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基石：元代行省制度的探索路径，及其统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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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的版图一般认为是在清朝奠定的，但是地理区划的设置、尤其是“省”这个概念，则需要追溯到蒙古人所建立的大元帝国。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乃至于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建立过的版图最大的帝国，元朝统治的疆土和人口构成都极其复杂。

如果没有设计出一项合理的地方管理制度，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庞大的帝国要如何正常运作下去。

那么，元世祖忽必烈以及他的谋臣们所推行的行省制度，究竟是如何帮助统治者有效实现政令的推送以及事务的管理呢？

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的儿子孛儿只斤·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承袭了蒙古帝国的大汗之位，并于当年的三月二十四日召开库力台大会，正式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元。

虽然这一做法造成了黄金家族之间的矛盾与分裂，导致成吉思汗打下的庞大版图分裂出了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窝阔台汗国，但是忽必烈手中仍旧握有广袤的中原腹地以及北方大片领土。

元帝国的版图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元朝的疆域向北直达北冰洋，囊括有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平原，向南俯瞰万里海疆。

往东是库页岛和朝鲜国，西边直达今天的匈牙利境内。

面对沃野千里、民族混杂的庞大帝国，忽必烈必须要出台一套能够有效管理地方的行政制度。

肇始之初，摆在忽必烈面前的有三种选择。

其一是延续蒙古部落的旧制。

显然这种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的等级制度，是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的。

且不说制度本身能否适应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就算推向下去，也必然遭到广大汉人的坚决抵制。

毕竟汉族文化在当时代表着区域内最为先进的文明，向四周呈现出辐射状的输出。

如果要用一种落后的制度来取代一种更为先进的文明，其后果必然是作茧自缚。因此这条路首先就被忽必烈所排出了。

第二条路是延续宋朝的地方管理体制，毕竟宋朝的文化程度远高于蒙古人。但是这条路也很快被忽必烈所否定。

忽必烈的理由很简单：宋朝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且宋朝的管理方式或许对汉人来说比较适应，但是推广到元帝国，其他民族的官员未必能够执行。

且宋朝被蒙古所灭，这一套制度也不见得有多么好的效果。

那么，选来选去，忽必烈只能选择第三条路：

结合旧制度开创一种全新的地方行政体制。

忽必烈有没有条件来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忽必烈崛起的过程中，大量精通儒家学说的契丹贵族、女真贵族以及汉族世人投靠在他的门下。

其中就有耶律楚材、刘秉章等能人。

这些人不仅帮助忽必烈在早年间妥善的治理好了漠南地区，同时也为他出谋划策夺下了汗位。

因此，忽必烈对这些人是十分敬重的，也是高度信任的。

因此，忽必烈最终将这个制度设计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学士们，而这些倾向于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没有令忽必烈感到失望，他们创设出了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制度——行中书省体制，简称行省制。

在元初忽必烈颁行的体制下，元朝的区域划分主要分为京畿地区（中央）和地方两块。

京畿的范围主要囊括元帝国的首都大都城（今北京）、河北省、山东、山西、河南北部以及内蒙古中东部地区。

这一片区域是忽必烈统治的核心区域，也是战略意义上的“腹地”，因此忽必烈要求直接将京畿地区划归中书省直接管辖，无需再设置行省。

此外，由于忽必烈笃信宗教，因此，像是吐蕃等拥有宗教影响力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也直接划归中央管辖，不再设行省。

全国其余地方则按照区位划分为大大小小共计11个行省，分别是：

东北方向的岭北行省、辽阳行省、征东行省；东南沿海地区的江浙行省、湖广行省、江西行省；

内陆地区的河南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以及云南行省。

此外，忽必烈还设置了宣政院等机构用于管理边疆事务。

忽必烈在谋士的建议下，力主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废弃了原本蒙古部族中流行的诸王大会制度。

因此，他在中央设立的中书省，负责日常的政务处理，而中书省的长官就是丞相，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

