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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艳情诗为代表的情色描写,原本就是诸多西方大文豪钟爱的创作形式。 在中国,色情歌谣可以和胡适、鲁迅、顾颉刚、刘半农等大人物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西方,大文豪们在艳情诗的创作、鉴赏和传播方面也不会缺席。其原因或许正如亚历山德里安所说:“在西方,情色文学与艺术作品长期以来是少数有权有势的菁英分子据为己有、自得其乐的奇珍异品,一般老百姓根本缺乏一窥情色艺术堂奥的管道。” 提到精于情色描写的西方文人,首先想到的会是拜伦。 我30年前读拜伦的长诗《唐璜》,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这一节,写情窦初开的唐璜和邻家少妇朱丽亚间的情愫: 朱丽亚的冷淡也是和善的,她发颤的纤手,从他的手中温柔地缩开,但是留在后面的,是令人心惊的轻轻的一压,那么温和而飘忽,那么十分地飘忽,对心灵只是一个捉摸不定;但魔术师的魔杖,以亚弥达的全部法术,也作不出像这样轻轻的一触在璜心上留下的变化。 细腻之至,也香艳之至,完全可以达到“干干净净,华丽唯美”的境界了。 一位医学史专家曾告诉我,历史上的革命者通常具有如下特征:激进的、左倾的、忧郁的、内向的、多愁善感的、愤世嫉俗的、勇于冒险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最容易患的疾病是肺结核;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通常是性欲高亢的——这正是肺结核带来的症状之一。而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对象,当然也包括传统的性观念和性道德。 参照这位医生的标准,《唐璜》中的唐璜就是这样的革命者;拜伦笔下的唐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己。唐璜原是传说中人物,风流好色是其特征,故在西语中“唐璜”一词,大抵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登徒子”,是“好色之徒”的同义语(不过没什么贬义)。 拜伦出身苏格兰贵族,情窦早开,15岁时就钟情于邻居查沃斯小姐,虽然她后来嫁给了别人,拜伦却长期不能忘情。这位佳人,自然会让读者联想到《唐璜》中邻家少妇朱丽亚的形象。成年后,拜伦在社交场中广受欢迎,变得风流放诞起来,尽情享受“逢场作戏的爱情”。他浪迹天涯,到处留情,亦不失上面那位医学史专家所说的革命者本色。 接下来就该谈到海涅了。 海涅和拜伦,都是社会主义阵营能够接受的西方诗人。实际上,他们在艳情诗的创作方面,丝毫不比其他“腐朽的”西方诗人落后。如海涅《抒情插曲》中的段落: ……她的丰姿艳色宛如蔷薇,她的披纱是纯粹的金银珠宝,金色的秀发在她的娇躯周围飘舞,她那盈盈秋波充满无限娇娆,两人于是紧紧地互相拥抱。 可爱的亲密女子!你要亲密地将我拥抱,用你的两臂、两腿,和你柔软的娇躯将我缠绕。 蛇中最美丽的蛇,已经强力地抱住、缠住、而且盘住了最幸福的拉奥孔。 活用了拉奥孔被蛇缠死的典故,当然是暗示他在和这女子交欢时快活得欲仙欲死的感觉。诗意虽然香艳,字面不失典雅,这就是“用典”带来的奇妙效果。 我忽发奇想,记起了当代中国学者张宽仿作的西方艳情诗。这首诗是模仿德国文学中的“谣曲”形式,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听说“某北大西语系出身的川籍才女竟与一教士结婚,感叹之余”而作。下面是起首的几段: 多瑙河的两岸长满了葡萄,德意志的河川里住满了水妖,水妖中最妖媚的那一只,就住在多瑙河转弯处的雾堡。 小水妖的头发黑中透黄,像乌云镶上了一道金边,小水妖的美目清澈澄明,像多瑙河水一样左右流盼。 罗娜的芳名,传遍了南德山地,施瓦本的诗人,初尝到青春的惊喜。赫尔姆特收拾起诗囊,跨上瘦驴:“人妖必能沟通,以缪斯的名义!” 我之所以从海涅联想到张宽,是因为张宽说这首《小罗累莱谣曲》摹拟了德国浪漫派风格,而海涅一向是被当作浪漫派大师的,他也歌咏过罗累莱(传说中的水妖): 天色晚,空气清冷,莱茵河静静地流;落日的余辉,照耀着山头。 那最美丽的少女,坐在上边神采焕发,金黄的首饰闪烁,她梳理金黄的头发。 罗累莱的传说,本来就是极其香艳的,用今天的话说,也可以说是极酷的——美貌的水妖、歌声、引诱、水手之死……,难怪它既能得到德国大诗人的青睐,也能激发国人仿作的灵感。 30年过去了,海涅歌咏罗累莱的诗句我竟然还能背诵,这想必就是艳情诗的魅力吧。这种魅力,在中国和在西方是共通的。 □节选自《性学五章》,海豚出版社2013年9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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