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与苏联现代化

一 不该忽视的俄罗斯历史传统

　　（一）政治制度的专制集权传统　　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接受文明，是公元988年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即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俄罗斯接受的基督教，是拜占庭基督教，即基督教的东部教会，公元1054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之后，它便称东正教了。东正教的文化基础是希腊文化，这是一种在西方看来属于东方，而东方看来属于西方的文化。拜占庭帝国于公元1453年灭亡后，东正教的中心便转移到俄罗斯，当时俄罗斯人自称是"第三罗马"，就是自诩为基督教正宗传人。从世界文化的分布看，俄罗斯文化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是个独立的世界文明。在史学大师汤因比列举的21种世界文明中，就有俄罗斯文明，他把它称为"俄罗斯社会"[1]。美国著名学者塞·亨廷顿在自己极有影响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则把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作为世界8种文明之一[2]。俄罗斯接受基督教，拉近了与西欧国家的距离，但是，俄罗斯文化的属性决定了它并不能"融于"西方文明之中。现在的俄罗斯领导人，一心想使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但西欧人却不把俄罗斯人视为"同宗"[3]。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烙印是从接受拜占庭基督教开始的。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在西罗马灭亡后，它曾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当时的基辅罗斯在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中，大量吸收了该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等等，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国家制度的完善。在拜占庭对俄罗斯的诸多影响中，我认为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制度。拜占庭帝国奉行"君权神授"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集神权、政权、军权、法权于一身。对于当时政治制度尚未定型的基辅罗斯来说，拜占庭制度迎合了基辅大公对权力的渴望。具有东方特征的拜占庭制度的引进，又经过240年蒙古统治之后，使俄罗斯政治制度完全东方化了。蒙古统治使俄罗斯政治制度不仅具有专制集权特点，还加进了野蛮的军事统治的内容。经过历代大公、沙皇的不断完善，带有军事统治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俄罗斯根深蒂固地保存下来，它经久不衰、形成传统、实行了近千年。在苏联时期，本质上也是这种制度，只不过有着社会主义的名义，这使人们在评价苏联制度时不得不非常谨慎。　　（二）国民经济军事化和领土扩张传统　　尽管历史上一切统治者都有发展军备和扩张的本性，但俄罗斯这两个传统的形成恐怕主要来自蒙古统治的影响。蒙古人只依靠战马和弓箭，便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掠夺数不清的财物，靠的当然是军备。蒙古统治给俄罗斯人打上的烙印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和战争是掠夺领土和财富最直接、最有效、最省力的手段，要想打赢战争，就要发展军备，于是发展军备便成为国家第一要务。二是国家对人民的控制，最严密、最具有威慑力的方式，是军事统治制度。蒙古人的八思哈制度给俄罗斯人的烙印极深。当然，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远远不止上述。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在20世纪90年代初独立时，说过一句话："俄罗斯人的骨头是鞑靼人的"[4]。俄罗斯人受蒙古人的影响确实是多方面的，如粗放经营、重量不重质、重物轻人等等。一般地说，蒙古统治者劣性传统都被俄罗斯统治者所继承。如伊凡四世的暴虐，彼得一世的野蛮专横等等，都能看出蒙古统治者的印迹。　　马克思认为，俄罗斯统治者侵略扩张的特性，来自它的政治体制，来自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因素[5]。就是说，专制制度、扩军备战、对外扩张这3种现象只是一个事物的3种不同表现形式。其根源还在政治制度的需要。　　俄罗斯扩军备战，领土扩张传统发展的顶点，还是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这时期的苏联不仅扩军备战的规模成为世界之最，其势力范围的扩展在俄罗斯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三）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俄罗斯下层人民的传统价值观　　俄罗斯人直到公元7世纪才有了有记载的历史，当时他们还处于氏族公社时期。在当时的公社内部，占主导的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公社的大事由其权力机构韦彻（）来决定。例如，推举或罢免王公，决定战争与和平，批准法律，决定分配制度等。韦彻由公社长老组成，集体裁决（民主表决）公社大事。这就是俄罗斯氏族公社的人民议会制度[6]。公元8~9世纪，俄氏族公社逐渐瓦解，开始形成地域性农村公社，在南方被称为维尔夫，在北方被称为米尔[7]。随着氏族公社解体，特别是经过蒙古统治之后，原来的民主传统大多已被涤荡，但米尔（村社）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和平均主义思想传统则一直保留到20世纪初。甚至苏联时代的集体农庄，都可视为米尔的翻版。总之，可以认为，由俄罗斯人民自身保存下来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传统，是下层人民的文化特征。而上层则顽强的表现出专制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传统。只不过，下层的这个传统后来（即拜占庭帝国灭亡、俄罗斯自称"第三罗马"）又与东正教的普济主义或救世思想相结合，在近代成为抵御西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或"工具理性"的有力武器。俄罗斯之所以迟迟不能爆发类似西方的文化变革运动，就是因为有着这些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俄罗斯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都与这一传统有关。在沙皇时期，集体主义被国家利用，成为支撑国家、支撑专制制度的一种思想支柱，从而把集体主义变成国家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在苏联时期，集体主义仍然有力地支撑了国家，支撑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是传统集体主义支撑的产物。　　以上3点是俄罗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传统，它们对俄罗斯现代化的进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传统在俄罗斯扎根很深，即使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冲击，也很少动摇它们的生命力，甚至产生膨胀的倾向。其膨胀倾向主要表现在斯大林及其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强烈的传统意识和根据这种意识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方面。俄罗斯这?quot;迟到的巨人"，其现代化计划都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进的。传统思想左右着国家现代化，就意味着现代化不可能顺利前进。

