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夏阅读汇

读《汉书·李夫人传》

文丨宇文所安

在《汉书·李夫人传》里，被延宕的视觉效果和各种各样的表演交织在一起。言辞应许了、也预示了见面；恍惚迷离的见面最终又化为言辞。在这一文本当中，新与旧的传统也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楚辞》遗留下来的影子，它的神女飘逸迷人，无法亲近，难以捉摸；我们也看到倡——职业歌手——的世界，她以贩卖欲望的意象为生；我们还有“大人”的叙事，当强烈的情感淹没了他、使他不能自已的时候，他把情感转化为吟咏；在众多场景的幕后，是谨守儒家道德的史官，他罗织种种资料，期望做到著述《春秋》的孔子所实行的“大义微言”。作为一则人物传记，这是一篇十分独特的作品，因为它的大部分篇幅都被期待、尾声、重重叠叠的后果所占据。李夫人的真正生平其实只有寥寥几行而已：现身，得宠，生子，死亡。

人们常常把史家班固和他的先驱司马迁进行比较。在近代，这种比较往往对班固不利。司马迁是那种被自己所讲的故事深深感动以致失声痛哭的说书人，但是，深受孔子作《春秋》用含蓄的笔法表示道德判断这一信念的影响，班固献给读者的，却是自我意识很强的历史散文。班固因此十分小心地控制笔下的文字，以求控制读者的理解和反应——而这正是他指责于李夫人的地方。班固假装让我们看破幻象，这是一种相当别致的劝谏方式，借助暴露虚伪来创造逼真的写实。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篇传记大有问题的原因：在层层幻象之下，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些幻象本身却足以在皇权的行使之中产生具体确实的后果。

班固，善于劝谏的史家，是那善于劝谏的大臣的另一表现，他们都希望用劝谏引导帝王走上正路。有时，巧妙的言辞具有说服力；有时，装作根本没有在劝谏的“直言”最有效。李夫人本意想让皇帝照顾她的家人，但是却故作放弃了他们，通过这种办法实现了她的目的。她表面上以直言冒犯龙颜，这种直言在其他情景下也许会被视为道德的典范，但是班固定要把它揭破，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伪装。难怪臣子常常被比做女子，有时是惑人的淫娃荡妇，有时是德行高洁的淑女，被她争宠的同列嫉妒和排挤。正如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所言：“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

如果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女和朝臣之间的对等关系如此突出，那么也许还会有交叉。入宫受宠的女子会被朝臣所妒嫉——被自视为道德导师的史官所怨恨。

在《李夫人传》里，班固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道德家最尖锐、有效的一面。也许正因为他和李夫人是如此相近，这篇传记作品是《汉书》中最优秀的文字之一。班固和李夫人都对权力深感兴趣，都对臣下调控和操纵皇权的能力深感兴趣。对于班固来说，李夫人代表了一个能够与儒士争宠的群体：外戚。正因为他们如此相似，班固对李夫人情不自禁地怀有极大的反感，虽然他并未直接表达过这种反感。外戚与儒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通过激起皇帝的欲望与维持其欲望来获得权力和改变身份、地位（班固自己的祖姑据说曾以德行见赏于皇帝，但是最后还是败在了赵飞燕——一个懂得控制皇帝欲望的女子——手里）。

在这篇传记作品中，班固成了君王欲望的解剖师。汉武帝对李夫人的爱欲不仅延续到她死后，而且延续到自己本人死后——在汉武帝去世之后，李夫人才得到“孝武皇后”的尊号。

儒家史官最基本的责任是“正名”。无论在人间还是在灵界，封号因为定义了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而成为“正名”的首要责任。当我们读到《李夫人传》后来的“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我们会回忆起传记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我们发现班固根本无视她死后得到的尊号，仍称之为“夫人”。我们意识到班固这是仅仅把她作为皇帝的宠妃来对待，拒绝把她视为皇后。而随着这一称号而来的传记本身，就是史官对他的道德判断所作的注解与辩护词。

儒士们也许会觉得高兴：史官如此斩截地把这个暴发户放回她应得的位置。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来，班固的所作所为只是对得宠者深感妒嫉的又一证明而已：心怀嫉妒的小人有意散布流言蜚语，直到得宠者失去其地位才会罢休。

