宽以处世、乐善好施、报国恤民等方面的理念，所积累的教化方式和教育经验都可以古为今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既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家风营造和家庭建设提供参考借鉴，也可以用它来涵养当代中国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家训的大量出现，是唐代以后，以明清最多。《中国丛书综録》所列书目记载的“家训”类著作，公开印行的有一百一十七种，而明清两代就占了八十九种。除了单篇的家训印行流传之外，还有不少家训被汇辑成书，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这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南宋刘清之编辑的《戒子通録》，明代王相编辑的《女四书》，清朝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清代陈宏谋编辑刊印的《五种遗规》（本刊收録了其中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和《训俗遗规》），清代张师载辑録的《课子随笔》（又名《课子随笔钞》）等等。《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家范典》，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家训类书，《五种遗规》和《课子随笔》出版后又多次刊印，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大。笔者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家训文献的搜集和研究，课题立项后我又带领课题组同仁努力做到搜罗宏富，注重对传世文献、域外汉籍文献、谱牒文献等的全面搜集，力求将中国传统家训文献集成大全。拙编收集到的家训文献已达一千多种，其中个别来源于域外所藏汉籍文献。全书尽力选取能够搜集到的最好版本，并严格家训文献选择标准，将家训文献与民间善书和一般蒙学读物等区别开来。当然，我们认为家礼、家仪、家法甚至一些家族聚居订立的乡约等，从行为规范、制度规约、伦理教化意义上说，也属于家训教化范畴，故而同样收録。全书预计总量八十册左右，将陆续分辑出版，第一辑为三十册。在编辑体例上，每一辑大致按照作者生卒年代排列；同一作者的文献排在一起，只在首篇对作者加以介绍。内容提要尽量简明扼要，使读者能够对家训作者和家训内容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文献提要撰写过程中，编委会同仁重点参考了我和徐少锦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以及赵振教授的《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録》等书。国学大家钱穆先生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中说：“欲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之家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特别强调要“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我们在收集整理传统家训文献的过程中，深感抓紧影印出版是保存这批文化遗产的迫切任务（不少家训文献成为孤本，去年笔者还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寻访到两种国内图书馆尚未发现的家训文献）。影印出版有利于家训文献保存之真之准，但不便于普通读者参阅，因而在影印本的基础上，我们还将标点整理出版简体字本，以便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使广大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中华家训文化的丰富滋养。在本书付梓之际，我由衷地钦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作的努力，也特别感谢殷梦霞总编辑在推动这项工作中付出的辛劳！二〇一四年冬，在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获准立项数日，就接到殷梦霞女士的电话，她约我主编这套《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辑刊》。几年来，她一直关心本书的进展，尽力联系一些家训文献的相关藏馆。责任编辑为找到最好的底本，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家训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将感到非常欣慰！

陈延斌二〇一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