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典故的高校德育价值分析

童建军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传统典故的高校德育价值分析

童建军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传统典故是一个个经典的故事，也是一则则深邃的案例，更是一段段深刻的思想。它们在历史的流变中，积淀成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结晶。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遵循了教育的接受性规律，实现了学术向教学的转化，回归了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体现了现代先进教育理念，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情的理解能力和批判的继承能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文化的历史眼光和文明的世界视野。传统典故有效进入高校德育的前提是综合运用知识性考据、义理性发微、观念史考察和伦理学想象，对传统典故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创造性转化。

传统典故；大学；传统文化教育

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民族。更加重视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育部于2014年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大学生深入学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通过有意识地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要求,有针对性地援引传统典故作为教育教学素材,这不仅对于完善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信精神和文化自强能力,具有特别突出的价值,而且对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性意义,有助于实现以文育人和以文化人的教育使命。

案例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一个重要的且具有广泛共识的教学方法。通常而言,案例的选取来自社会生活。教育者通过对社会实例的剖析,传导教育所要追求的价值。传统典故无疑是一个个实际发生或虽未发生而不失鲜活的案例,更是一段段深刻思想的载体,脍炙人口且直抵心灵。教育者以之为教学案例,讲述的不仅是一则则叙事,更是古今相袭的思想智慧。寄寓于具体的生活场景,通过对常人知识、常人境遇或者常人经验的点明,言简意赅而又深刻形象地传达出高明的意旨,是中华古代先贤们表达思想的重要方式。这些知识、境遇或者经验通过后世的诠释和流传而积淀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典故,成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结晶。“三年之丧”、“亲亲相隐”、“曾点气象”、“嫂溺叔援”、“孺子入井”、“窃父而逃”、“以羊易牛”、“庄周梦蝶”、“濠梁问答”等都是脍炙人口且直抵心灵的传统典故。它们通过特定情景的描述,让观念形象化或者情景化,使“意义植根在经验的土壤中”。传统典故类似于西方学术中的“思想实验”,虽未必在生活中真实发生,但读者能够凭借自身的间接经验理解其意义。[1]这些故事既是古代施展道德教化的经典文本,又是当代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资源。

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遵循了教育的接受性规律。教育是化育人心的伟大事业,是塑造灵魂的复杂工程。人心之纤细精微决定着教育必然是布满艰辛的精耕细作。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本真是价值教育,它力求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载体,培养受教育者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国家情怀,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这些宏伟的教育目标的本质是价值的传导。价值揭示的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关系。如果仅有主体和客体,而缺乏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那么客体对于主体就没有价值。只有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才能为主体所接受,才对主体具有价值。这反映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上就是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必须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为受教育者所接受,才能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大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认知心理决定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接受,不会驻足于中小学阶段古代诗词艺术的诵读欣赏,而是要更深刻地思考感性材料之后的形上理念；但也不会满足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精当而枯燥的抽离式凝练,而是要更完整地还原枯涩概括之后的丰富信息。因此,既超越单纯的感性材料的诵读,又避免过度的抽象结论的灌输,就成为大学阶段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非常重要的方向。传统典故是一个个案例,是一则则叙事,它虽虚设,但学生凭其间接经验可以感知；传统典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一段段深刻思想的载体。大学生从传统典故的形象化故事中,读出的是深刻的思想。因此,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就比较好地将形象材料和抽象思考结合起来,遵循了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接受规律。《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要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系统推进。它揭示的正是接受性规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反映。