让我们为李夫人鸣冤叫屈：难道班固不正像一个心坏恶意的进谗者吗？班固对李夫人临死前一幕的记述，尤其是关于李夫人和她姊妹的对话那一段描写，除了宫廷流言，很难想象其资料来源。为了揭露李夫人，我们的史官说得好听一些是在对后世人传播流言，说得难听一些，则是在编故事。在我们阅读他对幻象的精彩解剖时，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哲妇倾城”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在那个时期，“倡”（艺人）还设有获得它的后起意义。著名的唐传奇《李娃传》摹仿了这一开头——“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但这时“倡”已经指妓女了，李娃的表演才能几乎完全没有被涉及。但是，即使是在班固的时代，“倡”在道德上也相当可疑，而且暗示了卑微的出身。在“倡”与“孝武李夫人”（就更不用提“孝武皇后”）之间，横亘着一道文化鸿沟，向我们显示了文本的问题，也显示了在个人与其名位之间，存在着隐隐的道德张力。

除了为皇帝生子，一个得宠的后宫美人还有义务提醒皇帝履行他的君主职责，善于调控和冲淡皇帝们时时难免表现出来的冲动与激情，班固自己的祖姑曾在皇帝后宫一直升任到婕妤的位置，在这方面的作为就堪称典范。据说班婕妤曾经拒绝和汉成帝同车共载，因为觉得这种行为不合适。班婕妤得宠了一段时间，但终于被赵飞燕姐妹取而代之，赵氏姐妹非常主动地培养皇帝的激情，而且以无与伦比的残忍参与了宫廷政治的游戏。她们很容易被指斥为邪恶的女人，就像班婕妤很容易得到赞美一样。不过李夫人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她从未做过任何事邀宠或者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临死之前，她确曾表示希望皇帝照顾她的儿子和兄弟，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现她曾经阴谋陷害过其他妃嫔或者企图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她既没有功德，也没有恶行。皇帝被一首歌激发起了对她的爱恋，这种爱恋甚至在见到她之前就开始了；一旦开始，这份爱恋就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她最大的计谋不过是把自己的脸遮掩起来不给他看到。因此，在这里，史官不能指责她道德的败坏，他只能把幻象的力量揭破给读者，在这种解剖之中，李夫人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工具而已。

在介绍了李夫人生平扮演的两个角色——倡与宠妃——之后，传记开始倒叙（以“初”为标志）：

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

李延年是职业乐师，以音乐才能得到皇帝的宠爱。但是，他所创作的音乐不是所谓得性情之正的雅乐，而是激起儒士怀疑的通俗音乐，“新声变曲”。《礼记乐记》对乐与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指出通过礼仪之中必须遵循的角色和位置，礼可以加强社会等级区别与权威。礼本身也蕴涵着过分的危险，这种过分的结果就是人与人的疏离。音乐则带来和谐以平衡礼造成的异化，也就是所谓“乐同”。但是，没有礼的约束与控制，乐会紊乱秩序，打破男女、君臣之间的界限。李延年献上的是没有礼仪伴随的音乐，是新的郑卫之声，既是社会无序的表现，也是造成社会无序的原因。他的音乐果然带来了社会等级界限的混乱：皇帝和众人一样都被音乐感动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君主的职责。当君王分享普通人的情感的时候，朝纲就要开始紊乱了。

李延年的歌是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可靠的一首五言诗（就算我们认为这首歌的产生离班固的时代比汉武帝的时代更近）。这是一篇极为单纯朴素的作品，它描述了一位神话般的佳人，她的美貌可以倾城倾国。我们可以想象汉朝听众的反应——大概不外乎一个“啊!”也就是说他们会满足于知道这是一个存在于歌曲中的女人。武帝听到的却不仅是艺术，他还听到了广告：他的反应是他想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女人。一个有趣的问题中介了他的欲望：“世岂有此人乎？!”他在为歌中的意象寻找一个对应物。“世”可以有几个意思：一种可能是说这样的佳人只存在于过去，那么世就指当时的世代；另一种可能是说这样的佳人大概只属于神仙境界。或者这个问题几乎好像一个感叹句：“怎么可能真地有这样的一个人呢！”要是回答是“真地有”，那么武帝自然想要亲眼一见。李延年和他在宫廷里的支持者显然好像明白武帝是什么样的一种听众，因为武帝刚刚发出上述的问题，李延年的妹妹就被推荐给了他。

