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凤丽丨礼俗并举：清明祭祖的历史实践

唐代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中说：“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唐代时，清明与寒食并存，主要节俗活动有墓祭、禁火、吃冷食、取新火、踏青、宴饮等。其中，墓祭是重要节俗活动，主要是在寒食节进行。从发展时间看，“寒食墓祭在初唐时期已在民间盛行,并于开元年间上升为国家礼制。而至少在中唐时期,墓祭时给死者送纸钱也已蔚然成风”。（张勃）在唐代，寒食墓祭不仅是民间节俗，也是国礼。《唐会要》载“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勅，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馔余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自此，寒食墓祭成为了官方正式的礼制内容，《通典》载“大唐开元年之制五礼，其仪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王公以下拜扫、寒食拜扫。”

援俗入礼

寒食、清明两节发展到宋代，依旧是盛大的民俗节日。无论是皇亲贵戚，还是普通乡民，逢此时节都要上墓祭扫。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载清明时节，普通百姓出城扫墓，踏青，“士庶阗塞诸门……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皇宫贵戚也到诸陵祭祀，“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诸陵坟享祀，从人皆紫杉，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莫非金装绀幰，锦额珠簾，秀扇双遮，纱笼前导。”到了南宋时，墓祭依然盛大。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禁中前五日，发宫人车马往绍兴攒宫朝陵，宗室南班，亦分遣诸陵，行朝享礼。向者从人官给紫衫、白绢、三角儿青行缠，今亦遵例支给。至日，亦有车马诣赤山诸攒，并诸宫妃王子坟堂，行享祀礼。”民间墓祭也十分盛大，“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

儒家文化向来重视祭祀，《礼记》中载：“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按照儒礼规定祖先祭祀的地点是在家庙中进行，庶人没有家庙，只能“祭于寝”。汉代以来，墓祭虽然被广泛推行，但因“墓祭非礼”，墓祭一直没有被纳入儒礼系统，只是以习俗的方式存在。清代赵翼在《墓祭》中说：“盖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仿之，皆立祠堂于墓所，庶人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这种情况到了礼仪文化重建的宋代发生了变化。面对寒食清明时节盛大的墓祭现实，宋儒不得不再次对“墓祭非礼”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一种观点认为“墓祭非礼”，不应该被肯定。张栻坚决反对世人的“墓祭” 行为，认为 “墓祭非礼”，也害义理。他说: “古者不墓祭，非有所略也，盖知‘鬼神之情状’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庙，而墓以藏体魄。体魄之藏而祭也，于义何居而乌乎飨乎? 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以强为之，是以伪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则不知也……此所疑一也。”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墓祭非礼”，但“风俗皆然”，于人情可以理解，也“不害义理”。宋代程颐曰: “生不野合，则死不墓祭……后世习俗废礼，有踏青、藉草、饮食，故墓亦有祭。如礼望墓为坛，并墓人为墓祭之尸，亦有时为之，非经礼。后世在上者未能制礼，则随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则祠堂之类亦且为之可也。”南宋朱熹承接二程观点，承认 按照古礼传统“墓祭非遗”，“《祭仪》 以墓祭、节祠为不可”，但是却认为 “先正皆言墓祭不害义理，又节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时祭。今人时节随俗，燕饮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盖尝用之。今子孙不废此，而能恝然于祖宗乎?”他在和弟子们的讨论中曾明确指出:“墓祭非古。虽 《周礼》有‘墓人为尸’之文，或是初间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风俗皆然，亦无大害。国家不免亦十月上陵。”

朱熹不仅没有反对墓祭，还在编订《家礼》时，将“三月墓祭”列入其中，作为祖先祭祀的重要礼仪，与四时祭、冬至始祖之祭、立春先祖之祭、季秋祢祭、忌日之祭并列。在具体的祭祀仪节方面，朱熹依据家祭礼仪模式设定了墓祭的具体礼仪，主要分祭前准备、三献礼、祭后土三个环节。

一、祭前准备。这是墓祭的准备环节，主要包括前一日斋戒、具馔。“墓上每分如时祭之品，更设鱼肉米面食各一大盘，以祀后土。”到了祭祀日，“厥明洒扫”，“主人深衣，帅执事者诣墓所，再拜。奉行茔域，内外环绕，哀省三周。其有草棘，即用刀斧鉏斩芟夷洒扫。讫，复位，再拜。又除地于墓左，以祭后土。”然后布席，陈馔，“用新洁席陈于墓前，设馔。”这样祭祀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二、三献礼。这是墓祭的核心仪式。先要参神，降神，然后行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仪式和家祭一样，但祝辞云：“某亲某官府君之墓，气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扫封茔，不胜感慕。”另外，和家祭不同的是，亚献，终献“以子弟亲宾为之”，区别于家祭由主妇进行亚献，以“兄弟之长或长男或亲宾”进行终献。献礼之后辞神、乃彻，结束祖先祭祀仪式。