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实现了学术向教学的转化。“教学相长”的本意不仅是指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共同成长,而且包含着教育和学术相互促进的深意。教育实践中的难题和困惑引起了学术上的思考,促进了学术上的进步；同时,学术上的探索可以转换成积极的教育资源,推动教育实践的革新。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研究的重要使命是要触发人类灵魂深处的价值革命。但是,它往往不是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通常需要借助教育的中介。因此,正是教育对学术的创造性利用,人类社会普遍的思想变迁才可能变成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学术研究,在观点、内容、视角和方法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积累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通过对传统典故的多维挖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呈现日益丰富化和日渐立体化而更加鲜活生动,避免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单调化剥离和平面化展示。刘清平从孟子有关舜的两个传统典故的辨析中,提出了儒家伦理与政治腐败之间具有暗合性的学术命题,引发了“亲亲相隐”与儒家伦理持续近十年的思想争论。其间既有“立场”之争,又不乏“学理”之辩；既复活了知识性考据的汉学传统,又重燃了义理性发微的宋学精华。持久的学术争论不仅使“直”和“隐”等关键词在具体文本中的确切含义得以详加辨析,儒家义理的真精神与孔孟的个别论述得以合理区分,儒家经典的完整内涵得以创造性诠释,而且它使人们意识到,传统典故不仅仅是故纸堆,而是连接了古今且横跨了中西。它们不仅是经典世界的生活经验的直接反映,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发掘未经明言而隐含其中的思想观念；而且要在文化的比较中,对它们的当代涵义与实践价值进行有深度的哲学反思。如果热闹纷呈的传统典故的学术研究能够转换成积极有效的教育资源,那么,更多的人会受益于重大的学术探索,更加鲜活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回归了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仅是指其具体的内容,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国家情怀,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而且包含着那些承载或者传达具体内容的形式。内容和形式具有辩证性,没有内容的形式,易流于空洞；没有形式的内容,则行之不远；特定的内容要求相应的形式。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华民族对核心价值观念的教育传统不以形而上学的思辨为重点,而是以叙事为中心,在对具体的人、事甚至物的阐述中,表达其观念、思想和智慧。《论语》既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录,也是后儒用作教育的文本,但是黑格尔批评《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处的东西”；他批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至于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2]。黑格尔立足于思辩哲学立场的批评确实有其道理。但是,他忘记了中西方思想家理解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差别。这就是中国思想家所追求的教育目标,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不追求抽象的、宏大且缜密的理论体系,而是强调教育所传导的知识对人伦日用和工商耕稼的解忧和满足。因此,在教育方式上,中国思想家就不会太玄远以致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要扎根在百姓可见可感的生活实践中,通过“故”事或者“活”例,体现知识或者思想的实用性价值。传统民间教育的主体基本是叙事教育,是故事在民间的世代流传。人们在讲述、复述和聆听故事的教育实践中,接受文化的熏陶。《三字经》则将经典的故事凝练成琅琅上口、易读易记的话语表达。以叙事为中心的中华优秀教育传统将核心价值观念内隐在经典的故事中,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是一场温柔的心灵革命。传统典故的实质就是一则则充满了思想或者智慧的故事。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是对中华优秀叙事教育传统的回归。

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体现了现代先进教育理念。现代教育强调回归生活,重视从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中生成教育内容和实现教育理想。同时,由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境遇和生活预期,客观的生活世界就具有了千差万别的主观呈现,使得人际之间既共享着生活,又分离着生活。但不管哪种生活,都可能有其借鉴处,也有其批判点。生活主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就成为差异化生活世界中必然的选择。因此,现代教育回归生活的主张,必然催生出教育主客二元的视野,反之亦然。传统典故是一则则案例,它们是想象的产物,但有着生活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面对着传统典故中的人、事或者物,都不会感到很陌生,而是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和熟悉感；即使它们未必在读者的日常生活中实际发生,但是,它们都是可以凭借间接经验或者想象而感知。在“孺子将入于井”的典故中,虽然目击过小孩坠井的人非常罕见,但不妨碍我们想象自己(或者他人)置身于这种情景时的心理反应；而在“庄周梦蝶”的典故中,虽然绝大部分人不曾有过在梦中变成蝴蝶的经验,但只要做过梦,对日常经验在梦幻中变形的形象,就不会不可思议。[3]这些传统典故有着深厚的生活气息和生活底色,且带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传统典故不是简单地回归生活,而是承载着文化观念、文化思想和文化智慧。传统典故是古典思想家用作表达思想的工具,是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但这并不表明它只蕴含着一维的理解。恰恰相反,无论是传统典故诞生之初,还是其流变之中,都隐含着多维的诠释空间。因为既然是思想实验,它们就需要不断被再反思甚至复设计。这种思想属性决定了,以传统典故进行高校德育时的教学立场不是“独白式”——无论是古典思想家之“独白”,还是现代教育家之“独白”,而必定是对话式,是师生交流和互动的过程。