在这个问题里，我们初次见识到武帝的特殊倾向：他喜欢以感官的经验来证实欲望的意象。武帝的这一嗜好也许有历史材料佐证，而《李夫人传》里重复出现的副主题也可以和围绕着汉武帝产生的一系列传说有关——尤其是他对神仙的追求，以及他与西王母的会见。那些传说中的汉武帝也同样喜欢以亲身经历来验证他听说到的神仙事迹。在临死之前拒绝和汉武帝见面，李夫人有效地压抑了他的欲望。

李延年歌里的“倾城倾国”已经成为描述美女的套话。在他的歌出现以前，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曾经有人这么说过。班固时代的读者一定知道这个词其实来自《诗经·大雅·瞻卬》中两句贬低女人的诗：“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原诗中的“倾城”和女人的美貌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由怀疑，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到底是否班固或班固所引用的历史材料的作者模仿当时职业歌手的风格所自造的，并在这首歌里加入了《诗经》的回音？同样重要的是，汉武帝对于《诗经》典故以及典故的道德意义居然置若罔闻。他没有听见歌词内容的深切内涵——女色误国亡身的历史教训，他对于这首歌的欣赏，完全就好像李延年希望的那样，只听到是在歌唱一个美丽绝伦的女人。之后的两千年间，所有的读者对这首歌的理解都和汉武帝一样，班固地下有知，一定魂魄难安。

李延年的妹妹被推荐给武帝之后，“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这是武帝初“见”李夫人。“实”字表示他不仅仅只是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而且他在以感官的经历验证他的期待，结果发现它们是吻合的。史官的叙事随即急转直下，以三言两语带过李夫人的生平：“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皇帝要“见”到她的强烈愿望在“图画其形”的举动中得到显现。武帝死后，一种特殊的形式满足了他对于李夫人长久不息的欲望：“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这就是李夫人从倡到皇后的一生。这时，史官再次诉诸倒叙，以“初，李夫人病笃”来回顾李夫人临死时的事件，一系列故事和文本使得从倡女到皇后的平滑进程变得复杂，给了《李夫人传》一个非常不同的结局。

“一见”

李夫人病重时，引被蒙面不肯见武帝。当时有太监和宫女在场自然是可能的，但是这件事如何被书写下来、进入宫廷记录、又传到班固的手中，却有些匪夷所思。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谈，我们应该看到，这是用隐藏来刺激欲望的一个好例。在武帝心目中，有一个佳人的形象，这个佳人的形象可以在一个具体的女人身上得到体现，但是也可以比这个具体的女人活得更长久，可以独立于视觉的印证而存在。它可以不需要印证，但是也可以被印证摧毁——如果李夫人拉开被子，现出一张没有经过修饰而且被疾病摧残了的面容。

按照班固的说法，李夫人有求于皇帝，她以延长皇帝欲望的方式达到了目的。武帝三次恳求一见，被她三次拒绝，而这时的武帝，似乎也失去了迫使她服从的权力（对比开始他“召见”她的情景）。我们看到缺礼的音乐带来的后果：在演奏正当的雅乐时，皇帝永远都十分清醒地处在皇帝的地位，但是李延年的新声变曲却使皇帝和所有的“闻者”一样被“感动”。当皇帝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时，秩序与等级崩塌毁坏，他也就失去了帝王的权威，他的意志与她的意志变得不相上下。如果他利用帝王的权力强迫一见李夫人，那么，他就等于放弃了他所恋恋不舍的普通的人间感情。他可以凭借君主的特权与她讨价还价——“夫人第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但是来自她自由意志的许可这种感觉比“一见”更珍贵。李夫人依靠隐藏维持了皇帝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形象初次出现在李延年的“北方佳人”歌里的时候，是与倾城倾国的“一顾”（一次顾盼之谓）联系在一起的，她的“一顾”正是汉武帝以他的“一见”所寻求的。

