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中肯地评价唐代女官上官婉儿?

2020.4.2 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在知乎上看到有人提问“红妆时代”，奇迹啊！

既然题主都这么认真问了，那我就专门开个号来认真答吧，近年来关于上官婉儿和红妆时代学界有不少新的观点和看法，我把自己看到的随意写写，先写一部分，如果有人有兴趣我就继续写。

关于红妆时代，首先想说一点，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红妆时代”，是根据文献和出土材料拼接连贯起来的，因为在红妆时代之后即遭到反扑，统治者有意从事实和制度上对女性参政进行打压遏制，并对这段历史做了很大的删改，加之后来史学家的价值取向，所以这段历史的书写一直十分隐晦。而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蛛丝马，以便我们管中窥豹。

首先说说上官婉儿，她绝不是简单的宫中女官或嫔妃。婉儿十三岁为武则天赏识，除奴婢贱籍擢升五品才人，期间她做过的事由于历史无载，不为人知，只知道她于则天万岁通天年间或圣历年间参谋政事，“专掌制命、参决表奏”。

但真正让她大放异彩的应该是中宗时期，中宗掌权后，上官婉儿也一跃成为二品昭容，这个“昭容”，与她在高宗时期的“才人”一样，只是给她加品的名号，并不是实质上的后宫嫔妃。

而上官婉儿在中宗朝真正职责是“独掌制诰”：

“初，国朝修陈故事，有中书舍人六员专掌诏诰，虽曰禁省，犹非密切，故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时召草制，未有名号。乾封已后始曰北门学士，刘懿之、刘祎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為之。则天朝，苏味道、韦承庆，其后上官昭容，独掌其事。睿宗，则薛稷、贾膺福、崔湜。玄宗改为翰林待诏，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相继为之，改为翰林供奉。”——李肇《翰林志》

“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景龙文馆记》

婉儿以昭容身份入禁中为皇帝起草制书，这一职责实际与当时的北门学士、后来的翰林学士掌机密者无异，制诰从禁中出，独立于中书门下，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也是唐代皇帝分割宰相权力的一种方式。

只是其他朝少说也有三人共事，则天朝也有两人，但中宗朝婉儿却是“独掌其事”，“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可见其权力之大。这也反映了在中宗朝女官打破身份的束缚，开始走入朝堂。

根据近年来发现的上官婉儿墓，我们也可以看到唐朝官方是如何认定上官婉儿的身份的。上官婉儿墓5个天井，水平全长36.5米，深10.1米，志石长宽均为74厘米，厚15.5厘米，志文总共982字，根据考古专家李明老师的说法，上官婉儿的墓葬与墓志都是二品朝官的规格，其待遇远高于与她同品阶的嫔妃。这点可以对比一下同时期的二三品嫔妃的墓志铭，许多还不足300字。

唐朝官方在她死后还给她追加了谥号“惠文”，加谥在唐代是职事官三品、散官二品以上的朝臣才享有的殊荣，这也是唐政府唯一一次给女性官员加谥。

由婉儿死后的特殊待遇可以推知，唐朝官方并没把她当作嫔妃或一般女官看待，官方实际已经认定她是朝廷大臣，名副其实的宰相了。

另外，说到上官婉儿“立外宅”“私通”一事，因为是正史明确记载，所以一般都会采纳，但这个问题，学界也有一些新的看法。婉儿并非真正的嫔妃，她以自己的能力得到二品宰相的地位（唐朝三品以上就是亲贵了），皇帝赐给她一所外宅其实并不过分。外宅并不是单纯享乐的地方，除了举办文学活动，它也有政治用途，方便婉儿出入宫廷与朝臣议事，也方便培植直接忠于皇上的政治势力，对外朝宰相起到制衡作用。所以出于工作的便利，婉儿于私第与朝臣结交，甚至广纳文才，在当时也是必须的，无可厚非。

但如果这一事件出现在女性参政风气趋于保守的北宋，就会显得无法理喻，内宫中的嫔妃居然在外抛头露面，并与男性朝臣私自相处，这在后来实在无法想象，所以会被渲染成伤风败俗的故事。

另外，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都免不了yl、放荡的说辞，这其实有些大惊小怪，毕竟那个时代贵妇蓄养男子几乎是公开、半公开的，男性贵族蓄养女婢也是动辄成百上千人，在尚有奴隶存在的时代，这不光是情感慰藉，也是一种财富象征。

但史书用男宠或私通来解释她们的政治行为的动机，不免有些过于简单化，也是一种对女性参政的偏见认识。

比如上官婉儿引荐武三思一事，新旧唐书皆以其与武三思“淫乱”为理由，但当时的格局很清楚，唐中宗在朝中没有势力根基不稳，拉拢武三思制衡五王及李旦、太平势在必行，婉儿作为直接听命于她的婕妤，引荐武三思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