三、祭后土。先要布席，陈馔。“四盘于席南端，设盘盏匙筋于其北。余并同上。”然后降神，参神，举行三献礼，仪式与祭祖一样。祝辞云：“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某恭修岁事于某亲某官府君之墓，惟时保佑，实赖神休，敢以酒馔，敬伸奠献，尚飨。”最后辞神，乃彻而退。祭后土虽在最后，但却极为重要。明代邱濬在《文公家礼仪节》中说：“朱子尝戒其子曰：比见墓祀土神之礼，全然灭裂，吾甚惧焉。既为先公托体山林，而祀其主者，岂可如此？今后可与墓前一样，菜果鲊脯饭茶汤各一器，以尽宁亲事神之意，勿今其有隆杀。或问：祠后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曰：吾为吾亲荐岁事，专诚在墓，土神自宜后祭。盖有吾亲，方有是神也。”

在《家礼》中朱熹“援俗入礼”，将墓祭纳入了儒礼系统，并设定了具体的祭祀仪节。明清之后，朱熹《家礼》被认为是“万世人家通行之典”，被列入国家礼典，其对墓祭仪节的设定改变了墓祭的民间习俗属性，使之具备了儒礼特性，进而推动了后世清明墓祭的礼仪性发展。

礼俗并举

明清以后，随着寒食节的消亡，清明墓祭成为清明节的核心仪式。人们在清明时节祭奠祖先，感恩缅怀。明代陆容说：“古人谓墓祭非礼，故礼无墓祭之仪，朱子亦尝谓其无害于义，盖以孝子感时物之变，有不忍遽死其亲之心，不能不然。”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 中也记载明代北京城清明“墓祭”盛况，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也。”

在具体的墓祭形式上，一是受朱熹《家礼》的影响，民间墓祭日趋礼仪化，尤其是在家族组织发达的地区，世家大族更重视清明墓祭礼仪，发挥其“敬宗、收族”的重要作用。

一些家族在墓地举行清明祭礼。清康熙年间，茗洲吴氏家族按照《家礼》的墓祭礼仪模式举行墓祭，“前期具馔。如家祭之品。届期就墓所洒扫、陈馔，陈于墓前。”具体仪节是序立，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诣坟墓前，跪，上香，一献酒、再献酒、三献酒。主人以下皆跪读祝。读毕俯伏、兴，平身、复位。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焚祝文，礼毕。然后祀后土陈馔于墓左。鸡、鱼、肉各一盘。就位。鞠躬，拜、兴，拜、兴，平身。盥洗。诣香案前跪。上香。一献酒、再献酒、三献酒。读祝。俯伏、兴，平身、复位。鞠躬，拜、兴，拜、兴，平身。焚祝文。礼毕。清乾隆年间，福建何氏家族也十分重视墓祭，墓祭仪式多与祠祭相同，“墓祭仪同时祭，而去饮福受胙”，与祠祭不同的是，“拜毕，环绕省视，除草棘、添土。”之后祭祀土地神，“乃布席陈馔，先祭福神，次祭考妣”。

除了在墓地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外，一些家族也在祠堂内进行祭奠。明代新安林唐范氏家族“每年于清明前家长照旧规率众分行展墓，共伸孝思”。到了清明节时，在祠堂举行祭礼。“祠祭例于清明节。”祭祀之前要做好准备，“祭之前二日，祀首躬帅人除厅堂门宇各龛前尘网，拭拂洁净”，并“预定主祭、正分献及各执事花名，粘贴祠壁，即行通知，以便习礼”，还要“令善书者，恭写祝版如新式”。清同治六年《滑县志》“三月”载当地人“或携纸钱、酒榼拜扫坟墓，世家则祀于祠堂或神主前”。

有些家族先在祠堂祭祀，然后再到墓地祭祀。清嘉庆七年《浚县志》“三月”“世家至单门小户知礼者，先祀大宗，后祀小宗，再及墓祭。”民国七年《高淳县志》“清明日”“具羊豕，列肴馔，其尊长率族众祀于祠堂，行献礼，并致祭墓所，飘挂楮钱”。

作为家族礼仪的墓祭，不仅在祭礼形式上更加规范、严谨，同时在人员参与、物品备办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并且会通过家法族规予以制度化。