传统典故虽经常被用作当代教育实践,但教育者往往以之为既定结论的例证或者注脚,而疏于或者弱于更完整地呈现它们所隐含的文化信息、文化观念或者文化智慧,使得传统典故所蕴藏的教育价值难以澄明,使得活泼生动的经典教育故事沦为呆板单调的道德说教。传统典故成功进入高校德育,离不开传统典故的知识性考据、义理性发微、观念史考察和伦理学想象。

传统典故的知识性考据。一字多意是古代汉语的显著特色。思想家使用的字词相同,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的意思可能存在微妙的甚至重大的差异。因此,细致甄别传统典故中关键字词的具体内涵,就成为成功运用传统典故的基本前提。如在由刘清平挑起的关于儒家“亲亲相隐”的学术争论中,控辩双方着力的一个焦点就是对于“直”和“隐”的理解。在《论语》中,“直”共出现二十二次,是孔子话语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叶公和孔子对话的寥寥数语中,“直”出现三次,分别是“吾党有直躬者”、“吾党之直者”和“直在其中矣”,但是,它们的具体内涵有所区别。如有学者提出,“吾党有直躬者”之“直”主要是公正、正直,但“直躬”只讲理不讲情,故为孔子所不满；“吾党之直者”之“直”代表了孔子的理想,兼及情与理,其“直”是指“直道”；“直在其中矣”之“直”是率真、率直,是“直道”的具体表现。[4]这种对“直”的分类和理解是否合理得当,姑且不论,但它揭示了传统典故中核心用语之隐晦复杂的事实,确是显见的结论。同样,学者们对于“隐”的聚讼纷争自古至今鲜有停歇,或将之解为“隐讳”、“讳匿”；或将之释作“代为受过”；或将之视为“洁身自好”；或以之为“檃”的假借,表达“矫正”之意；或注之为“沉默”、“回避”。[5]不同的注解和诠释,使得相同的“亲亲相隐”的传统典故,呈现出迥然有别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境界。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并不苛求教育者对传统典故中的每一个关键字词都要亲躬考据,这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其不可能源于每个人知识背景的有限性,难以完整地且合理地穷尽古典世界中的字词；其不必要来自于历经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学术考据,传统典故中歧义的字词所隐含的多维指向,已经基本开掘。但是,无需教育者亲躬考据的事实,并不排斥教育者面对传统典故时的考据的态度。这就是客观地呈现围绕传统典故所展开的知识性考据论争,为受教育者提供选择的路径,而不是代替选择。