皇帝意欲一见的压力，被李夫人精彩的对答所抵制。正如皇帝看不到她已经毁坏的容颜，读者后来知道她的回答实际上是一种漂亮的表层，掩藏了非常不同的动机。就像最耿介的儒士那样，李夫人以“直言”劝谏皇帝。她虽然以被蒙面，却坦诚地告诉皇帝他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同时她提出一个要求：“愿以王及兄弟为托。”皇帝回答说那么不如“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也就是说这会令李夫人感到“痛快”、舒畅。这一次李夫人以礼仪的原则为理由再次拒绝了武帝，她的第二次拒绝，因为并非出于个人的虚荣心，而出于大义，显得更加有力：“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惰见帝。”这使得武帝不得不以金钱与官爵为诱饵和李夫人讨价还价，因为是出于个人动机行使皇帝的权力，武帝显得更加不堪。李夫人则仅仅答以：“尊官在帝，不在一见。”

因为整个对话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其他人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其历史真实性。如果我们不看到后来李夫人与姊妹的私语，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番对话视为后宫的典范行为：不仅以礼仪之大义拒绝皇帝的要求，而且提醒皇帝不应该把官爵当成满足私人欲望的工具。“上复言必欲见之，遂转乡歔欷而不复言。”在道德言论不能感动君主的时候，这自然是臣子所惟一能做的了。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班固补写李夫人姊妹之间的私语是多么有摧毁力。这番私语就算真地发生过，也是汉武帝在位其间所不可能传出来的。它暴露了李夫人的潜藏动机竟是有意控制皇帝的情感，从而达到她个人的目的。这一叙事的结构本身就告诉读者，史官坚信后宫最美的面庞其实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不欲见帝者，”李夫人对姊妹说，“乃欲以深托兄弟也。”这里的“乃”意味着“其实”——真正的动机。在美德的面具之后，李夫人深谙控制皇帝心理之道，只有凭借掩藏，她才能保持皇帝心目中她的“平生容貌”。这么做的惟一理由就是要“深托兄弟”——和她对皇帝说的话截然相反。为了向读者显示李夫人成功地操纵了皇权，史官紧接着这段对话便告诉我们：“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夫人的兄弟李广利、李延年也都得到了官职。

我们也许愿意相信史官的怀疑。不过，假设在李夫人和皇帝的对答与她的葬礼之间，去掉她和姊妹的私语，而补上一段叙述皇帝如何被她临死前的言行德操所感动、如何记起了自己作为皇帝的职责这样的话，那么以皇后之礼下葬夫人的遗体、封赏其兄弟，就会取得完全不同的意义。史官控制了文本的意义，不容许读者这样来解读李夫人。

《李夫人传》的主题，是表现或再现幻象、欲望以及它们和权力之间危险的纠葛。传记下面所记叙的事件肯定了史官对李夫人的解读，并进一步发展了传记的主题。一个方士声称可以招来李夫人的灵魂，而招魂这一幕诡异地再现了李夫人临死前的情景。汉武帝被李延年的歌声激发的欲望，因为夫人临死的蒙面而长存，开始君主的欲望好像帮助满足了李夫人及其家人的实际目的（至少史官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很快它就超越和淹没了这些目的。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操纵幻象的大师，齐人少翁，许诺说可以为皇帝实现他如此念念不忘的“一见”。织品再次成为必要，这回不是为了蒙面，而是为了招致纤弱易散的鬼魂。少翁设立了两座帷帐，其中一座点燃了灯烛，陈列了酒肉供品。史官的措辞极为严谨不苟：齐少翁“言（声称）能致其神”，而汉武帝“遥望见好女如（好像）李夫人之貌”。最令人瞩目的是在这里皇帝最大的欲望不是要触摸或者拥抱，而是“一见”；然而，终于“又不得就视”。

但是他当然可以就视！他不是别人，而是大汉皇帝。他当然可以站起来，径直走到另一座帷帐前。如果那真是李夫人的灵魂，她会逃避——但鬼魂本来就是会消失的；如果那不是李夫人，少翁的骗术将被揭穿。但正如当初他不能强迫李夫人拉开蒙面的被子，如今他也不能破坏招魂术的规则。虽然他渴望一见，但始终只好无能为力地坐视一个捉摸不定的形象，结果自然是更强烈的欲望：“上愈益相思悲感。”

这时武帝情不自禁地作歌咏叹了。开始的短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表现了捉摸不定时的暂时凝思，最后一行则属于《楚辞》与赋的传统，不是诗行的形式音律，而是诗歌意象的性质。姗姗来迟，似乎是说她的灵魂来到他的身边，但是，她走向他并不是少翁招魂仪式的一部分。李夫人死后，被转化成了楚辞传统中的神女。宋玉曾如是描述神女：

