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一、“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1845 年春，27 岁的马克思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份 11 条的提纲，他在笔记的上端写着：“关于费尔巴哈”。1888 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旧笔记本中发现了这个提纲。恩格斯认为，“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2](P212-213)因此，恩格斯把这个提纲作为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公开发表。恩格斯对《提纲》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发表时的标题是《马克思论费尔巴哈》。1995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总标题下，同时收入了《提纲》的两个稿本。其中，《关于费尔巴哈》是 1845 年马克思写在笔记本中的稿本，《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是 1888 年恩格斯发表的稿本。

　　1888 年《提纲》发表时，马克思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已经在 5 年前的 1883 年 3 月他 65 岁时停止了思想，历史走过了不到半个世纪的行程，但是，在这个《提纲》中萌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却如恩格斯晚年所描述的，已经“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3](P210)

　　“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这一论断准确地判定了《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提纲》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可以以研读《提纲》为起点。

　　1845年春写下这个《提纲》的时候，马克思正处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列宁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4](P293)这是对马克思的世界观形成过程的准确概括，而《提纲》就是马克思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

　　19世纪30年代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上学时，正是黑格尔主义在德国独占统治的时期。马克思曾经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团体“博士俱乐部”的活动，他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的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5](P414)不过，博士论文已经表现出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这成为后来他的思想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1842至1843年为《莱茵报》撰稿并担任编辑的工作，使马克思直接卷入了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现实政治斗争。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并转而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1843—1844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等著作表明，他已经离开了黑格尔。他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同时，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

　　但是，在1845年春写下《提纲》之前，马克思从总体上说还没有超过费尔巴哈。费尔巴哈（1804—1872年）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的思想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6](P222)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统治下的德国产生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马克思也受到了强烈影响。恩格斯晚年回忆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巴尔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6](P222)

　　写作于1844年的《神圣家庭》正好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到写作《提纲》之前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作的这第一部著作中深入地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并且在对物质生产、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等问题的论述中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们对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缺陷还缺乏认识。他们的一些已经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其表述却带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虽然他们自己的许多思想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却对费尔巴哈给予过高的评价。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存在着虽然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但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上仍然带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的现象。拿《提纲》同这些著作相比，我们可从中感受到，青年马克思在他思想发展的那个“狂飚时期”，[2](P258)正在迅速地离开费尔巴哈向着新的世界观前进。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之前唯物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即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一走进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就不能继续在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这表明了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以“关于费尔巴哈”为这个提纲命名，《提纲》的聚焦点正是费尔巴哈。虽然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比黑格尔之后任何哲学家的影响都要大，但是马克思在这个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已经从以前的高度赞扬转变为深刻的批判，他用这种方式向曾经影响了自己的旧哲学告别。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就这样在批判旧哲学中萌芽了。它后来成长为参天大树，带来了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各门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根本变革。

　　这种变革的发生，当然不仅仅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的因素决定的，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产物。随着欧洲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大工业的发展，到19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8—1842年达到高潮的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7](P738)马克思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其他人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关注现实，关注劳动群众，面向无产阶级，投身工人运动。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在社会实践和严肃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在1845年的春天快步走到了创立新的世界观、历史观的转折点。

　　写下《提纲》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提纲》中简略表达出来的一些重要思想被展开了，“萌芽”长成了大树，一个新的世界观在这里成熟。《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标志。我们今天研读马克思的《提纲》时，对照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提纲》中的思想。

　　二、揭露和批判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提出新的实践观

　　青年马克思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他的新世界观是在批判旧哲学中产生的。马克思在1859年回忆说，1845年春他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8](P34)这一批判的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提纲》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思想的萌芽。《提纲》中的观点，是通过对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批判而产生和表达出来的。

　　1.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提纲》第一条的开头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9](P58)（本文以下凡引自《提纲》中的文字，不再加注，或只注明引自《提纲》的第几条）这里指出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能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客观世界。