传统典故的义理性发微。古典思想家讲述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而旨在传达思想。故事看似轻描淡写或者漫不经心地托出,但其实总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安排。人们从这些故事中直接感受的思想冲击正是思想家渴求传导的思想观点。结论其实早已预先被安置在故事之中。后世学人围绕传统典故的孜孜不倦的知识性考据,根本追求是要尽可能逼真地还原这些故事背后的思想或者义理。它们才是典故得以成为传统的真谛。“孺子将入于井”的传统典故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孟子将人之善良本心的义理,放置在作为弱者象征的“孺子”身上,呈现在突如其来的“将入于井”的危险处境中。客观的不幸遭遇和主观的弱小生命形成强烈的反差,使“路人”萌生出“不忍人之心”。孟子并没有详细刻画出“不忍”的道德情感状态,这不仅是源于语言苍白和情感丰富之间的强烈反差,而且是因为它是行动者的常识性情感体验,无须刻画而只需反观。如果行动者无睹于他者特别是幼弱者的痛苦而体泰心安,就是麻木不仁。这不仅是生理病,而且是伦理病。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必然要求教育者能够将这些传统典故所力求表达的思想或者义理展现出来。这并不是特别艰难的重负,因为传统典故的诱人之处,恰是其以简约的形式表达深刻而不远人的思想。义理跃然于文字表述之上。教育者对传统典故的运用应充分尊重所出文献的整体思想,而不能过度以现代化或者西方化的概念、逻辑或者理论,去解释古典的思想世界。解释过度或者解释不足,都是面对传统典故不负责任的体现。在“以羊易牛”的典故中,齐宣王利用其地位可以“舍牛”,而牵牛者没有这个权力,尽管他可能比齐宣王更加充满了“不忍”。因此,由于地位等外在因素的差异,使得一个人成为圣人或者好人充满了偶然性。这就点出了道德运气的问题。但这种现代式的挖掘显然不是“以羊易牛”所属《孟子·梁惠王上》的显在或潜在要表达的主题。教育者就不宜随意做出扩大化解释。

传统典故的观念史考察。思想的诞生和流传总有其生活世界的背景。传统典故所传达的思想或者义理,即使被后世证明为具有超越性的普遍价值,但它们首先必然同其所处的古典生活世界有关,是彼时世界模式特有的秩序、规则、经验和智慧的反应。传统典故的观念史考察的实质,就是从古典生活世界出发,同情地理解传统典故所传达的思想或者义理,而不是以现代世界的观念曲解古典世界的思想。在孟子“窃父而逃”的传统典故中,舜父因杀人而被皋陶抓捕入狱；舜放弃王位而将父亲窃负到海边,享受着乐以忘天下的生活。如果按照现代世界的观点,那么,舜是徇情枉法,是把父子亲情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将它凌驾于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之上,为了营救自己的亲生父亲,不惜牺牲正义守法的普遍准则,放弃“为民父母”的天子使命。[6]但是,这种解释混淆了舜的生活世界与当代生活世界的差异及其引发的社会观念的区别。解释者在不自觉地以当代生活世界中“法律”、“天子”、“正义”和“父子”的观念去诠释舜的生活世界中的同类概念所隐含的观念,而不是在舜的生活世界去理解“法律”、“天子”、“正义”和“父子”的所指。以“法律”为例,无论是中国古典时代,还是古希腊时代,它不仅指制成条文或者刻成文字的实在法,而且泛指一切有效的社会规范。当亚里士多德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一个正义的人是守法者时,他所使用的古希腊语中的“法”(nomos)不是实在法,而是泛指协调人类交往的社会规范。因此,正义不只是同一个社群的立法者颁布的成文法有关,而是同更广泛的社会规范有关。这些规范治理着所处社群的成员。一个正义的人已经将基本社会规范内化,成为守法者。同样,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生活世界,总是具有多维性。虽同为“亲亲相隐”的故事情节,但在《论语·子路》、《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当务》和《淮南子·泛论》等不同的文本中,具有了不同的命运；而“亲亲相隐”受到肯定的生活世界中,“大义灭亲”也成为受推崇的道德观念。在任何生活世界类型中,社会观念都具有多元性。因此,教育者不仅要考察特定传统典故所传达的社会观念,而且要兼及其变异者与反对者。这些传统典故的变异者与反对者的当代理解,会增进对彼时社会观念整体且更真实地把握。