　　二 旧传统在新国家中的膨胀

　　从理论上说，发生在1917年的俄罗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对俄罗斯顽固落后的旧传统的剧烈冲击，乃至根绝。但事实并非这样。道理很简单，政治革命只能解决政权的变更，并不能立即解决生产力发展，更不能解决（短时期内）文化上的变革及改变一代人的思维。几百年的俄罗斯传统思维，会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就一扫而光？也许，在革命刚刚胜利时，带着激情，革命的人民在战时共产主义大潮中已看到了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曙光。但当革命的冲动过后，人们开始冷静的估计俄罗斯革命了。就在苏维埃政权建立5年后，列宁已经把这个政权看清了。1922年列宁患病，离开了国家权力中枢，这更给他客观观察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列宁在病中口授的5篇文章和一封信（即《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亦称《列宁遗嘱》），是他对苏维埃政权观察5年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列宁在这些文章、书信中表达了下述观点：（1）苏维埃政权机构是"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8]它们"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9]。（2）党已经有了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列宁建议党中央委员会（党的权力机构）应该扩大到50人或100人，要多吸收工农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3）健全和完善党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改组工农检察院（负责人是斯大林），把党和国家两个监察机构合并，使新的监察机构拥有与党中央平行的权力，其成员有权审查政治局的工作和各种文件。列宁的警告实际上只集中到一点，即防止国家权力集中于一人或少数人，重走俄罗斯专制集权的老路，防止国家机关的官僚化。　　列宁还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的实践设计出具体的模式。俄罗斯共产党人要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只有自己去摸索。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证明，列宁找到了新经济政策之路，就是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之路。他为苏维埃国家政治体制设计的蓝图，也是正确的蓝图。 　　但斯大林没有走列宁设计的路。他完全按俄罗斯传统思路设计俄罗斯，这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是亚洲人，学生时代受的是东正教教育，参加革命后主要在国内活动，很少受西方人文精神的影响。他在国内各地的革命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权力"表现出极大的欲望[10]。俄罗斯旧传统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他来掌苏联的"舵"，苏联又能向何处去呢？由于斯大林极强的权力欲望，粗暴的工作方式和对同志的无情打击，大俄罗斯主义及对新经济政策耿耿于怀，病中的列宁建议党代表大会撤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但俄共在列宁逝世后，由于党内斗争复杂的原因，斯大林保住了自己的职务。于是，列宁的担心，以及比列宁担心要大得多的悲剧，在列宁的身后发生了。这些悲剧主要是俄罗斯旧传统的一步步的"复活"。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政治体制中，斯大林把专制集权的旧秩序逐步搬到苏维埃机构中，形成一种苏维埃式的现代极权政治体制。 　　从政治学角度看，现代人类最厌恶的两种政治制度，一是专制制度，二是极权制度。这两种制度在本质上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区别，但在政治学理论中关于政治制度的划分上，它们分属两种不同的制度。政治学权威布莱克威尔认为，专制制度是指其统治缺乏公众参与和宪法制约，强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统治者的命令，但它强制的范围还是有限的。而极权制度则是用暴力企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用各种手段策动全体人民支持其政策[11]。就是说，前一种制度的实质是强制服从，而后一种制度的实质则是暴力控制。苏联由斯大林建立的政治制度，从政治学角度看，属集权范畴，但又超出极权制度范畴，应该是极权与专制两种制度的结合，再加上现代政党制度的运用。当然，还有种种社会主义的外在形式。 　　为什么下如此结论呢？　　首先，斯大林式政治制度不要社会主义民主，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把社会主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民主和富裕都抛弃了。斯大林政治制度最崇尚国家，崇尚专政，崇尚暴力。一位中国学者认为，"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把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只归结为专政的职能，而把专政的职能只归结为暴力，并把暴力看作是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主要途径和手段。"[12]　　社会主义与民主，虽然两者不是一个范畴，但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列宁则精辟地写道："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13]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4]抛弃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斯大林政治制度，已经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轨道。　　