　　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他认为哲学的对象是人和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指出它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他说：“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10](P115)这表明了费尔巴哈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提纲》中提到的“对象、现实、感性”，都是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用语，是指客观事物或客观世界，也就是与“思维”相对应的“存在”。费尔巴哈认为现实事物都是作为人的感性对象而存在的，所以“就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 [10](P167)把客观世界看作人的感觉、直观反映的对象，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马克思尖锐地揭示了这种观点的另一面：它没有看到客观世界是人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的对象，即“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强调人属于自然界，却没有看到人也作为主体能动地改变自然界。“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11](P77-78)所以说，他对客观世界“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还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提纲》第一条）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把“绝对精神”这样的“思想客体”当作真实的存在和哲学研究的对象，他把“感性客体”即自然界和人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但是他没有看到，作为这个“感性客体”中的一部分的“人的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即改变客观对象的物质活动，也就是实践。在费尔巴哈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中，没有实践的位置。他没有看到人的实践活动作为物质世界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的重要意义。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意义这一主要缺点作了更详尽的阐述。他们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P76)“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11](P77)人的实践改变着周围的世界，所以对于周围的客观事物，除了当作人的直观的对象，从客体方面去理解外，还要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对象，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看不到实践的意义，就不能真正理解已经在实践的作用下改变了的周围世界，也不能理解人类的历史。因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1](P77)

　　2.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实践活动的

　　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费尔巴哈和从前的唯物主义者不懂得实践的意义，因而未能理解人的能动性。与此同时，人的能动性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同时，分析了唯心主义在能动性方面的情况：“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提纲》第一条）

　　能动性表现在实践活动和意识活动两个方面。实践是人对世界的能动的改造，意识是人对世界的能动的反映。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12](P477)各种唯心主义哲学，都是把人的意识中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环节夸大起来，当成了本原的存在。比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把绝对精神当成世界的本原，而实际上绝对精神不过是被夸大了的人的精神，特别是人的思维活动中的概念这种形式。所以说，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是，人的能动性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意识的能动性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的意识之所以能够能动地反映世界，是由于实践的需要、实践的推动。唯心主义“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它离开实践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所以“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

　　无论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都不懂得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世界观、历史观，正是以科学的实践观区别于一切旧哲学而萌生、发展起来的。

　　3.《提纲》初步制定了科学的实践观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主要缺点是不懂得实践，并不是说他没有讲到过“实践”。费尔巴哈也讲“实践”，但是他并没有形成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指出：“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提纲》第一条）

　　在《基督教的本质》这本批判基督教的名著中，费尔巴哈把“实践”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他说“宗教的基本立场，是实践的立场”[13](P223)。他贬斥实践，热烈地赞美理论，他写道：“实践的直观，是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因为，在这样的直观中，我完全以自私的态度来对待事物”。“与此相反，理论的直观却是充满喜悦的、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福乐的直观，因为，它热爱和赞美对象；在自由知性之光中，对象像金刚石一样闪发出耀目的光辉，像水晶一样清彻透明。”[13](P235-236)他把实践理解为利己主义的活动，而仅仅把理论看作是高尚的真正人的活动。他还批判了犹太教，认为“功用主义、效用，乃是犹太教之至高原则”，因为犹太教中描写的现象，“都是为了有利于以色列”，“仅仅只是以色列族之被人格化了的自私自利，把一切别的民族都排除在外，是绝对的偏颇”。[13](P145)可见，他是从“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实践”的含义的，他不了解改变世界的、具有“革命的”意义的实践活动。

　　在《提纲》第一条里，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不了解”、“不知道”实践的揭露和批判，初步表达了自己新的实践观。按照这种实践观，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对于客观事物、客观世界，既要理解为人的直观的对象，又要看到它们是人通过实践改变着的对象，客观世界中包含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影响；对于人的主体能动性，不能抽象地仅仅理解为意识的能动性，它首先是表现于实践这种现实的感性活动之中。虽然这些思想刚刚在批判旧哲学中产生，还没有展开，但是一种崭新的科学的实践观，已经初步形成了。作为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在这里萌芽。恩格斯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14](P258)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生产劳动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思想，在《提纲》中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关于实践的阐述之中。在不久后写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劳动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研究，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也就进一步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也彰显了实践观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三、以新的实践观为锁钥打开认识社会历史的大门

　　《提纲》第一条对旧唯物主义主要缺点的批判是整个《提纲》的切入点，在批判中形成的新的实践观是《提纲》的核心思想。在《提纲》第二条至第九条中，马克思以新的实践观为锁钥，推开了认识人类历史奥秘的大门，论述了社会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一些根本观点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论断。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人的认识的基础

