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健在的亲历者殷恕讲述：“鞍钢宪法”是这样诞生的！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殷恕（后排左一）在鞍山市委工作期间与同志合影。

“鞍钢宪法”诞生的前一年，即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十个年头。为迎接十年大庆，举国上下都在为夺取1070万吨钢奋勇鏖战，鞍钢人也是豁出了一切，拼人力乃至拼设备，当年创下了518.56万吨钢的历史最高纪录，比上一年超出了126.02万吨，占据了当年全国钢产量的近“半壁江山”。在“夺钢”大战的那段时间里，设在市委第一书记家里的那部直通中南海的红色电话机，每天晚上响铃不断，中央书记处的主要领导每天都要过问鞍钢当日钢铁产量的完成情况。终于度过了高度紧张而又高度亢奋的那一年，当这部红色电话机再度响起时，已是1960年的3月初。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亲自打来电话，要求鞍山市委尽快总结鞍钢的生产经验，向中央写出报告。

说起“鞍钢宪法”诞生前的那些往事，殷恕老人家首先提到的就是彭真打来的这个电话。从这个时间点算起，鞍山市委的那份“报告”尚未进入构思，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满打满算也只剩下20天左右的时间。鞍山市委迅速落实彭真的指示，确定由两个月前接替赵希愚（已转任鞍钢党委书记）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秘书长的罗定枫负责组织、起草报告。罗定枫当即组织市委办公室、调研室和鞍钢党委办公室的写作力量，投入紧张的工作。由市委副秘书长崔华景（后曾任鞍钢党委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市委调研室副主任殷恕、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高扬和鞍钢党委办公室巡视员陈秉权（后曾任鞍钢党委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分别率领，分赴鞍钢炼铁厂、三个炼钢厂、几个轧钢厂、运输部等及市内、海城的一些地方厂矿，调查了解技术革新运动的情况。当时，与殷恕一起下鞍钢调研的有逯刚（时任鞍钢党委秘书长赵家驹的夫人）。调研的课题与内容布置下去后，罗定枫也深入鞍钢的一些厂矿，多次召开座谈会。

当初，从江苏省妇联秘书长任上，与时任江苏省农业厅副厅长张子雄一起，夫妻双双调来鞍钢的时候，殷恕是那一大批调入鞍钢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少有的女干部。据老人家回忆，当年从华东5省调入鞍钢的地县级领导干部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殷恕于1921年出生在江苏南通、盐城、泰州交界处的海安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马来亚吉隆坡毅然回国的梁灵光（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省长），遵照上海地下党的建议，奔赴苏北地区，组织起江苏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经常在南通一带活动。1938年，17岁的殷恕走出家门，积极投身抗日，在地下党支持下，与志同道合的7位女青年每人出资200元，组建起“甦声女子公益社”，纺线织布，慰问抗日部队。

1949年，时任苏北妇联秘书长殷恕（右一）与战友们合影。

1950年，殷恕与儿子在江苏留影。

别看殷恕早年只读过4年半书，却早就是文采出众的“女秀才”。她于1940年正式进入新四军。那一年的11月下旬，新四军苏北军政学校与八路军第五纵队教导队合并，在盐城成立抗大五分校，由陈毅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开国上将）兼任副校长，她报名考入了抗大五分校女子队。一年多后，抗大五分校开始由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开国大将）兼任校长；几个月后，又由钟伟（开国少将）出任代理校长。殷恕在学校度过了近5年边游击边学习的生活，在不乏青年知识分子的女生队中，学习成绩尤其是写作水平总是令人刮目相看。结束了抗大学习，殷恕先后出任盐城妇联主任、苏北妇联秘书长。1954年，殷恕调入鞍钢，出任金属制品厂厂长。不久，组织上从档案中发现了她的文字特长，将她借调到市“肃反领导小组”兼任办公室主任，后正式调任市委调研室副主任。