传统典故的伦理学想象。中华传统文化总体上以伦理为本位,直接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古典生活世界特有的道德秩序和伦理规则,但是。它之所以被后世不断地诠释,在于它们具有了一种超越性的思想力量,揭示了一种伦理现象、一则伦理冲突和一则伦理智慧。因此,后世对待传统典故的态度和立场就不能仅仅是传统古典式的,而且必须借助人类思想发展的力量,特别是伦理学的思考力量,展开伦理学想象。在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典故中,人们的解读往往集中于牛被释放的仁慈结果,而忽视了整个仁慈过程。从齐宣王的角度来看,他是先看到了“觳觫”之牛从他眼前经过,“王见之”；随之产生了不忍之情,“吾不忍其觳觫”；并最终做出了“以羊易牛”的选择,“舍之”。这种在时间和逻辑上自有其序的三段论,行动者对他者痛苦的认识(同情),行动者对他者痛苦的拒斥(不忍),行动者减缓他者痛苦的尝试(行善),构成仁慈的基本结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同情作为行动者对他者痛苦的感受,与他者经历的痛苦具有什么关系；我们借助休谟、斯密、叔本华和泰勒的思想遗产,如何刻画出同情的意向体验；行动者未能由同情之感发展出不忍之情、由不忍之情外化出不忍之行的制约性因素是什么；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仁慈本质是他爱还是自爱；他爱和自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什么。此外,“衅钟”是当时的社会祭祀仪式,代表着社会规范,隐喻社会公正；“以羊易牛”完成“衅钟”,体现了齐宣王对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公正的优先性。尽管牛和羊同为人之外的生命,原则上有着同等的道德地位,但是,牛之独特之处在于它为齐宣王所见,而羊则为齐宣王所未见。这种视觉上的差异产生的重要的道德事件是,牛转变为特定生命形式的牛,而羊依然是一般的生命存在。齐宣王对牛的仁慈代表着特殊主义,而对羊的仁慈则是普遍主义。因此,齐宣王“以羊易牛”不仅有着仁慈与公正之间的冲突,而且潜藏着特殊仁慈与普遍仁慈之间的矛盾。[7]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我国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大学阶段要“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辩证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性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前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情的理解；而只有落实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践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土壤中,才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以知识性考据、义理性发微、观念史考察和伦理学想象为基本教学维度,可以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情的理解能力、批判的继承能力、文化的历史眼光和文明的全球视野。

同情的理解能力。根据梁漱溟的观点,“同情的理解”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怀有“敬意”,把它看成是“天理”的载体,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形态,尽管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譬如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物质文明也很落后,但是本源上它不存在任何的不足。然后,遵循“六经注我”的路子,依据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所怀的“敬意”,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体认它的根本精神及其价值。“同情的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是否就要视之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形态,暂且不论。但是,不以今人的眼光遑论古人的视野,而是强调历史地审视传统文化的优劣,却是一个基本的学术立场。传统典故首先反映的是中华古典世界社会生活的特有规则,自有其产生的土壤和适应的时空。沧海桑田,时代在变。创设规则的人已经远去,适用规则的社会已经不再。今人面对的只是古人遗留的一堆既成的文字材料；严格来讲,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用语规则,相同的字词在不同的社会所表达的含义可能都不同。因此,经由静止的文字进入古人流动的社会生活,设身处地般去理解古人的生活规则与社会秩序,艰难而重要。西方社会有重要的解释学流派,中国有历史悠长的注经传统。文本或者经传之所以需要解释,是因为前人的文字所表达的含义有其待阐明之处,且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决定了社会的变动性,必然会对旧规则有新的阐发,以适应新的实践。无论是解释,抑或注经,虽然后人的创见是否高远决定了经典诠释的深浅,但是,根本的前提是对前人所创造文化或者思想的同情的理解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明后人的一种品质,更是为了逼真地走进古典的生活世界。