　　认识人类社会和客观世界，必须确定认识活动的立足点和判断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在《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从新的实践观出发回答了真理的标准问题。

　　历来的哲学家们提出过多种区分真理和谬误的标准，比如，以某种经典或圣人之言为标准，以是否清楚明白为标准，以个人的良知或多数人的意见为标准，等等。费尔巴哈把直观当作真理的标准。他说：“思维也就没有别的真理标准”，[10](P179)“能决定这一点的唯一标准，乃是直观。”“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10](P178)费尔巴哈的真理标准与历史上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真理标准的共同点是，局限于思维、认识的范围之内，把某种认识或认识的某种属性当作真理的标准，因而都是主观的标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一重要论断第一次跳出了主观认识的圈子，针对着费尔巴哈以及从前的一切真理标准观点鲜明地指出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个问题在理论的或主观思维的范围内是不能解决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人们应该通过实践来证明自己的思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这同时也就是证明自己的思维具有正确认识客观现实并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这里说证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是用实践的观点回应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康德认为，虽然人的认识是由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之物”引起的，但是“自在之物”在“彼岸”，而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能达到“彼岸”。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能够证明自己的思维可以达到对客观事物本身的真理性认识，它的对象就在“此岸”，没有不可知的“彼岸”。这样，马克思既用实践解决了人的认识能不能获得真理，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反驳了不可知论，又用实践回答了如何区分认识中的真理和谬误的问题，确立了客观的真理标准。人的认识只能来自实践，并且由实践来检验，因此，“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无论是争论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或离开实践去争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都如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是脱离实际的烦琐无聊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提纲》中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一块基石。这一思想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恩格斯在驳斥不可知论的时候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14](P225-226)毛泽东明确地表达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他说：“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2](P663)

　　费尔巴哈把直观当作真理的标准，是同他把直观当作整个人类认识的基础相联系的。马克思在《提纲》第五条和第九条中，对费尔巴哈关于“直观”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提纲》第五条是：“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抽象的思维”、“感性的直观”和“实践”这三个概念，集中表达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关于人类认识的基础的不同观点。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抽象的思维，并给予尖锐的批判。黑格尔逻辑学的整个体系是以纯粹的“存在”作为开端推导出来的，费尔巴哈批评说，“你的不确定的、纯粹的存在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10](P62)“它被证明是不真实的开端”，“为什么就不从真实的开端开始呢？”[10](P61)他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10](P103)同黑格尔相对立，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的直观，他说，“直观是生活的原则”，“直观提供出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10](P111)他称赞“直观提供本质、真理、现实”，“直观是根老固实的，物质的、信实于自己的对象的，不罗嗦的，厌恶花言巧语的。直观的成效，是货真价实的。”[10](P270)从黑格尔的“抽象的思维”到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超越。但是，费尔巴哈只知道“感性的直观”，而不知道实践这种“人的感性的活动”，这是他的唯物主义的致命的局限性。从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到马克思的“实践”，是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的跨越。把实践还是把直观当作人的认识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的原则区别。

　　《提纲》第九条进一步批评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在社会历史的领域中，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缺陷进一步显露出来。

　　由于不了解实践的意义，费尔巴哈以为单靠直观就能认识人和社会。他写道：“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10](P115)离开实践去观察人与社会，就不能理解人们在实践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与社会的本质，只能把人当作孤立的个体去观察，因而“至多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这里，马克思借用了18世纪法国学者的“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来表达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关系。费尔巴哈面对着的是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中处于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却只能把他们当作孤立的单个的人去“直观”，这样就不可能认识人与社会的本质。这说明，旧唯物主义离开实践把直观当作认识的基础，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根本缺陷，也是其在历史观中陷入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2.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统一于实践

　　人与环境（包括教育）的关系问题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中运用实践的观点回答了从前的哲学家们未能解决的这个问题。

