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商帮】中国十大商帮之宁波商帮的人文精神

第三、以诚为本，务实取信。

清浙东学派形成的“最重人格、最重良心”的学风，哺育了一代代宁波商人重视信与义，主张以诚信为本，从义内求财的经商理念。历史上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钱庄信誉卓著，所开出的庄票通行沪上及各埠。为此，他们执掌上海钱业至首要地位而多年不衰。同样，宁波人的信誉支持了上海民信事业的发展。钱庄业和民信业的盛况反映出宁波人“重然诺，尚信义”的诚信特征。赵安中先生的创业道路全靠诚信获得朋友，又靠朋友取得发展。他告诫儿子：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钱可以不要，路不能没有，宁可断财不要断路。这在当时宁波商人中很有代表性。

第四、敦重乡谊、结帮经商。

宁波开埠早，商贸活动历史久远，培育了宁波人“经商赚钱，成家立业”的传统观念。亲帮亲，邻帮邻，投亲靠友到上海，甚至远涉重洋去“学生意”。父母也不会因恋子女而加以阻碍。宁波商人重乡谊，出外经商互相帮衬，回家互托携带钱物，店主、厂主多喜雇用同乡人，在商业交往和人生道路上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明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可看作宁波商帮初始形成的标志。以后迅速向上海、天津、营口、汉口、常熟等地发展。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在号称“八达通衢，九江巨镇”的汉口建立浙宁公所；嘉庆二年（1797）在上海创设四明公所，延续到现在还有上海宁波同乡会。宁波商帮所建的会馆、公所，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议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占，有害则共御”。这是宁波商帮实力迅速发展和凝聚力日益增强的标志，也是宁波商人“吃苦、团结、精明、互帮”传统美德的体现。

第五，爱国爱乡，回报社会。

宁波商人是热忱的爱国者。在历史上，宁波帮人士中，有同情和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有在民族危难中舍生取义的；至于热心慷慨解囊相助公益事业的更是不乏其人。早在1905年，旅日爱国侨胞吴锦堂先生就回国办学和兴修水利，出资30余万银元在家乡慈溪创办锦堂学校，兴建杜湖，白洋湖两个水库。他的办学义举美誉海内，与著名华侨陈嘉庚齐名。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两次办伤兵医院，救护大批抗受伤战士。他的爱国立场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极端仇视，后被日寇杀害。著名企业家项松茂，创办五洲皂药厂，产品久享盛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建义勇军，自任营长。为营救11名职工，甘冒万险，两次深入虎穴，被捕后不畏强暴，面斥敌酋，正义凛然，卒遭杀害。其子项绳武克承父志，宁断手而拒与敌人签约合作。抗美援朝时期，港胞王宽诚先生率先捐献一架飞机和其他物资，并认购公债，支持抗美援朝和祖国建设。宁波商帮能够延续至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宁波地处沿海，宁波商帮是最早涉足海外的商帮。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的起始地，说明了海外贸易由来已久。他们不仅做好全国的市场，而且敢于走向海外。而像晋商、徽商等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同样是走向海外，与闽商和粤商相比，宁波商帮深入到了日本，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而闽商和粤商主要在东南亚一带。其二是我们宁波人的精神：诚信、务实、勇于开拓、敢为天下先。上海开埠后宁波商人大量涌入，洋行买办是宁波商人的首选，也是他们日后崛起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口岸，广东买办在上海开埠初期的洋行中也具优势，但不久就遭到宁波同行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取代。上世纪四十年代，因为内乱很多人到了港台与海外，在那儿重新发展，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港台独特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在竞争激烈的海外社会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与发展，其中香港是又一个宁波商人聚集的中心，像包玉刚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就是这批人当中的杰出人物，同享“世界船王”美誉。他们斥巨资造福社会、反哺故土，且代代相传。从十九世纪末期的“五金大王”叶澄衷先生捐地出银在上海兴建上海澄衷蒙学堂（后改名为澄衷中学）和家乡镇海的叶氏义庄（后改名为中兴学堂），到二十世纪以来的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等在事业成功后，捐巨资兴办国家和家乡的社会事业，邵逸夫向国家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资就达二十六亿多港元，包玉刚创建了宁波开埠以来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们的义举体现了“宁波帮”对祖国母亲的一片赤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