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淡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

来源|中国酒业协会CADA

两宋是词的繁荣时期，从酒文化的角度，也是咏酒诗词、尤其是词佳作迭出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有咏酒诗词问世的诗人词客不在少数，北宋时期的王禹锡、范仲淹、张先、晏殊、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柳永、王安石、晏几道、苏轼、秦观、贺铸、黄庭坚、周邦彦、叶梦得，南宋时期的朱敦儒、李清照、陈与义、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史达祖、刘辰翁等等。都有咏酒词作传世，而且有许多都是传之千古的名篇佳作。

酒文化的独特作用使得宋代咏酒诗出现了一些直抒性情、气韵流走、自由奔放、颇类唐音的作品。即使像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这样“皮毛落尽只存骨”的诗人，在酒文化的作用下，也写出了“清淡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样迥异于宋代诗风的诗句。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酒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深层契合。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咏酒诗，亦可见唐代咏酒诗遗趣：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

此诗隐括李白的《月下独酌》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意境而大有变化和开拓。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在咏酒诗和咏月诗中别具一格，最能表现作者的活法奇趣、曲笔妙思以及独特的个性风采和浪漫情怀。据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记载，他曾经亲耳聆听杨万里向人吟诵此诗。并说：“老夫此作，自谓仿佛太白。”此诗的确有李白咏酒诗与咏月诗之遗风，但仔细比较，则是豪放不及，而曲屈有加。

陆游的咏酒诗亦有佳作妙构。其《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展示的是一种雄阔浪漫、大气磅礴的景象：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他的《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将家国之思融于酒中，表现出诗人的拳拳报国之情：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这些作品豪放中见浑厚雄壮，包孕着深邃的爱国主义内容，洋溢着浓烈的英雄主义精神，读之令人想起那充满建功立业进取精神的“盛唐气象”。

词比诗更适合于抒写性情，表达情志，摹写心曲，那么就自然而然地和酒文化精神心有灵犀，自然而然地与酒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契合。可以说，正是宋词和酒文化精神深刻而广泛的契合，带来了咏酒词的全面丰收。打开宋人词集看一看，咏酒词比比皆是，如果做一个精确的统计，其比例肯定在唐诗之上。而且就咏酒词的思想内容而言，唐代咏酒诗曾经表现或描写过的，在宋词这里都得到了回应，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

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表现忧患意识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咏酒词中不仅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而且又有了发展。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思乡怀土、感伤离别、伤春悲秋等有着悠久传统的忧患情结，在咏酒词中得到了更为深邃、更为细腻的表现：

更尽一杯酒，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寇准《阳关引》）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

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秦观《满庭芳》）

佳节重阳近，清歌午夜新。举杯相属莫辞频。后日相思，我已是行人。（张孝祥《南歌子》）

这些词人，有的是德高望重的一代名相，有的是力主抗战的朝廷要员，有的是留恋风月的多情骚客，有的是多愁善感的柔弱裙钗，身份不同，地位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也就迥然有异。但是，在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品味绵绵哀愁和离情别绪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

感伤离别的必然导致思乡怀土，产生游子情结。无论外出游学还是异乡为官，不论是寻仙访道还是游山玩水，都有一种难以解脱的浓浓思乡怀土的忧郁和感伤。范仲淹的《苏幕遮》最具代表性：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难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如果事先不知道这首词的作者，人们很难相信是出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博大胸襟和崇高品格的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之手。词章满纸凄凉，满纸相思，满纸愁绪，给人乡魂旅思无以排遣之感。

其二是宋代词人的咏酒之作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宋代尤其是南宋，文人中弥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他们感伤时事，忧国忧民，为国家民族的不幸而扼腕长叹，为收复中原而奔走呼号。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宋代文人的咏酒词有相当一部分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陈人杰的《沁园春》：“抚剑想歌，纵有杜康，可能解忧？为修名不立，此身易老；自古心许，与世多尤。平子诗中，庾生赋里，满目江山无限愁。关情处，是闻鸡半夜，击楫中流”抒发的是国破家亡之情，表达的是为国效命的壮志；张绍文的《酹江月》：“举杯呼月，问神京何在淮山隐隐。抚剑频看勋业事，惟有孤忠挺挺。宫阙腥膻，衣冠沦没，天地凭谁整？一枰棋坏，救时着数宜紧”流露出的是作者对国家民族的耿耿忠心和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一句“救时着数宜紧”，表现出作者对时局的深深关切；刘克庄的《沁园春》：“饮酣鼻息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四顾，慷慨生哀”表达的是建功立业的壮怀和英雄迟暮、生不逢时的悲哀。

不容否认，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羊肠古道、瘦马西风式的忧患意识，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很适合于落魄文人的夫子自道与自言自语，但是，这类作品整体上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有的甚至流于感伤主义和琐屑的“杯酒风波”。而上述以民族存亡、国家兴替、社会治乱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则因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表现出悲壮崇高的审美特质，更能打动人心，引起人们心灵的强烈共鸣。

在宋代词人那充满忧患与伤感的咏酒词章中，我们感受到了词人的豁达与大度，体味到了他们对美好人生、美好人格、美好理想与美好生活的一片痴情，同样也体味到了酒文化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