　　马克思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就持这样的观点。他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认为人的一切观念都是后天获得的，他“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15](P165)认为人们“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16](P467-468)他所说的环境，是指社会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他认为法国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人们的思想和美德，由此他得出了变革现存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结论。那么，怎样才能改变政治法律制度呢？他认为法律是否完善取决于立法者，因此，“必须有天才，才能用好法律代替坏法律”。[16](P549)这样，本来是要用唯物主义经验论来说明人的观念是环境的产物，却又得出了天才人物的观念决定环境的结论，陷入自相矛盾之中。造成这种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提纲》中说：“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环境是人的实践的产物，环境的改变也是实践发展的结果。离开人的实践，就不能正确说明社会环境的产生及其发展变化，只能寄希望于少数天才人物来改变社会环境，再靠改变了的环境来改变人。这样就必然把社会中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改变环境的人，另一部分是处在社会下层的被环境决定的人。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包括教育与人的关系。他们把人看作教育的产物，却忘记了教育者也一定是受教育的，这样就必然把人分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部分。恩格斯在1888年整理发表《提纲》时，加上了“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罗伯特•欧文是环境决定论者。恩格斯曾写道：“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7](P729)欧文企图通过天才人物来改变社会环境和教育群众，他真诚地身体力行进行试验，但他的失败证明了他的空想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第三条）这一论断以实践为基础，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每一代人开始历史活动的时候，都遇到现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环境，它们是前一代人实践活动的结果，“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11](P92)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环境，“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11](P88)这样，“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1](P92)作为前提的创造人、决定人的社会环境是由以往的实践创造的，它们又在新的实践中得到改变和发展，成为下一代人从事实践活动、改变社会环境的前提。社会环境和人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于“革命的实践”。

　　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的环境决定论者陷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除了因为他们把社会环境仅仅归结为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懂得物质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外，根本原因是只看到环境决定人，看不到人也通过实践改变环境，把人看作是消极被动的。离开社会实践，就找不到改变环境也改变人的决定力量，因而也不能正确认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基础，论述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7](P296)这是在新的实践中对马克思的思想的发挥。

　　3.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现实途径

　　对宗教的批判是费尔巴哈的思想的重要方面。《提纲》第四条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在肯定他的贡献的同时着重指出他的不足，进而指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现实途径。

　　费尔巴哈认为，一切宗教都把世界分为宗教世界和人间世界，“宗教是人跟自己的分裂：他放一个上帝在自己的对立面”，上帝是无限的、完善的、永恒的、全能的、神圣的，而人是有限的、非完善的、暂时的、无能的、罪恶的，上帝与人的这种对立、分裂，“这是宗教的起点”。[13](P60)他就从这种“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即“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来分析、批判宗教，“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提纲》第四条）他认为，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上帝的一切特性只是从人那里得来的——上帝是人所希望的目的——就是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目的，但被设想成为实际的实体了。”[10](P163)

　　因此，费尔巴哈说：“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10](P122)但是，他没有看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提纲》第四条）马克思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既然宗教是从世俗世界中产生的，那么它的根源就应该到世俗世界自身的矛盾中去寻找。这里所说的“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是指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阶级对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整个社会历史，也追溯到了宗教产生的现实物质基础，他们指出，对于宗教的本质，“应该既不在‘人的本质’中，也不在上帝的宾词中去寻找这个本质，而只有到宗教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现成物质世界中去寻找这个本质”。[17](P170)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进入阶级社会后，与一定经济关系相联系的支配着人们的异己的社会力量也获得了这种反映，成为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阶级根源。

　　既然宗教的产生有其社会的阶级的根源，那么消灭宗教就必须对社会进行变革。马克思说：“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庭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在1845年春写下《提纲》之前，马克思已经把对宗教的批判同对现实的批判联系起来，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向德国制度开火”，[18](P202)提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8](P207-208)不过当时他主要还是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后来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反对宗教的斗争同反对阶级剥削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恩格斯说：“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果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19](P668)列宁也指出：“同宗教的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20](P250)

　　4.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世俗世界，也就是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他说：“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13](P39)马克思从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观进而深入到批判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揭示了人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对人的认识的两个错误，一是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提纲》第六条）；二是把人的本质看作“类”的共同自然属性。