斯大林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党政双重统治，双重控制，层层控制，多元控制（包括意识形态控制）。在斯大林政治制度中，党处于最高的、绝对的领导地位。斯大林本人也是以党的领导人（总书记）身份来控制国家的。党不仅控制监督国家政权机构，也通过各级组织直接控制社会和居民。这种由斯大林创立的政治制度，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学者们对斯大林政治制度的剖析是深刻而精辟的。他们概括这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quot;一党独存，一党执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政治局，而不是它的权力机构党的代表大会"，"党的领导人大权独揽，不受法律限制"，"党内缺乏监督机制"，"国家官员名义上的选举制，实质上的委任制"等等[15]。这些都是斯大林极权政治制度的各种表象。从政治学角度看，它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毫无共同之处。其次，斯大林政治制度以暴力控制为核心，违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斯大林实施暴力控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激化论及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制制约[16]。斯大林暴力控制的手段，一是舆论上的控制镇压，为此建立庞大的意识形态机构，控制舆论，并在法律上制定思想法和书报检查制度。二是建立庞大的军警机构，对反抗者随时进行武力镇压。斯大林时期的军警机构，受斯大林个人指挥、权力无限、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其职能无所不包，不仅控制镇压下层人民，也控制镇压党内反对派以及不服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利用军警镇压方面，斯大林要比历代沙皇要严厉得多。据统计，被称?quot;警察国家"的沙皇俄罗斯，在19世纪的100年中，由于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只有几十人（每年平均不到1人），被关进监狱和流放地的"政治犯"也只有数百或至多数千名[17]。很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数次被捕，斯大林就被捕五六次之多，但只判流放，并未枪毙杀头。而在斯大林时期仅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1937~1938年）就有100万人被枪决，另有200万人死于劳改营[18]。椐布热津斯基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由于斯大林的镇压而死亡的人数在2000万~2500万人的范围内[19]。这些数字是西方人估计。1991年，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说，当时已查明，1920~1953年期间，在苏联大约有420万人被镇压，其中200万人是1937~1938年被镇压的[20]。这就是斯大林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把它与社会主义区别开来，那是真正给社会主义抹黑。　　（二）领土扩张和经济军事化传统的新膨胀　　马克思对俄罗斯领土扩张传统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它是沙皇俄罗斯的基本国策。马克思认为，最初作为蒙古奴才的莫斯科公国，实行的是陆地蚕食政策，其扩张目标只是欧亚大陆中央部分的有限土地。彼得一世之后，俄罗斯则把蒙古奴才的陆地蚕食法与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方法结合在一起，其目标则从单纯的陆地扩张变成濒海扩张[21]。马克思的论断有历史事实作依据。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最初形成的莫斯科公国，土地面积只有1300平方公里，到1457年伊凡四世称沙皇时，俄罗斯的版图已达280万平方公里。从伊凡四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倒台的370年间，俄罗斯的版图从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土地7倍多，平均每年扩张达54万平方公里[22]。　　斯大林对历代沙皇的领土扩张表现出十分满意的感激之情，而对批判沙皇扩张的马克思、恩格斯表现出不满。恩格斯1889年写的文章《沙皇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一文，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俄罗斯的侵略扩张政策，竟受到斯大林的批评[23]。莫洛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写出了斯大林对俄罗斯扩张传统的态度。他写道："历代沙皇为我们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现在我们同资本主义斗争就容易多了。""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不坏。"他还回忆说，斯大林本人谈到这一点时也是眉飞色舞[24]。斯大林在实行俄罗斯历来的扩张政策时，总是打着保卫或增强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实质上他与祖先们是做的同一种工作。斯大林时代所扩张的版图，主要是二战前在建?quot;东方战线"时对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及芬兰的扩张，这次扩张领土的总面积达46．6万平方公里[25]。此前他还与法西斯魔头希特勒签订了瓜分这些国家的密约[26]。在向密约瓜分到的领土进军过程中，在波兰逮捕了波兰军官2万余名，押回苏联，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及其他地方秘密枪杀，此后怕事情败露，又秘密销毁这2万人的档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卡廷森林事件"。对于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斯大林及其后任都矢口否认，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才不得不承认事实。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之所为？公然违犯国际公约灭绝人性，口中还要高谈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纯粹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自毁行为。难怪一位中国学者说，苏联之所以崩溃， 原因之一是"见不得人的事做得太多了，做了又不敢承认。"[27]毁了自己，也毁了世界社会主义形象。　　二战结束后，苏联又以战胜国资格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等进行领土扩张。