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缀集》读书笔记（五）：诗可以怨

2023-11-07 11:35|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五

诗可以怨

//钱锺书先生曾说起若是这篇《诗可以怨》若要翻译成英文，该翻成Our Sweetest Songs为好。取自雪莱《致云雀》(To a Skylark)，原句为"Our sweetest songs are those that tell of saddest thought."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P.116)

明末陈子龙曾引用“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那句话，为它阐明了一下：“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 ... 何休仿佛先遵照《传》文，交代了高谈空论，然后根据经验，补充了真况实话：“太平歌颂之声”那种“高致”只是史书上的理想或空想，而“饥者”、“劳者”的“怨恨而歌”才是生活里的事实。何、陈两说相辅相成。中国成语似乎也反映了这一点。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词句。(P.117)

司马迁的那种意见，刘勰曾涉及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 · 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 ... 刘昼《刘子 · 激通》：“楩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以衔明月之珠。鸟飞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踰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 ... 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他痛苦的病料。... 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P.118-P.119)

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采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作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刘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潦倒愁闷，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P.120-P.121)

韩愈一开头就宣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 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所作为”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司马迁的“愤”就是“坎壈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 ... 按照古代心理学，不论什么情感都是“性”暂时失去了本来的平静，不但愤郁是“性”的骚动，欢乐也一样好比水的“波涛汹涌”、“来潮”。(P.122-P.123)

韩愈确曾比前人更明白地规定来“诗可以怨”的观念，那是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这篇文章是恭维两位写诗的大官僚的，恭维他们的诗居然比得上穷书生的诗，“王公贵人”能“与韦布里闾憔悴之士较其毫厘分寸”。言外之意就是把“憔悴之士”的诗作为检验的标准，因为有一个大前提：“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P.123-P.124)

我们常说：“心花怒放”，“开心”，“快活得骨头都轻了”，和“心里打个结”，“心上有了块石头”，“一口气憋在肚子里”等等，都表达了乐的特征是发散、轻扬，而忧的特征是凝聚、滞重。欢乐“发而无余”，要挽留它也留不住，忧愁“转而不尽”，要消除它也除不掉。用歌德的比喻来说，快乐是圆球形，愁苦是多角物体形。(P.124-P.125)

//又是一组方向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

我们不妨说，虽然在质量上“穷苦之言”的诗未必就比“欢愉之词”的诗来得好，但是在数量上“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P.125)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并不损害旁人。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 ... 于是长期存在这样一个情况：诗人企图不出代价或希望减价而能写出好诗。小伙子作诗“叹老”，大阔佬作诗”嗟穷“，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作诗”伤春“、”悲秋“。(P.126-P.127)

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诗词中，这种无中生有(fabulation)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它经常报忧而不报喜，多数表现为“愁思之声”而非“和平之音”。(P.127)

//这就是我们的语言之所以不是思维的边界的重要例证。我们依据语言思考，却不仅仅依靠语言思考，由此，语言决定论(language determinism)是不正确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凡不可言说的，必须对其保持沉默。”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语言之外仍有思维和概念容身的所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这种“伪装”的功能也是它存在的价值所在，我们不必把心中所想一一具言，而是选择性的呈现，这也是一种对个人形象的最基础的建构。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都在表演自己。J.L. Austin在他的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提出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理论，言语就是一种行为，而不只是一段信息。言语在表意(locutionary)的作用之外，还有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和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的作用。这样来看，言语总是在进行行动，总在创造事实。只是有时这种行动和事实与心中所想相接近，有些则刻意与原意不同。

辛弃疾《丑奴儿》上半阙说“不病而呻”、“不愤而作”；下半阙说出了人生和写作里的另一种境况，缄默——不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往往意味着极（“尽”）厉害的“病”痛，最深切的悲“愤”。(P.128)

显然，姓李的人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原理写诗，而且很懂得诗要写的具体有形象，心情该在实际事物里体现(objective correlative)。(P.129)

//人在欣赏文艺作品时产生的形象就是意像(mental imagery)。从认知的角度的来讲，意像比其它各种借助言语、逻辑和比喻的表达都更意蕴丰富。现代文化研究非常重视具体形象的研究，正因为它对人的影响最广泛、也最深刻。

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中，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的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越来越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P.130)

//在人类知识总量还相当有限的时代，学科并没有明显的分化。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encyclopedic)的学者。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激增的知识量迫使人们进行学科分科。到今天，学科分裂已经愈加严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Azimov)在银河帝国系列中写道，由于知识总量的极度巨大，每个人只能掌握系统之中的一小部分知识，一次动荡和割裂就会造成文明的退化。当下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越来越注意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和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交流。现代交叉学科主要有三种：一是用一种学科的方法研究另一学科的问题，如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itics)；二是用多种学科一起研究某一问题，如纳米科学；三是研究各个学科之间的共同点和规律性，如控制论。

在认识过程里，不解决问题比不提出问题总还进了一步。当然，否认有问题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痛快方式。(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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