　　费尔巴哈用人来说明宗教，因而他认为“宗教感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人与人的爱和友情。但是，他离开历史的进程，把这种感情当作一种独立存在的和固定的东西，为此他又假定出一个代表人类的“人”的个体。这个“人”，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不属于任何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他没有从人们的社会联系去观察人，“从来还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除了观念化的爱与友情，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关系。[9](P78)

　　费尔巴哈离开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联系去看人，“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提纲》第六条）他把人仅仅看成生物界的一个“类”，“在类中一切人都是共同一致的，他们的种族、部族和民族的差别都消失了”。[13](P519)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这个“类”的纯粹自然的普遍性，这就是“理性、意志、心”，他说：“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13](P27-28)

　　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揭示了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第六条）这一经典性的重要论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人的本质观。

　　关于人和人的本质，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共同的缺陷，一是脱离社会关系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人，二是离开社会的历史发展把人的本质看作某种生来就有的不变的东西。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就是把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因而也由此出发来认识人和人的本质。《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正是从这种实践观出发得出来的。人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正是生产劳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而成为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P67)也正是生产劳动决定了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P68)由于“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1](P68)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才能从事生产，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其他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现实中的个人，不是费尔巴哈所想像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社会实践的人。正是这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他的本质。不同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不同人的本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是历史的、变化发展的，人的本质也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这一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各个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在《提纲》的第七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人的感情或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感情”也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的产物。

　　5.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社会运动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具有区别于其他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本质。不懂得这一特殊本质，就不能把它同自然界中的物质运动区分开来，不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提纲》第八条中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经典论述高度概括了社会生活的本质。自然运动是由各种无自觉意识的盲目力量相互作用构成的，社会历史则是由作为能动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这就是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所谓社会，就是人们在实践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21](P345)社会实践是人类社会一切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践体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特殊本质。发展着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决定着不同社会的本质。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者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陷入唯心史观，其认识方面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实践这一社会运动的特殊本质。

　　一切社会意识，不论正确的或错误的，都是人们在实践中对社会存在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1](P73)有些社会意识，如宗教的神的观念，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那样的唯心主义理论，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它们现成的原型而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批判它们的错误，不仅要指出它们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还要揭露它们产生的根源，给予合理的说明，抹去它们的神秘主义的色彩。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要对各种神秘主义观念作出合理的解释，就要分析社会实践的状况，说明它们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实践的条件下，在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产生的。马克思这一论述深刻地指出了，认识和批判一切错误思想的根本途径，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1](P92)这就给了我们战胜神秘主义观念的思想武器。比如对于宗教的神的观念，仅仅像费尔巴哈那样指出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是不够的，还要指出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阶级社会中阶级利益的对立使人们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才产生了幻想的反映。这就是从实践中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去合理地说明它。

　　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

　　在《提纲》的最后两条，马克思指出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在阶级基础和社会功能方面的根本区别。

　　1.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

　　《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里的“‘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分别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它们分别是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即阶级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1](P130-131)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首先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广义的“市民社会”则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指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市民”，指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市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9](P273)《提纲》第十条中“‘市民’社会”这种表述表明，它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资产阶级。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和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反映了当时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分别充当了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导。它们的立脚点，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

　　在写下《提纲》之前，马克思已经通过科学研究和工人运动的实践，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并且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同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他在1843年写的《导言》中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9](P16)“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9](P17)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从萌芽时起，就把无产阶级和它所代表的未来的人类新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脚点，正如恩格斯在他晚年所说的，这个“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6](P258)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就不能消灭作为阶级的自身，因此它代表着“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2.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既用实践的观点去看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也用实践的观点来看自身，它把通过实践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社会功能、历史使命。《提纲》的最后一条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以往的哲学家们由于缺乏实践的观点，他们的不同的哲学学说不过是对世界作不同的解释。比如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他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但不过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而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所以他们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或“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11](P66) 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1](P74)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P75)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去从事哲学研究，是为了寻求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道路，是要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奠定哲学世界观的基础，因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7](P732)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当然要科学地解释世界，但决不停留于对世界的解释，而是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当作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高度概括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22](P284)这两个显著特点，在《提纲》中已经鲜明地显示出来。伦敦马克思墓前的石碑上，用金色大字镌刻着马克思的两段名言。一段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另一段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一生给人类留下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而这两句话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申明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就告诉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把它当作指导实践、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来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懂并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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