到了地方上，他便以中书省派驻到各地加强集权管理，故称之为行省。

事实上，忽必烈之所以这样划分行省，主要根据的是元初军事作战的实际情况。

通常，每当有军事活动时，忽必烈就在对应的区域内设置行省。如蒙古大军攻打交趾时，忽必烈就对应设立“征交趾行省”。

直到公元1276年，行省的格局才稳定下来，正式确立为地方行政的最高机关。

不过，除了行中书省这一仅次于中央的行政区划外，忽必烈在一些重点区域还设立了分省制度。

如北方军事要塞大同、南方第一大港口泉州等都是当时的分省。

和行中书省相比，分省的政治地位要低一级，所管辖的范围也要小很多。

从分省的归属关系上来看，有的一些直接隶属于中央管辖，有的一些则受到行省的节制。

因此，行省才是地方上最高一级的管理机构，其职权范围非常广阔，基本上集“政财军”大权于一身。

《元史》对行省制度的评价为：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在官员配置上，行省的最高长官为丞相，下设左右平章政事、左右丞相各一名。

再往下则参知政事、郎中、员外郎等官职。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像“参知政事”“员外郎”等官职不都是宋朝的产物吗？的确，这一套制度与宋朝渊源颇深。

宋朝建立时，朝廷在地方上设立了共计18个一级行政区划，称为“路”，到宋徽宗时，“路”的数量一度增加到26个。

元朝在制度设立时参考了宋人的经验，但没有全盘照搬。

由于元朝是马上获得的天下，因此他们在攻略一大块土地之后，往往会在上面设立临时性的管理机构，称为“安抚司”。

等周边地区彻底平定，蒙古人稳定了在当地的统治之后，他们便会撤销原先的“安抚司”，转而将此地设置为“路”。

因此，“路”这个在宋朝原本是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单位，到了元朝反而被“降级”使用，成为了行省之下的一个二级地方区划。

据史料记载，元朝于公元1283年下诏规定：户口数超过10万的城市，称为上等路；反之不足10万的称为下等路。这个概念类似于今天的大型城市和中小型城市的划分。

此外，在一些没有及时设置“安抚司”或者不适合设置“路”的区域内，忽必烈还在行政制度下设置了散府和散州。

这些州府下面则是基层的治理单位——县。

在忽必烈的设想下，行省之下路领散府和散州，州府再领县。

这样的细化程度有助于蒙古人对统治区域实现更为有效的管理。

不得不说这是在借鉴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元人一次伟大且成功的制度创设。

据统计，元朝的“路”合计有185个之多，也足以看出忽必烈对地方管理的重视和细化。

需要再一次提醒的是，我们后人在阅读史书时，一定要区分宋朝“路”和元朝的“路”，二者不能划等号。

前者是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后者则是地方上的二级行政区划。

通过上述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元朝在地方上的一级行政区划主要是行省，二级行政区划主要是路，同时也有个别地区设置有散府和散州。

之所以要在“府”“州”前加上“散”这个字，主要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些府、州的位置比较松散，呈现出零星分布的状态。

是元朝政府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之下，随机应变设立的区划，所以缺乏统一的布局。

其二则是这些府、州的隶属关系和路如出一辙，同样混乱不堪。

拿府来说，元朝的府分为三类，第一类受行省直接管辖，地位极高。第二类独立存在，地位相当于陆。第三类则受路节制，地位低一等。

为了加以区分，人们习惯上把直属行省管辖的府称为直隶府，归属路管辖的府称为属府。

经统计元朝的直隶府共计有22个，属府共计11个。同理，州也可以划分为直隶州和属州。

但州的数量远比府要多，元朝行政版图中直隶州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300个，属州的数量也多达59个。

再往下推，元朝的县一级行政区划就更加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直属于路的路县、直属于府的府县、直属于州的州县以及单独的三级行政县，这里不再展开赘述。

此外，元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设有宣政院，全权负责处理民族事务。

宣政院下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以及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机构。

这些行政区划的灵感来源于汉唐时期都护府的设立，元朝统治阶级进一步将其完善和细化。

不过这些机构在部分职能上会与行省重叠，双方发生纠纷时直接由中央处置。

元朝在西藏、新疆等地区设立的这些行政区划，有力地巩固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为后世王朝经营边疆提供了鲜活的模板。

总之，无论是中原地区的“省”“路”“府州”“县”四级行政区划，还是边疆地区的“院”“使”“司”等机构，元朝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摸索出了一套针对大一统王朝巩固国家统一的有效统治机制。

自元朝之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虽有更迭，但是再没有发生过大分裂的局面，这与元朝在地方上推行行省制有着莫大的关联。

如今，“省”这个概念更是深入人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地方上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这也是忽必烈和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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