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

从中原地区和河洛地区中心城市的变化也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因时代的变迁，中原文化地域概念的中心城市，随着封建王朝以及以后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如秦汉以至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中心在洛阳，而到了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中心则转移到了开封，到了中华民国乃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则逐步转移到了郑州。这就是说，中原文化的中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动，一味地固守某一座城市是不科学的。河洛文化的中心城市只能是洛阳而不会是其他城市，而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其他城市。这可以说是两种文化中心的鲜明差异。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为了符合当前的需要而将河洛地区的中心城市移往其他城市的观点，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的第二个区别是存在时间上的不同。我们知道，作为区域文化，这两种文化所存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其起始的时间有重叠，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所存在的时间较之于河洛文化的时间要长，河洛文化在宋代以后就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关于宋代以后河洛文化衰落的趋势，戴逸先生曾经作过论述，这种衰落的趋势对于当时中心城市洛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心城市的衰落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文化现象走向终极。而中原文化在宋代以后则呈现出鼎盛的发展趋势，并呈现出中心不断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原文化的发展较之于河洛文化明显处于优势的原因。

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的第三点区别是内涵上的不同。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相比较，其内涵具有各自的特点，以中原文化而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的发展以其灵活多变的文化品质，不断地吸取周边地区其他区域文化的优长之处，使其自身不断升华，形成了今天的特色，这就是包容万象、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而河洛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在其发展的早期，特别是在隋唐以前，河洛文化尚具有上述中原文化的特色，而到宋代以后，特别是元明清时代，因为政治中心的变迁，河洛地区因为不再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河洛文化未能及时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因而形成了文化的衰退现象，这充分体现了文化必须适应时代的变迁而适时进行调整，才能保证文化永远常新。这就牵涉到文化的适应性问题，前者适应性较强因而延续下来，而后者则没能这样。

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内涵的第二点不同在于这两种文化一种是以社会大众文化为基调，而另一种是以社会上层为依托。中原文化因为地域范围的广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植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普通民众中间，因而不断地汲取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营养，才能够代代延续下来，而河洛文化因为地域范围相对狭小，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具有容纳八方的文化精神，但因为文化的融合主要依靠社会上层来完成，所以当时世变迁以后，社会上层文化坍塌以后，河洛文化迅速衰退，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也有一个文化的变异性问题，因为随着南迁移民的增多，河洛文化在南方以及海外所呈现出的遍地开花的现象，说明了河洛文化的外传和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河洛文化与南方客家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内涵的第三点区别在于存在的时间不同所产生的差异。虽然在隋唐以前，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都是中国社会的睛雨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中原文化所显现出的历史功能继续存在，而河洛文化则没有了这种功能。司马光所说的“若问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说的实际上是宋代以前的事情，到了宋代以后，中国社会政治中心的不时变动，导致河洛地区中心城市洛阳的历史地位较之于以前有所下降.北宋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移至开封，虽然说洛阳仍是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但是，其地位明显要较开封低得多，而到了明清时期，洛阳的政治地位已经大大下降，虽然明代在洛阳分封了王子进行管辖，但其与东部一些城镇相比已经明显落后，到中华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封所具有的地位明显比洛阳高。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原文化的继续发展较之于河洛文化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深厚的发展基础。

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内涵的第四点不同在于中原文化在后期几乎容纳了河洛文化的内涵，也就是说到了宋代以后，河洛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序列之中。这不是因为洛阳重要地位的失去，而是因为中原文化以强大的发展势头取代了河洛文化在历史上所曾经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在论述两种文化的差异性时，应当看到中原文化在宋代以后对于河洛文化的包容性问题，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到宋代以后仍然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我们说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有其必然的差异，但是，作为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共生、共存的文化现象，其联系是必然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因为地域范围的重叠，从而其文化现象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原地区与河洛地区的重合之处，并且，这些重合的地区恰恰是当时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这就说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洛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起着主导作用。或者可以说，河洛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原文化的核心，这不仅仅从地域范围表现出来，而且从文化的内涵、特色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第二，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因为存在时间的部分相同，使得两种地域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如果从先秦时期算起，中间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王朝，到北宋时期，两种文化的发展所经过的时间也是一致的。这种时间的一致性，使两种文化在同一地域必然会产生彼此联系和相互一致性。再加上上述地域范围的重叠，两种地域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部分学者认为河洛文化就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原因。其实，两种文化之间因为部分时段和地域的相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其共性多于差异性，从而导致人们的这种认识。

第三，从文化发展的内涵来看，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中的精华和典型代表。笔者在前面提到了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精华。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两种不同名字的地域文化，可以发现其内涵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学者们在论及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内涵时都提到了两种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即因所处的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成为各种文化交融、汇合的中心。赵芝茎先生将中国早期文化分为六个文化区，即黄河上、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辽河流域文化区。他指出：“这几个文化区有的是东西毗连，有的是南北相邻，组成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五角形格局，共同存在于黄河、长江以及辽河流域，历时三千年之久，这就不可避免要使它们发生频繁的接触、相互交流与融合。中原地区位于各文化之中心地位，毫无疑问它较其他文化区有更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会，成为联系各文化区的纽带。”“如果从文化分布区方面来讲，那就是中原地区是当时交流、融合和锤炼各个地区文化精髓的大熔炉”。很显然，赵芝茎先生在这里将中原文化提高到各个文化大熔炉的地位，这可以说是把握住了中原文化形成的最基本要素。陈昌远先生在谈到河洛文化时认为，河洛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周围的诸文化各不相同，而是吸收各文化的长处，萃取百家之长，而最后形成统一的文化体系并形成中心，表现出自己明显的正统性和稳定性，而且反过来又向四周辐射发展，最后融合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复合之中。这就是说河洛文化是吸取百家之长而形成的，反过来又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文化。在这里笔者仅仅举出了两位学者的观点，究其实，这些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学术界多数人的看法，是对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内涵重叠的准确论证。

第四，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再度复兴的历史机遇。这既有社会客观条件的良好环境，也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品格的因素使然。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后，河南作为中国中部最重要的省份，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契机，国家“一五”期间在河南所投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项目，改变了河南不合理的经济布局，使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郑州迅速崛起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的功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郑州是以商业为主的城市，洛阳则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特别是立体交通框架的建立，使两座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并逐步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特别是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河南成为中西部交通的桥梁和西部开发的桥头堡，起着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充分发挥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优长，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必将谱写出两种文化重新融合、再现雄风的新篇章。

注明

《学习论坛》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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