二是汉代以来的上墓祭扫之俗依旧盛行，普通百姓依然在清明时节上墓祭扫。明清时期，虽然朱熹《家礼》对家族礼仪建设影响很大，但是在清明墓祭方面，汉唐以来形成的世俗活动仍然广泛存在，扫墓、挂（烧）纸钱、悲哭、宴饮欢聚等都是清明祭扫的内容。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云：“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中说：“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当时使有善歌者，歌白乐天《寒食行》，作变徵之声，坐客未有不坠泪者。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乌履相望，日暮，幡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

作为世俗节日活动的墓祭与朱熹《家礼》规定的墓祭礼仪之间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参与人员不同。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墓祭只有男性参与，女性不能参与墓祭。但是在民间社会，除了一些世家大族有明确的要求外，普通人家常常是男女老幼都去拜扫。民国二十八年《新安县志》“二（三）月、七月展墓，名曰‘上坟’。合族皆至，祭以酒肉，用白纸剪条挽于树枝或草上。如有新妇，必于祖父母坟上添土，祀祠堂者则必用鼓乐。”民国二十二年《吴县志》“‘清明’前后数日，士庶并祭祖墓，谓之‘上坟’。远则泛舟具馔，近则提壶担盒，增新土，烧楮钱，祭山神，奠坟邻，皆向来旧俗也。凡新娶妇必挈以同行，谓之‘上花坟’”。

其次，仪节不同。朱子《家礼》按照家祭礼仪模式设定了墓祭礼仪，以三献礼为核心展开，但是世俗墓祭的仪节更为多样化，且常具有地域性特点。例如墓祭时是否可以哭泣。在《家礼》中，墓祭是吉礼，以祈福纳吉为主，不能哭，也不用哭。但是在一些地方，墓祭时要“哭尽哀”。同治六年《钟祥县志》清明“备牲礼拜扫先墓，挂纸幡，拜哭声相闻。”民国二十五年《鄢陵县志》载清明“野哭相闻”。人们通过哭的方式，抒发对已故亲人的缅怀和追忆。又如鼓乐、聚饮问题。按照《家礼》规定，墓祭氛围隆重而庄严，无乐亦无聚饮。但是在民间社会，墓祭之时常有鼓乐、聚饮活动。清同治八年《江夏县志》清明日，“以竹木枝束五色纸挂楮钱、彩球，植于坟巅，子孙罗拜。有阖族鼓吹、聚饮者，亦缀食之遗”。对于这种现象，清代张文嘉曾在《重定齐家宝要》提出了批判，他说：“朱子称：‘湖南风俗犹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尽哀；他处则不然矣。’今世俗假拜墓之便，延宾宴饮，甚至歌管喧阗，漠无哀思！”

最后，时间不同。按照朱熹设定“三月墓祭”，具体时日是“上旬择日”，并没有规定具体哪天，但是不是在清明，因为在《家礼》中规定包括清明在内的俗节要在祠堂举行献礼，“俗节则献”。到了明清时期，很多地区已经将“三月墓祭”确定在了清明节，并且增加了其他墓祭时间。如明代宋纁《四礼初稿》“墓祭”一条规定：“《家礼》三月上旬择日。今拟就如乡俗用清明、七月十五及十月朔日祭。”明代吕坤在《四礼疑》中也说：“哀节展墓。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以酒食拜墓。”明代王敬臣在《俟后编》中说：“凡墓祭，春则雨露既濡，清明时也。秋则霜露既降，八九月也。”虽然清明节要祭祖，但是时间也不限于清明当天，前后数日均可祭祖。清光绪二年《重修灵宝县志》载清明“拜扫茔墓，三日不绝。”清同治六年《重修直隶陕州志》载清明“拜扫坟墓，率以前数日及本日为之”。民国十一年《法华乡志》载：当地俗语说“‘前七后八，阴司放假’逾期则不灵”。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清明墓祭经历了援俗入礼、礼俗并举的发展过程。墓祭本源于俗，礼经无载，直到宋代被朱熹写入《家礼》，明清时期被纳入礼典，实现了从俗到礼的性质彻底转变。但是在民俗生活中，作为礼仪的墓祭和作为习俗的墓祭两者并存，且常相互续接使用。整体而言，作为礼仪的墓祭，突出祭祀仪式的规范性、制度性，具有敬宗、收族的作用。而作为习俗的墓祭，突出拜扫的世俗性、多样性，凸显其孝亲、欢愉的作用。礼俗并举既是明清以来清明墓祭发展的两种路径，同时也赋予了清明墓祭更加丰富的价值与内涵，使其常保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节日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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