按照通常的惯例，但凡起草份量很重的大报告、大材料，从收集素材到梳理思路、从形成框架到落在文字上，一般都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来完成，从上到下，几乎概莫能外。报告或材料形成初稿，要么由写作班子成员分头承担一部分，最后有人负责统稿；要么由写作班子成员中的一人独立承担全部，最后有人负责修订。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写作班子成员都应被视为报告或材料的参与起草者之一。在与殷恕老人家谈话的过程中，令笔者感到有些疑惑又不得其解的是，老人家身为那份“报告”起草的主要参与者，却始终未肯承认自己是“报告”起草者或起草者之一，这让笔者感到由衷的敬佩。

老人家反复强调，那份“报告”初稿的起草人，就是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高扬，既没有其一，更没有其他。说起高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与陈秉权并称为“一高一陈”，是鞍山最有名望的两位大笔杆子。那个年头，能够写一手大文章、好文章的人，是很受人们仰慕与尊敬的。但在文人堆里，能够被称上“文字匠”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而被称为“笔杆子”，更何况是“大笔杆子”，对于那些会码字、能捉笔的绝大多数文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

高扬在调入鞍山前，曾经给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开国上将）当过秘书，1961年9月由鞍山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转任调研室副主任，又于1964年6月接替升任市委副秘书长的殷恕，出任市委调研室主任。往事尘封了半个世纪后，重新拾起，历历在目，令殷恕老人家仍然唏嘘不已。

由高扬起草的这份“报告”初稿，最后经罗定枫修改、定稿。这份报告从调研到起草、修改、定稿，前后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可以说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报告”的修改过程，曾经流传一种说法：“高扬起草好初稿后，罗定枫、崔华景、高扬……等，来到汤岗子外宾浴池楼上，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进行了修改，最后由罗定枫审改，经市委敲定上报省委和中央，时间是1960年3月11日。”

上世纪60年代，张子雄、殷恕夫妇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按照这种说法，进驻汤岗子修改“报告”，没有殷恕参加。但殷恕清楚地记得，她去了汤岗子，并住在了那里，一般都是白天讨论修改报告，晚上休息。老人家回忆道，来到汤岗子修改“报告”，是市委宣传部代部长何辛带着她和高扬等四五个人去的。何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察哈尔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察哈尔省广播电台台长，1957年6月调任鞍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2月起任代理部长，后于1960年6月出任部长。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六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里，毛泽东在看过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后，激扬文字，欣然命笔，跃然纸上的这句经典语录，从此深深地铭刻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毛泽东批转鞍山市委“报告”的当天，冶金工业部接到文件，把“批语”中的重要观点归纳出“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三项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原则问题。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冶金工业部和辽宁省委在鞍钢召开大会，及时地进行了传达，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高扬文、刘彬，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东冶都亲临会场。会上，王鹤寿、李东冶、刘彬和鞍山市委第一书记杨士杰分别讲话。3月24日，鞍钢党委发出文件，向基层单位传达贯彻。1960年5月，冶金工业部又在鞍山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原有归纳的三项原则基础上，增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不断扩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最终形成了“五项原则”。

在那个春天里，发生的这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包括殷恕在内的当事者、参与者，几乎都为之深感意外，都深感震惊，也都深感兴奋。

“鞍钢宪法”诞生在六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里，这部堪称纲领性的“工业大法”，在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竖立起了一座里程碑，为历经10年探索而苦苦寻找答案的我国有工业企业，确立了一个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坐标点，更加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道路和途径。出自鞍钢的成功创造，来自鞍钢的新鲜经验，既具有独到的特点，更具有普遍的意义，为“鞍钢宪法”的出现提供了雄辩的例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鞍钢的名字也被冠在了这部划时代的“工业大法”上。

殷恕老人家的一生，为祖国的钢铁事业走南闯北、四处奔波。上世纪60年代中期，西南“大三线”建设拉开大幕，时任鞍钢党委政治部副主任张子雄和殷恕，夫妻双双调往水城。她曾任水城钢铁厂副厂长兼基建指挥部主任。后来，宝钢建设兴起，他们夫妻又双双调往上海，她曾历任宝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

作者 钟翔飞

来源 鞍钢日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