为占领不与它邻接的德国领土，波兰领土不得不"向左移动"。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发展为"社会帝国主义"，其势力范围已扩大到欧亚大陆之外的非洲和拉美。这时的苏联，实际上实现了200年前彼得大帝的宿愿。　　领土扩张需要国民经济军事化作为基础。"军事第一"这是俄罗斯历来不变的传统。而军事化的基础又是重工业（实为国防工业）。斯大林承认，"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在国内创造一切技术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28]　　俄罗斯国民经济军事化传统，从伊凡三世到勃列日涅夫，不仅是一脉相承，而且步步加深。在斯大林及其之后的苏联，据中外学者们推算，其国内生产总值（GN P），在战前只相当美国的1/3左右，到20世纪70年代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但苏联的军费支出要占国民总产值的25％左右[29]，（美国大约占4％，日本只占1％），如果加上"潜在"的军费支出，所占比例就更多了。从这种政策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俄罗斯传统在苏联是如何发挥自己巨大能动作用的。　　总之，从彼得大帝到叶利钦的俄罗斯现代化进程表明，俄罗斯这个国家靠内部经济因素促成的发展始终是不充分的。俄罗斯孕育着巨大的政治变革因素，因为它落后，矛盾太多。但却非常缺欠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因素。由于经济与文化落后，在俄罗斯，既没有"自由的人"，"也没有独立于国家的制度化的公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便成为社会经济变革和推进现代化的惟一力量[30]。由于国家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具有特殊的作用（这一点任何国家也不能与苏联相比），而且这个传统又是从沙皇俄罗斯继承下来的。因此，苏联这个国家最大特点是，政治第一，政权第一，军事第一，扩张第一。这四个第一合起来就是国家第一或权力第一。这个传统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的障碍。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又是现代化进程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他在权力和发展之间，总是首先选择个人的权力第一，只是在权力加强的基础上才考虑发展，即现代化。因此，经济发展（现代化）与极权政治体制总是矛盾的。这是苏联（包括俄罗斯）现代化屡屡受挫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 苏联现代化的文化定位

　　苏联现代化是俄罗斯现代化整个链条中的一环，也是俄罗斯现代化找不到出路情况下选择的一种新模式试验。苏联现代化模式，被学者们认定为世界现代化的第二种模式，最先指出这一观点的是美国学者皮特·伯格（Peter Berger）[31]。　　从经济观点上看，苏联式的现代化，是在三化（国有化、集体化、工业化）和指令性计划经济基础上，由国家控制和组织的赶超资本主义的模式。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建立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的一种封闭的经济体系。斯大林把苏联与资本主义两个经济体系称为"两个平行市场"，其意思是说，苏联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相互独立，相互对立，自成体系，各具特点（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自我封闭，用"平行"一词是说苏联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实力上具有平行地位。　　（二）苏联国家的政治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特征，即以国有化和指令经济为根本经济特征。这一特征是苏联现代化模式形成的基础和运转的基础，也是苏联现代化模式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本质特征。（三）在苏联现代化的起步和运行过程中，国家（即政府）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由国家全面控制和掌握现代化的全部进程是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又一大特征。在苏联，"国家"是真正的主人（人民只是名义上的主人），它不仅掌握国家的全部财富，也掌握所有人的命运，以及一切经济计划和国家发展的大权。"国家"既是现代化政策的制定者， 也是实施中的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贯彻者和监督者。就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权力而言，苏联堪称世界之最。　　（四）苏联的现代化，是以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和增强军事实力为主要目标的。它的意图是，即使在经济实力还不能与资本主义抗衡的情况下，在军事上一定要赶上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几百年来俄罗斯的主要传统和基本国策。为了赶超，就要走"捷径"（因为苏联落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这个"捷径"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此，斯大林发明了一种理论，他说："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32]。斯大林所说的重工业，就是军事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作为世界第二种现代化模式的苏联模式，它是否有优越于第一种模式的地方呢？应该说是有，否则它不能生存近一个世纪。它的主要生命力是，落后国家为了赶超先进国家，可采用这种模式，以在短时间内利用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国家急于发展的项目，尤其是军事类项目。只能说在这一点上苏联模式具有实效性。就是说它适用于突击式或群众运动式。但作为一种长远的现代化运作模式，它显然不适用，弊极多而利极少。因此，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之后，苏联模式已被世界各国抛弃。 　　那么，苏联现代化模式作为世界现代化模式之一，应怎样去观察透视，我的观点是，从经济角度看，苏联模式确有与西方模式本质上不同的地方，可以称之为世界第二种现代化模式。但从文化角度去分析，则苏联模式与西方模式却属于同一类，它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量的不同。　　从文化角度看世界现代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只产生两种模式，?quot;物化模式"和"文化模式"。而苏联模式与西方模式都属于"物化模式"。