批判的继承能力。在一般语义上,“批判”主要包含三层意思:批示判断；评论、评断；对所认为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批驳否定。[8]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批判”成为日常生活用语中不太美好的词语,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无情彻底打击的代名词,这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和扭曲。如果从哲学的层面对“批判”的要旨做出概括,其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扬弃和超越的思维方式。我们对传统典故的同情理解,不是为了理解而理解,不是脑海中的思想体操,而是为了更好地在更完整地呈现传统典故真意的基础上,挖掘其价值,寻找其普遍的精神力量。批判的继承反对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而是主张在理性辨明真伪的基础上的扬弃。传统典故所隐含的社会生活的规则或者文化智慧或者人生经验,即使在当时的古典社会有其适用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更替,也会显示出其合理性、非理性或者反理性。这就需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只有在同情的理解基础上,运用理性的力量,加以批判的继承,才能做到真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亲亲相隐”的传统典故,在《论语》中的表述是,面对“攘羊”的不道德行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躬证父”)；但在《孟子》中不同的版本是,舜王窃父逃到海边(“窃负而逃”)。这两个不同版本的“亲亲相隐”揭示的一个共通的思想主题是古典社会对血缘亲情的推崇。但是,这两个版本的传统典故之间的差异在于,孔子处理的是日常生活中屑小的道德难题,本质上是“家”的伦理；而孟子遭遇的是政治生活中重大的道德困境,根本上是“国”的伦理。在“直躬证父”的典故中,“子”只是“子”,对父子亲情负有责任。而在“窃负而逃”的典故中,舜不仅是“子”,而且是“王”,其责任对象不仅有父子,更有天下。现代社会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孔子似的“直躬证父”,而理直气壮地反对孟子似的“窃父而逃”；既在私人生活领域维系亲情,又不能以公共权力干扰司法公正。

文化的历史眼光。文化人类学者E.泰勒提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其他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必须具有的能力和习惯的总和。”[9]文化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可以通过物质实体、社会范型来表达,亦可通过思想意识、制度理念来体现。因此,文化尤其是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方式,才具有渗透到每个人的毛孔、流淌到每个人的血液中之功能。文化同人类生活的内在关系极为紧密。梁漱溟把文化直接定义为“人类生活的样法”。因此,人们为不同的文化所萦绕着,彼此就会有不同的生活样法。钱穆说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不是指每个人的生活,也不是指学术生活,或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它是一切生活的总体。英国人有英国人的生活,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生活,印度人有印度人的生活,……这个生活就是它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表现就成为它的文化”。[10]传统典故不仅是经典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在历史的流变中已经成为民族传统。而只要是传统,就会对当下的实践产生历史的预制。反言之,每个民族即使共享着共通的原则,其实践也会自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来自于每个民族在进入社会实践时面对的不同的前提。这些前提既有自然地理的,也有历史人文的。因此,传统就构成了每个民族当下实践的前提。只有澄清前提,才能理解每个民族的实践特色。西方社会以“分粥”原则例证社会正义实现的前景。据此,当分粥者是最后取粥者时,就能够实现分配的公平正义。这种将人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抽象化和剥离化的思维方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导性的方向。中国文化对人的理解不是原子式,而是基于关系。人一生下来就生活在关系的网络之中,成为网络上的结点,自有其职分。在这种关系本文的文化传统中,受到崇尚的不是“分粥”,而是“让梨”。孔融是分梨者,也是最后一个取梨者。他将大的梨给了兄弟,而唯独给自己留了最小的梨。这个结果显然不公正,但是充满了道德温馨。无论是否愿意,我们生而浸润在传统的熏陶中,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中,经受着传统惯性的推拉。这是无法逃脱的“命定”。它使得人类文化的发展主要地不是表征为普遍的和制造的进程,而是呈现出经由历史延续而培育的特征。

