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问（1）唐太宗之笑：见嗤后代的司马氏

司马懿父子为聚敛权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轮番使用欺诈和翦伐杀戮的手段，残酷地消灭一切政敌，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攻杀皇帝、族诛朝臣，甚至对一些不肯合作的布衣之流也痛下毒手的血腥事件。这类丑闻不但在当时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不满，而且连司马氏家族内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甘露五年（260年）

魏帝曹髦不满司马昭专政，率宫人讨伐司马昭，于宫门处被杀。百官不敢奔赴，唯有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前往，忱尸恸哭日：“杀陛下者，臣之罪。”上奏请求捉拿主谋者，并请以王礼安葬曹髦，得到批准。泰始元年（265年），西晋代魏，魏帝曹奂被贬为陈留王，迁往金墉城时，也是司马孚前往拜辞，握着曹奂的手，泪流满面，不能自制，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后来，他在临终遗令中仍然表示以“魏贞士”自称，表达了“生为曹魏人，死为曹魏鬼”的决心。

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七十年后，司马氏的子孙对前辈在禅位之际的行为也甚感羞耻。《晋书》记载：王导和温峤一起谒见晋明帝司马绍，司马绍问他们中朝（东晋人对西晋的称呼）统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王导就一一叙说晋宣帝司马懿开始创业的时候，诛灭有名望的家族，宠幸并栽培赞成自己的人，以及晋文帝司马昭晚年杀高贵乡公曹髦的事。司马绍听后，掩面伏在坐床上，羞愧万分地说：“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

弑君失掉天下心，晋朝得国不正，是历代诟病司马氏的首要因素。每个朝代都有自身的来源：禅让、农民起义、军事政变和宫廷斗争。除了远古时期带有高风亮节意义的禅让外，后来的禅让实质上都是一种逼宫行为。刘邦、朱元璋往往被视为古代皇朝中得国最正者，在于其从平民崛起，凭借实力终结乱世，可谓顺应民心。宫廷政变是历代最不齿的得国手段，它既与平民百姓的诉求无关，手法也不够光明，纯粹是统治者内部权力的游戏。如果说司马懿和曹氏的斗争还是时明时暗、若隐若现的，司马昭弑君则彻底撕掉了遮羞布，破坏了此前延续几百年的权力更替原则。即使是再激烈的斗争，不杀前朝之君，也是一个基本原则，此原则若破，则会失去天下士人的信任，新政权的合法性也会被质疑。

在一次廷议中，大臣庾纯看不惯贾充专政自恣，怒斥道：“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贾充反驳：“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庾纯质问：“高贵乡公何在？”表面矛盾指向贾充，贾充是杀害魏帝的直接责任人，实际上是在对王朝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抨击。

晋明帝偏安江南，想起昔日祖辈经略中原之事，试图通过怀念前朝曾经的荣光，借鉴先祖的治理朝政理念，进而激励困顿中的自己。但结果是，新朝廷以开国祖先之事为耻，还对国祚绵延时间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得国不正与开国合法性的缺失，让“忠”这个维系古代社会秩序的重要元素，无法成为新政权宣扬的道统。无奈之下，晋武帝只提得提倡“以孝治天下”这个口号。

人们熟知的李密所撰的《陈情表》，可谓恳切委婉，深情动人，都说读《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陈情表》不流泪不孝，但其中也有对司马炎的吹捧之辞，进而获取不赴召而养母的机会。李密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即使这般，也不过只点明了以孝治国，而没提“忠”字，而时人思想中忠孝本不可割裂，上至高官，下至草民，对新皇帝和新政权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移孝作忠”的思维观念。司马氏忘记了重要一点：孝可以用来治家，但不可用来治国。缺失了“忠”，就失去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糟糕的是，司马氏忌惮自己篡权弑君的故事，再次降临在自己头上，就只好用锦衣玉食、香车宝马和美色佳人来满足群臣和勋贵的欲望。根据晋武帝的理解，既然没法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就只能用世俗利诱来收买统治集团了。当然其中也不乏他自己贪图享受的成分。

雪上加霜的是，西晋功臣是一个威望不高、声誉欠佳的集团。如晋武帝的第一号心腹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曾“抽戈犯顺”，是杀害魏帝的元凶。入晋后“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史书评价他“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荀勖“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媚之讥”；冯紞“外骋戚施，内穷狙诈”；王沈卖主求荣，“甚为众论所非”；石苞“好色薄行”；何曾“外宽内忌”，“卑（贾）充而附之”；杨骏豺狼，“包祸心以专辅”。

在这群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品行恶劣的奸佞小人治理下，浸淫享乐、纸醉金迷、不理朝政、不顾民生，西晋王朝从权力中枢开始腐化堕落，政风日下，以至于有史以来让中原首次沦丧于异族之手，国败家亡，生灵涂炭。十六国中后赵开创者石勒将西晋的覆灭归罪于司马氏德行的缺乏，这个原因并不见得科学，但也有一定道理。

石勒讥讽道：

“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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