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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唐宋变革与社会转型(川大,南开,清华等真题)

2024-07-11 22:46|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内藤湖南的学说后来被宫崎市定大大丰富和发展。宫崎也因此成为内滕氏之后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内滕湖南有关“唐宋变革期”的学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激烈的论战,由此形成了所谓“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并使宋史成为日本中国史乃至东洋史研究的热门题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田直典率先发难,在1948年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对内藤学说进行了严厉批判。其后,西岛定生等人也加入了批判队伍。他们认为,唐代并非是“中世”的终结而是“古代”的终结,宋代并非是“近世”的开端而是“中世”的开端。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前田、西岛主张的,是以崛敏一、周藤吉之为代表的东京学派。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以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进行过激烈论战。

内藤和宫崎的唐宋变革论提出后,这种体系中的单线模式虽然曾在日本受到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并没有导致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变革。而唐宋变革论模式的变迁是由美国学者最终完成的。

与内藤、宫崎等日本学者不同的是,美国学者对宋代的兴趣来自于在他们看来的宋代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的变化以及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高峰意义的繁荣。而就其关注点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大部分美国学者对宋代的研究,实际上都和所谓的‘士大夫’(士人)和他们的文化有关”。可以说,美国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的讨论多是以士人在唐宋时代的变化作为思考的出发点的。这种思考的起点就是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

最初的研究是由柯睿格进行的。他在根据宋代进士登科录所做的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人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有官职,因而是上升流动的。他进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官僚贵族是依靠官职和考试而获得地位的,官僚贵族的构成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启示了后来的赫若贝。赫若贝充分考虑了婚姻关系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对于官僚贵族地位的影响,并由此论证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财政机构甚至整个政府是被所谓的“职业精英”阶层控制着的。这一阶层凭借最适当的利用科举与荫补,凭借婚姻关系以及凭借可以控制官僚升迁的党派关系来维持其地位。

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对日本学者内藤和宫崎提出的所谓中国的宋代是“近代早期”这一说法的否定,美国宋史学界逐步赞同不同文明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持此看法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刘子健。

1974年,刘子健出版了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该书集中讨论了南北宋之间的转型,提出中国在南宋开始逐步转向内在。士大夫对自身的关注成为主题。这一研究奠定了美国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的基本领域是在社会、思想等方面,而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士人群体进行的。此外,他第一次将南宋与北宋作为两个时期进行研究。认为唐宋变革的划分线在南北宋之间。他更认为,应当将宋代作为中国官僚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

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郝若贝在1980年北京召开的从宋代到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上提交了论文《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750—1550》,并于1982年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周刊》上发表。该文在美国宋史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奠定了其后20年美国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讨论模式,其影响延续至今。

从题目来看,郝若贝将日本学者讨论唐宋间的变革时所用的Transition一词改变成为Transformation。Transition一词包含有进化、发展这样带有后设目的的意思。而Transformation则不含有这样的意思。从用词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在郝若贝的模式中,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是认为唐宋间的变革并不具有进化的意义,而只是由一种形态转向另外一种形态。

我们可以将他的模式简单归结为这样一个结构关系;个体区域经济发展,财富人口增长导致不同增长水平间的地域人口均衡(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从而又导致行政困难引发的中央权威下放地方,而中央政府的官僚化进程趋于停滞又导致主要统治阶层由唐代的世袭精英阶层发展到北宋的职业精英(官僚)阶层,再到南宋地域精英(士绅家族)。

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中国学者也很早就注意到唐宋之间社会的变化。其中比较早的是柳诒徵,在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柳诒徵就明确以《唐宋间社会之变迁》为题,论述了唐宋之间的变化。他认为:

自唐迤宋,变迁空多。其大者则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之变化;其细者则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坐,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来,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纵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变之迹焉。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代,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

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内地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

胡如雷先生指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10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漆侠、王曾瑜、张邦炜等先生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进入本世纪以来,唐、宋史学界一改以往的回避态度,开始直面“唐宋变革论”的学术挑战,就这一学术命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多专题的研究和探讨,除已经发表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之外,有关的研究课题、网络论坛,甚至考试试题,也开始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与“唐宋变革论”联系起来。

唐宋之际,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阶级结构的调整,门阀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阶级。奴婢,部曲、佃客,这些社会最广泛的下层劳动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戴建国从新发现的《天圣令》出发,指出经历五代十国社会大动荡之后,社会各阶层被重新组合,形成新的阶级结构,大量奴婢成为自由人。奴婢来源逐渐枯竭,导致奴婢市场萎缩。相反,雇佣市场却随之扩大。许多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困良人出卖劳动力,与雇主结成契约关系,从事原来贱民所从事的职业。但是奴婢制并没有立即随着门阀世族的消亡而立即消失。北宋时期,还存在有法律意义上的良贱制。良贱制度的消亡,确切地说是在南宋。此后随着贱口奴婢的消失,宋代雇佣奴婢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提高。宋代有关奴婢法律地位的立法,与佃客法律的地位确定,是唐宋变革的重要内容。