所谓"物化模式"，是以西方"工具理性"价值观为理论指导，在行为上完全是以不择手段的获取物质财富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最通俗的涵义，是崇尚并赤裸裸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人或人的智能因素。在行为上必然形成目光短浅、惟利是图和功利主义。而"文化模式"则是以人为现代化之本，以开发的人的智力成果作为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即用教育兴国，科技兴国，应用现代管理等手段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文明、富裕、强盛的目的。我们用以上标准去观察苏联模式，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模式不仅?quot;物化模式"中的一种，而且是"物化模式"中的低级形式。为什么？　　第一，苏联现代化仍未摆脱由国家控制一切经济运作的形式，仍未摆脱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来的"富国为了强兵，强兵为了扩张"的低级野蛮国家运作形式。苏联自斯大林开始，仍然把"强兵"放在国家政策第一位。为了"强兵"，则不择手段地追求国家物质强大，这就是"工具理性"价值观的最强烈反映。与西方不同的是，苏联是以集体或国家为出发点去拼命实践"工具理性"价值观，追求最大的功利。而西方则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去追求功利。俄罗斯自彼得一世以来，已把俄罗斯的传统同西方的功利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对财富、利润、土地最疯狂的追逐者。 　　第二，在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上，苏联所选择的重工业化、"走捷径"之路，与西方的工业强国，物质强国之路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苏联做得更加极端，更激进，更功利，其"强兵"的欲望比西方更迫切。赶超西方，"走捷径"的实质，是走同一条路，达到同一目标。只不过西方是迂回的，而苏联更直接罢了。　　21世纪是文化世纪，只有用文化的观点去观察问题才能跟上时代发展。曾兴盛了几个世纪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今天已开始"没落"[33]，与它走同一条道路的苏联现代化模式也已被世人所抛弃，人们正在追寻现代化的新模式--"文化模式"。目前，被学者们称为"工业东亚"的现代化模式，就很接近现代化的"文化模式"，如今它被学者们称为世界现代化的第三种模式[34]。现在，正在奔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摈弃"物化模式"，追求"文化模式"，更快赶上发达国家。

　　　　　　　　　　　　　　　　　　　　　　　　　　　　　　　（责任编辑 向祖文）

[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序论。汤氏在此书中把"文明"与"社会"二词视为同义，相互混用。[2]塞·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3]冯玉军：《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考察》，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4期。[4]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中国人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5]参见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6]姚海：《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7]同上。[8]《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9页。[9]《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6页。[10]参见奥弗申科在《苏联历史问题》中发表的连载文章《斯大林及其斯大林主义》。[11]参见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12]姜长斌：《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13]《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14]《邓小平文集（1957~1982）》，第154页。[15]以上各种观点参见宫达非《苏联剧变新探》中的有关文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陆南泉等《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的有关文章，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6]参见姜长斌等《读懂斯大林》，第188~192页。[17]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页。[18 ]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2页。[19]同上。[20]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6月14日电。[21]参见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22]姜长斌等：《读懂斯大林》，第264页。[23]同上，第381页。[24]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25]参见姜长斌等《读懂斯大林》，第395~397页；又见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第47~49页。[26]同上。[27]荣植：《浅析苏联崩溃的原因》，见陆南泉等《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160页。[28]《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8页。[29]王金存：《从经济发展实绩看苏联剧变的原因》；黄宗良：《从党群关系、"社""资"关系看苏联剧变的根源和教训》，载《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248、179页。[30]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第102~103页。[31]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32页。[32]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载《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页。[33]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又见塞·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34]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