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动妇女节，谈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文章是我去年写的一篇期末论文，比较水，主要是对西马的女性主义各个流派的介绍。今天发到出来是因为发现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没有过多了解。发在这里作为一个简单的普及，有错误欢迎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产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浪潮：他们分别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欧洲学生民主运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三种运动在自由和解放的旗帜下试图反抗现有资本主义逻辑、父权制逻辑。因为现行的西方民主社会在自由、平等的表象下是对少数群体的压迫与忽视。正如“《人权宣言》是在女人的脊背上签署的”—样，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在黑人的血泊中发表的，民主自由也只归属于欧洲——与殖民地无关。[1]

  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正是在这样的“红色六十年代”中爆发的。女性开始更为激烈地斗争——为了自身的权利与自由。她们走上街头控诉数千年来遭受的不公，为了堕胎权，为了平等的工作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2]，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描写女性的境地时这样写道。妇女解放运动在这数十年间更进一步发展，先后形成了三个时期的女权主义思想。

  第一代女权主义者追求男女的绝对平等，男性拥有的权利她们也要同等地享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她们提倡以性别问题为中心，整个社会的社会活动按照男性标准开展，这种女权主义实际上仍然把女性嵌入了男权框架下，忽略了不同的女性的差异与不同男性的差异。

第二代女权主义者意识到了前者的不足，开始更多的关注女性个体的差异与男女之间的差异。这一时期的代表有激进女权主义，她们认为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要想实现妇女解放就一定要消灭父权制，但是激进女权主义者过于关注个性化与差异化，并且为了否定男性而去否定，最终会使女权主义走向无根化以至于滑向虚无主义。

第三代女权主义者不再拘泥于两者中的任意一种，而是既承认差异也要求一定程度上的宏大叙事——即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着手，结合女性主义思想，为探索女性解放道路提供了新的路径。[3]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女权主义正是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的发展中产生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海蒂·哈特曼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其实都是同一种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4]或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女性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再到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个不同的时期有着相同的思想来源与不同的斗争对象与斗争方式。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注重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既定框架，从阶级和社会生产的角度进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其代表人物有伊芙琳·里德。她向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发起抨击，认为其把男性作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不能仅仅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归根于生育功能的束缚和两性性别的生理差别，这种片面的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伊夫林·里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她认为要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女性受压迫这个问题，她对女性受到剥削和压迫的根本原因进行探析，认为其是历史的和社会的。

如在原始社会,人类实行部落集体主义制,妇女与男人都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但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结束，女性地位的衰落也随之产生，父权制家庭的确立、私有财产的出现以及国家权力的建立，这三种原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她认为“原始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被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劳动分工所取代”。[5]至此，女性开始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并被固定在家庭当中。

  这一状况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之初得到好转，反而被加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被迫越来越依赖自己的丈夫，使得其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随之而来的就是更进一步的压迫。要么选择在家养育下一代，要么出去找一份最底层的工作。女性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在于，赞同激进的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但与此不同的是，它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提出妇女解放时，它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女性压迫现象，并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一是二元制理论，代表人物是海蒂·哈特曼和朱丽叶·米切尔，其主要观点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和对父权制的分析。但这种观点的根本问题在于，父权制分析具有性别特征，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又具有阶级的特性，中间有间隙。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了第二种理论，即一元制理论，代表人物是艾里斯·扬和阿利森·贾格尔。一元制理论基于性别分析，而并非基于阶级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把资本主义当成是一种父权制度。

（三）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不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是导致妇女受剥削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在其中起一定的作用。她们主张综合多个原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文化、意识、女性身份等。除此之外，对于妇女解放和自由的途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也积极进行了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强调他者与差异概念的重要性，主张被边缘化了的他者能够审视、批判主导文化的规范价值。他们注重女性身份的变化，不再寻求妇女共同的观点和立场，积极解构在男权文化中女性身份本质的话语权。其代表人物为尚塔尔·墨菲。

    尚塔尔·墨菲通过反本质主义解构了女性主义的主体性身份，并融合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概念来理解女性的性别身份。这种解构不再将女性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一个多元化的实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对女权主义的反本质主义批评不会成为民主规划的障碍，而是有助于民主规划的实现。女权主义也将成为批评性别平等和父权制的理论基础，在民族和阶级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成为激进民主的基础。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现实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扩展了马克思定义的“异化”范畴，提出了女性的异化。并且在关于使妇女回到社会生产的问题上肯定恩格斯所说的“一切妇女回到公共劳动中去是女性解放的首要条件。”[6]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女性要回到生活领域，投身社会生产劳动，在劳动过程中获取劳动价值的同时，扩大了自己的社会交往，通过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来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求。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能在经济上不依赖于男性，不从属于男性。

    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对女权主义本身的发展，它超越了传统的女权主义视角，全面的，辩证的看待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拓展了女性主义的研究视域与方向，为世界女性解放事业提供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