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

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

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沈详而不烦。

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

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

骞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

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兮相难。

就像《九歌》中的女神那样，宋玉的神女现身与他周旋，有时好像是在走近，却又随即抽身退步，所谓“若将来而复旋”。

汉高祖刘邦即位之后返回故乡，曾在酒宴上慷慨高歌——著名的《大风歌》。他随即令沛中少年“皆和习之”。他们在歌唱的时候，“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高祖作歌，而是命少年合唱他所作的歌，在听到他自己的诗歌时，高祖可以享受悲伤涕泣的乐趣。同样，汉武帝把他的短诗交给了乐府，“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以便一次次体验和享受这一捉摸不定的甜蜜时刻。

虽然我们不知道乐府诸音家的表演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很可能是一场半公开的演奏，也就是说，不发生在朝臣毕集的大庭广众之下，而发生在皇帝及其宫廷侍臣的跟前。私下悲悼死去的妃子是一回事，但是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哀伤。这是“表现自我”：创造一个自我的形象，为自己，也可能同时为别人。武帝对于表现出自己的渴望、悲痛以及在一个死去了的女人任性的灵魂面前无能为力并不感到任何羞惭。我们也可以相信，他不认为别人听到这首歌时会觉得这有损皇家威仪。如果班固在场，他可能会极力反对——虽然触怒汉武帝未免太不谨慎。在隔开汉武帝与班固的一个半世纪里，皇帝的角色——到底什么符合、什么不符合皇帝的威仪——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从班固的角度来看，少翁显然是个江湖骗子，利用皇帝的悲伤和轻信上演了一幕招魂的闹剧，皇帝则全然忘记了君主应有的威严体统。我们被迫透过班固的有色眼镜和他对原始材料的操纵来看待这些事件，但是，从“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这一细节，我们大概能够感到，这些事件在武帝的时代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

我们无法确知《李夫人传》中分为两部分的赋到底是武帝亲笔，还是出于宫廷诗人的手笔。班固显然认为它们都是武帝所作。赋的第一部分属于《楚辞》传统，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使我们看到《楚辞》传统如何被用来歌咏具体、特殊的真实事件。结果是皇家的浪漫史以及围绕着它产生的种种政治和道德问题（班固的兴趣所在）都被转化成了灵魂之旅，李夫人则成了飘忽的神女，与武帝穿越时空的魂魄进行了一次稍纵即逝的会晤。

《楚辞》情调的赋里记叙的情节，与少翁招魂的一幕并不完全契合：赋谈到一座灵殿，也就是所谓的“新宫”，在那里皇帝等待李夫人的魂魄，但是魂魄没有出现（“饰新宫以延伫兮，泯不归乎故乡”），于是皇帝在幽暗中伤悼，随即像屈原那样“释舆马于山椒”，开始了他的天庭之旅。马自此不知去向，下面皆是“精”与“神”的浮游所见：她的存在缥缈恍惚，芬芳袭人，然而他终于得到“一见”（“连流视而娥扬”），他为之魂魄飞扬，她却隐藏起面容，“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他从昏睡中醒来，似乎看到她夹杂在一群神灵之中飘然飞去。此段至此以相思、悲悼结束。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班固要把这篇赋收入《李夫人传》，也许是觉得有必要保留君主的作品，也许是要进一步暴露皇帝的痴迷。在班固的时代，《楚辞》的题材仍然在流传，但是越来越被赋予道德的解释（班固自己就曾批评过他觉得属于屈原的道德弱点的地方）。除了把上述的赋理解为对李夫人缠绵欲望的表达之外，班固自然没有别的解读方式。

武帝十分喜欢《楚辞》，《楚辞》在当时长安的宫廷十分流行。不过，虽然《楚辞》在那时已经和屈原联系在一起，历史记载却没有表明时人对《楚辞》的解读具有二世纪王逸赋予《楚辞》的道德政治寓言色彩（王逸的阐释也许正是由于像班固这样的士大夫对屈原的批判才格外有力）。在武帝的宫廷，儒教还不像班固吋代那样有势力，武帝用以在宗教上统一帝国的手段不是儒家思想，而是从全国各地招来方士和各种宗教人物，让他们在长安显示身手。他对于神仙的兴趣，后来被视为帝王愚蠢、暧昧的表现，但在另外一个语境之中其实是一种宗教责任。也是在这一语境之中，《楚辞》被引入淮南王的宫廷。