日本部分唐宋变革论学者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他们固然看到了唐宋时期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契约关系的普遍确立等现象。但他们的观点显然是以欧洲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模式为依据的。“他们把欧洲社会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基准,把跟欧洲社会的距离作为衡量历史发展的尺度”。就唐宋之际的变化而言,虽然宋代社会已经显露出某些欧洲近代社会才有的现象,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社会还很遥远,远远没有达到欧洲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质的变化。换言之,并没有发生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唐宋时期的变革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态的变革相比,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

张国刚认为从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解体是唐宋变革的关键所在,从东汉到唐代末年,士族的形成、发展与中华礼教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家“六经”为主干内容的礼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价值观。这个文化有一个吸纳百家、有容乃大的发展过程,它的阶段性发展历程,塑造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中国化发挥了重要影响。于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根据的礼教,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士族在唐代发生了变化,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从北朝末期就让位于考试选拔制度,进而出现了科举制度。由此引来“士大夫”的概念在唐朝发生微妙的变化。唐太宗定义士大夫仍然是着眼于官爵和礼仪名教,但实际上,对于山东士族来说,礼法门风的意味已经超过了官爵。唐太宗认为门阀与礼仪名教有必然的联系。他企图把官爵与门阀、礼仪挂钩,也就是说,把官爵与士大夫直接挂钩。但士大夫或者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指门阀士族,并不指官员,南朝中书舍人王宏应该属于文官,但并不是士大夫。唐太宗强调官爵对于士族的意义,一方面是北朝门阀的老规矩。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南北朝的旧士族失去官爵之后的情况而发的。所以是旧瓶(北朝士族门阀重官爵)装新酒(新王朝无门阀可依的显贵)。于是,士大夫概念的内涵就在逐渐演变,到宋代就是泛指士人做官者,其独特的门阀内涵已经完全消失了。

以上关于士大夫概念内涵变化的考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实际所进行的分析,不是用简单的贵族制崩溃和平民社会兴起所能概括的。后者不仅有比附西方社会之嫌,而且把历史的复杂内容过于简单化了。

总之,唐宋变革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阶段性变化。具体说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士族不再独占文化上的优势,实际上是士族把文化传递给了社会其他阶层,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可以说,汉唐时代,是儒家伦理通过士族的化身变成社会的实践的伦理的时期;唐宋以后,是这种实践的社会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时期。前者是从社会到思想的时期,后者是从思想到社会的时期。这就是唐宋变革的分水岭所在。

三、对唐宋变革学说的评价

如何评价“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价值呢?

首先,“唐宋变革期”学说唤起了人们对唐宋之间巨大变革的注意和研究。在日本,由于这一学说及其论战,使日本学术界中,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从事唐宋历史尤其是宋史的研究者,远远超过其他断代。所谓的史学大家,均曾涉足宋史研究领域,参与“唐宋变革期”的论战。经过论战,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在下列几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极大的社会变迁。唐宋间社会的最显著变化,是门阀贵族的没落和科举出身的官僚的兴起。大土地的耕作形态,由部曲制演变为佃户制。唐帝国的崩溃,促成了周边民族的自立化。这几点共识,是在大量研究成果与激烈争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我们认识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特点尤其是唐宋历史,有很大的帮助与启发。

其次,“唐宋变革期”学说的提出与成立,促使我们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高度,重新认识与评价宋代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与理解宋代的许多政策,这样就有可能跳出断代史研究的局限,给予宋代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客观地分析宋代的各项政策。断代研究的最大缺陷,莫过于埋头一点而不瞻前顾后,不注意将断代放进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唐宋变革期”的学说,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我们可以不同意其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我们却无法回避或否认巨大变革的事实。

第三,“唐宋变革期”学说,可以促使我们对唐代与宋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认真研究和思考。在这一学说的提出和其后的论战中,论战双方都是企图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的范畴去考虑,从世界史的角度认识中国历史的。

此外,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内藤湖南在本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期”学说,将宋代定性为“近世社会”,或多或少是为当时正在兴起的日本军国主义服务,为其寻找历史方面的依据。因为按照内藤氏之说,中国在宋代以后的千年间,处于一种停滞期,呈现僵化状态,而外力是打破这种僵化状态的唯一动力,因此,日本侵略中国,也就成了帮助中国摆脱停滞状况,开始发展进步的最好手段。这也是内藤的学说引起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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