文明的全球视野。传统典故虽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但是,它所包含的故事情节或者隐藏的思想观念可能具有普遍性。“直躬证父”的典故无疑始出于孔子,并在庄子、韩非子和孟子那里得到了不同版本的流传。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不同的思想家对于“直躬者”具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但是,跳出中华民族文明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中也有着类似的“直躬证父”的例子。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记载,游叙弗伦告诉苏格拉底,他要起诉自己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苏格拉底称之为只有那些拥有极高智慧的人才会这样想。这就给出了不同于孔子和孟子的答案。或许传统典故的情节中西互异,但是如果中华民族传统典故蕴含的思想观念,放置在更加宽泛的世界文明框架内去解释,那么,会显示出更加充分的思想力量。“孺子将入于井”点明人皆有恻隐之心,但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家不着力于理论思辩,因此这则典故虽具有顿悟人心的冲击,但却缺乏逻辑的力度,例如它尚未刻画出恻隐的意向体验。而西方的情感现象学却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休谟将同情理解为“将他们的感受注入”我们自己之中,斯密把同情在根本上视为是“与受苦者设身处地”,胡塞尔将同情刻画成“为他在受苦而苦,因他在受苦而苦”。耿宁则提出,“我们这样担惊受怕,不是因为这个处境被体验为对我们是危险的,而是因为它是对另外一个人而言是危险的,我们是为他者担惊受怕,我们倾向于做某事不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对那另外一个人而言的危险处境。”[11]因此,“孺子将入于井”所激发的“恻隐”,根源于“将入于井”的危险处境,而不是源于“孺子”的苦难。事实上,懵懂未知的“孺子”可能从“将入于井”的危险处境中,体验的不是苦难,而是新奇与快乐。因此,聚焦中华民族的传统典故,不必然摒弃与世界文明谱系中传统典故的对话。恰恰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的比较中,才能更清晰地理解特有的故事情节或者思想观念的深远价值。

传统典故进入高校德育不仅可以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内容的教学,通过对作为案例的传统典故的深度剖析,使教材中重要的知识点更加鲜活和形象,使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认更加深刻；而且沟通了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联系,使得围绕传统典故的知识性考据、义理性发微、观念史考察和伦理式想象所积累的丰硕的学术成果,转化成有效的教学资源。同时,中国古典思想家经由观人、说事和论物而传达思想智慧,通过日常生活经验言简意赅的点化而开悟道德心灵的教育传统,对于当前完善大学阶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陈少明.想象的逻辑:来自中国哲学的经典例证[J].哲学动态,2012(3).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119－120.

[3]陈少明.想象的逻辑:来自中国哲学的经典例证[J].哲学动态,2012(3).

[4]梁涛.“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J].哲学研究,2012 (10).

[5]裴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新解[J].孔子研究,2009 (3).

[6]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J].哲学研究,2002(3).

[7]童建军,马丽.“以羊易牛”与仁慈美德[J].道德与文明, 2013(4).

[8]汉语大词典:第6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366.

[9]周大鸣.现代人类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6.

[10]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13.

[11]耿宁.孟子、斯密与胡塞尔论同情与良知[J].陈立胜,译.世界哲学,2011(4).

[责任编辑:吴易泽]

Analysis on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Allusions to M 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NG Jian-jun(School of Marxism,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

Traditional literary allusions are a series of classical stories and caseswith profound thoughts.In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they have formed into the essence of national culture,the symbol of national wisdom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national spirit.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allusions intomor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ceptance rule of education,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cademic to teaching,returns to the traditional excellent Chinese education,and reflects the concept of modern advanced education,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students’understanding and critical inheritance ability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swell as cultivate their historical view of culture and universal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The premise of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allusions into moral education is the integrated usage of knowledge of textual research,investigation of concept history and the imagination of ethics,and to mak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llusions.

traditional literary allusion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G641

A

1009-5446(2016)04-0033-08

2016-09-01

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15JDSZK033)；2014年中山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童建军(1978－)，男，江西鹰潭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伦理学博士，主要从事道德哲学与道德教育研究。

广东青年研究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