屈原也许是在楚国受到诬枉的大臣，但是在《离骚》里，随着诗意的推移，他毫无疑问地担任了一个国王的角色，纷纷地指挥着车马，排遣一个又一个使者前去“求女”。楚襄王在高唐梦见神女，但是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里，是武帝本人翱翔宇宙，周游天庭，获得玉女，超凡入圣。李夫人虽然曾经只是一个妃子，但是她现在变成了《九歌》、《神女赋》里面的女神，飘忽不定，将来复旋，武帝对她的无望追求并非不适当的痴迷，而是满足了帝王的一种责任。李夫人给了他一个机会，扮演那个具有重重回音、意味深长的角色。

“乱”

赋的第二部分是“乱”，或曰尾声。不仅音节、韵律和措词变了，说话人的角色也变了，直接诉诸死者的灵魂，很像后来的祭文。作为女神，李夫人的魂魄“放逸以飞扬”，这里，她却离开了光明的世界，进入了黑暗的地府：“去彼昭昭，就冥冥兮。”作为女神的李夫人没有回到“新宫”，她必须被追求；这里，李夫人的确来到了“新宫”，不再回到她原来的居处了（“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武帝不仅在这里表达了个人的哀悼之情，而且还记叙了她的儿子与亲属的悲伤。这段“乱”辞格外富于家庭气息，特别提到亲戚之间的情分：“仁者不誓，岂约亲兮!”（也就是说，仁者施恩用不着宣誓，而亲眷之间，就更是不必用誓言约束才行惠。）

对死者作出交待是一件重要的事，在这篇“乱”辞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另一个仪式性的功能。我们不知道在普通的后宫妃子和那些好似“妻子”的妃子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界限，不过既然李夫人是以“后礼”下葬的，那么无疑武帝是以“丈夫”自居了，在“乱”辞里他正是以丈夫的口气对李夫人讲话的：“后宫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你的去世令我悲伤；你的兄弟和我们的小儿子都万分难过；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孩子，履行对亲戚的责任”——这些都是死者的灵魂希望知道的。

班固插入李夫人与姊妹的私语，令我们在读到“乱”辞中武帝表示要照顾李夫人的儿子与兄弟时发出讽刺性的微笑：李夫人的计谋果然起作用了。但是，假设没有那段插曲，那么，李夫人临死把儿子和兄弟托付给皇帝，皇帝试图和李夫人“讨价还价”，用官爵来交换“一见”，李夫人不肯妥协，并提醒皇帝他作为君主的责任——这样的文本，会改变我们对皇帝的“乱”辞所作的解读。“亲戚情分比诺言更重要”这样的陈述表示皇帝接受了李夫人的意见，表示他将要依照义理行事。

班固当然不允许这种解读。他在传记结尾，简洁地交待了李夫人兄弟所犯的罪过以及李氏家族的覆灭，从而证明了他对李夫人所下判断的正确性。在《汉书·外戚传》的下一篇传记里，我们得知李夫人的儿子昌邑哀王早夭。所有的情爱全部成空。皇帝对死者的虔诚许诺，不过是君主痴迷的又一例证而已。我们也不能全怪史官：从武帝到班固的这一个半世纪里，皇亲国戚的擅权曾经导致了一些十分可怕的后果，这对汉朝君臣是十分沉痛的教训。

在这则短小的传记作品中，怀念李夫人的诗赋占据了很多篇幅，最后结以一句简练的“其后李延年弟季坐奸乱后宫，广利降匈奴，家族灭矣”。就好像是西汉的一些宫廷赋：首先尽情地描述过分的行为，随即以突然的逆转作结，提出对过分行为的批评。班固是操纵这种写作技巧的高手，传记结尾的突转给他的批判带来了力量。不是说，李夫人有多么邪恶，而是帝王的激情导致了君权的误用。而帝王的激情随处都与表现（再现）的艺术联系在一起，是那些强有力的幻象引导着皇帝步入歧途。

*本文选自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略有删减，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三联宇文所安作品系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