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影响下的宋诗特点

富有理趣的宋诗由此产生，通过描绘自然景物，借物象来抒发其中蕴藏的无穷理趣。《论语》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是借描绘寻常物象来表达悟得道义的状态，不是开门见山，而是点到为止，需要读者进一步体会文字所营造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宋代理学家推崇的理想状态，具体表现为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人生与宇宙的问题，以期实现生命内在的自我超越。同时，理学家为了穷理，尤其重视自然物象和人生事象，所以宋诗的作者在努力实现天人合一、物我两谐的过程中，借助自然物象来表达个人生命体验，哲学和诗学也由此产生关联。如朱熹所作《春日》一诗：“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表面看来，这首诗是一篇咏春之作，诗人沉醉于春光之中，表现出对春日风光的无限赞美。但是结合朱熹生平，南宋时泗水已是金国所属，诗人自然不能亲自前往，但是诗人悟得圣人之道，犹如身处泗水之地与圣人对话，这种境界恰如诗中所描绘的春意盎然、东风拂面，令人无限向往。

除自然物象之外，宋代诗人也把人生中、社会中遇到的种种事情同自然规律相结合，从而悟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以此阐明义理。比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描写了诗人读书小事，但表现了诗人读书时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引人深思。而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本是游村见闻，却暗含事物发展变化规律，以此劝慰人们遇到困难要有信心，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转机。诗理和诗文十分契合，展现出文字之美、思维之美。宋诗富有理趣的特点主要通过以议论为诗来体现，钱锺书曾评价宋诗道：“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宋诗选注·序》）严羽总结宋诗的特点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这也是理学影响下宋诗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文字、以议论、以才学，方能显明诗中之道，才使得宋诗中蕴含理趣，展现不同风貌。

（二）尚活法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说：“在宋及宋以后的文学批评中，作诗之‘法’，也就是可以在作品中观察得到的‘法则’，变得特别重要。”（《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法”本身也有法则、规矩之意，此概念延伸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领域，就是文学创作应符合相应的规矩，应是行文写诗的立论依据。“法”自“理”派生而来，与“理”一同构成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万事万物运行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而在此影响之下的宋诗具备了深厚的伦理特色。

活跃于两宋之交的江西诗派与理学关系密切，江西诗派的吕本中本身就是理学家，其他多数诗人或为理学家或崇尚理学。同时，随着理学对江西诗派的批判，促使后来的诗人不断反思，通过提倡“活法”理论从而实现自我修正。吕本中提出“活法”的诗学理论：“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卒亦不背于规矩也……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可见，吕本中所主张的活法是在具备法度的基础上尽可能灵活变化以达到流转圆美的审美境界。而这种境界仅仅依靠作品的外在形式是不能达到的，还需要作者加强内心的修养，以此实现思维和心灵的圆美和谐，才能在诗歌创作中真正体现。这也与理学家强调的修身养性密不可分。

吕本中的“活法论”虽未用于自身诗歌创作的实践之中，但对南宋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诚斋体”被赞为“罕有先生活法诗”，其诙谐自然、活泼生动的诗风被誉为是活法的生动体现，克服了其时江西诗派拘于法度的拗直诗风。杨万里的活法表面看来是诗歌写作技巧的外在表现，但实质是内在思想、审美情志的融合体现，反映了诗人的人生境界和思想深度。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读来生动自然，天然去雕饰，其风格正是源于文字间所蕴含的生命活力。诗人以细节切入，无论是泉眼、阳光，还是小荷、蜻蜓，都是处于运动状态，展现出一种动态变化之美。这同理学家倡导的“活处观理”的观物方法相一致。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有言：“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杨万里也说：“今夫木同一本根也，然方其荣也，枯者或与之同日；及其凋也，生者或与之并时。”（《诚斋集》卷九四）木头枯荣变化之间，体现着造化生生不息的无尽奥妙，而“诚斋体”正是通过观物的生命变化以体现宇宙之理，深受理学家倡导的格物穷理思维的影响。但“诚斋体”没有局限于理学的玄思，而是在此基础上加深了个人情感的投入，所以更添风趣，成为时人赞崇模仿的对象。

（三）崇道义

宋代士大夫阶级的产生与理学的诞生相辅相成，宋代士大夫在品评人物的时候并不看重其才学或者政治上是否有作为，更看重其道德修养。治人必先修己，宋代士大夫向内求索，通过反思生命来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可见，理学区别于前代儒学之处，更多地表现在探索生命宇宙真理和自我修养方法上，由此儒家的个人观得以确立。结合时代背景，在此影响之下诞生的宋诗，多反映了作者的躬身自省意识。如欧阳修《食糟民》通过描写“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的现实场景，来表达诗人“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的自省意识。为官者不忘反省自己是否尽到职责，时时思考怎么做才能对得住身处的官位。这除了受宋初古文理论的影响，也与当时逐步兴起的理学思潮有关。

欧阳修画像

理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个人认知的更加完整，主体人格的更加成熟。理学提倡修身养性和品德塑造，建构了中华民族重气节、尚大义的优良品格。特别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士人多能舍生取义、顾全大局，在宋诗中则表现为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和家国天下的观念。北宋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人都呼吁发挥诗教功能，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美刺功能。如苏轼《山村五绝》：“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此处借诗讽刺了朝廷施行盐法产生的弊端，虽成为“乌台诗案”的证据，但体现了苏轼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南渡之后，收复失地、恢复河山则成为陈与义、陆游等人的诗作主题，表明诗人们将家国天下的观念作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最高目标。直到宋末，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更以其真切情感打动人心，充分体现了诗人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些都是理学对文学领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塑造的具体表现。

诗歌虽以抒情为主，但是理性思维的发展势必会推动文字情感表达功能的提升。所以我们不能仅看到理学对宋诗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应当承认其有积极的一面。在宋代，理学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文学自然无法回避其影响。不论诗人对理学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其诗文中总是会有理学的影子，受到理学的影响。宋诗继承唐诗而来，正是凭借这一特点，它摆脱了唐诗的笼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者简介：

王丹妮，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研究部研究实习员。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2022年第5期。）

编辑 | 董丽娜

校对 | 张晓芮

来源 | 《走进孔子》杂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