又比如婉儿对崔湜的提携，新旧唐书皆认为是因为婉儿与崔湜私通，但其实崔湜本人极有文学才华，同时也有政治头脑，也曾主持过开商山道解决长安粮食运输问题，崔湜有能力，所以婉儿提拔他并不是“私通”那么简单。

再比如太平公主与二张的矛盾，则天朝后期李姓皇室与二张本来就是剑拔弩张的状态， 而以二张陷害太平公主所喜爱的高戬来解释太平和二张之间的矛盾，就很牵强了。

回答了上官婉儿，接下来我在谈谈被历史掩埋的红妆时代。

普遍认为的红妆时代，是武则天，韦皇后、上官婉儿、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对政权的把持操控，但实际上她们不仅自己登上历史舞台，还将带动了一大批同时期的女性参与到这个时代当中。

知乎er普遍认为，武则天做女皇，不过是在适应父权社会的规则，她对女性地位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这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自武则天从参政开始，她就有意识在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了。

最为著名的就是她的《建言十二事》，其中将父在为母服的期限从一年延长至三年，提倡家庭关系中男性家长和女性家长的平等地位。同时她也在各项重大典礼中，公开让其他命妇担任亚献、终献等角色，并与高宗“并称二圣”。

除了在形式上为女性参政造势，武则天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

先写到这里，如果看得人多我就继续整理一下继续写，毕竟写文好累。。。其实红妆时代真的蛮有趣的，大家觉得不错可以帮忙点个赞！

2020.4.29 谢谢大家支持！今天继续写一点。

说到武则天的实际行动，首先就包括有意识地提拔有才干的女性参与政治，组建为她服务的女性班子。

武则天的知人善任是没有争议的，且选人不论出身，对男性是这样，对女性同样如此。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上官婉儿，因为她的才华，武则天可以不计前嫌，将她从一个良人都不是的奴隶擢升至五品才人，这是武则天对有才华女性的关注和肯定。

过去认为武则天提拔上官婉儿只是一时兴起，她并未将更多政治权力赋予其他女性，但实际上，上官婉儿只不过是武则天众多参政女官之一，其他人因为历史疏于记载，不为后人所知。近年来的一些墓志提供了零星线索，有助于我们还原当时的面貌：

“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敕颍川郡王载德诣门辟召侍奉。宸极一十五年，墨敕制词，多夫人（司马慎微妻李氏）所作”——《司马慎微墓志》

载初元年，武则天正在为称帝做最后的准备，这时候的武后亟需精通文墨的内宫帮手，于是“临朝求诸女史”，李氏就是这时候由颍川郡王武载德引荐给武则天的，李氏的丈夫并不显达，她的出身也并非高贵，虽说是小小的“女史”，却掌握着墨敕的重要工作，并且这个李氏正是在上官婉儿之前为武则天草拟诏敕的人。

“诸女史”也可见这一时期提拔的女性不只一两人，“女史班子”的面貌已经初现端倪。

除了这些被引荐而来的普通妇女，不少守寡的命妇也被武则天召入宫中授予官职，为之参谋决策，如今我们可以找到两则线索，一是裴行俭之妻库狄氏：

“继室以华阳夫人库狄氏，任姒之德，班左之才。圣后临朝，召入宫阙，拜为御正。中宗践祚，归养私门，岁时致礼。”——《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还有颜真卿祖母殷氏：

“天后当宁，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召置左右， 不遑顧復”——《全唐文》

裴行俭之妻库狄氏、颜真卿祖母殷氏都曾做过武则天的女官，其中库狄氏被授予“御正”一职，这个“御正”正是武则天时期新创立的女官，但正史官志中完全未见记载，有学者认为这里存在史官刻意删改的可能。

仇鹿鸣老师在《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一文中认为，皇权性别转换为才女政治提供了一定的“制度通道”，使有才华的女性也可以参与到政治中来。

武则天打破性别偏见，开通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的一条新路，虽然可能规模不大，也不可能做到与男性完全平等（事实上现在都还没做到），但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开头，一个好的开头总是需要慢慢来的。

非常可惜的是，这段历史在正史上完全不提，除了上官婉儿以乱政之名留下记载之外，我们还能知晓的这些女性官员全都仰仗自己的丈夫、儿子、孙子才得以留下只言片语，其他人早已淹没在时间尘埃中不为人知。

第二，除了这些命妇和女官，武则天也特别重视对宫女的文化教育：

“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 碁各一人”——《新唐书·百官志》

武则天当上皇帝后，对教授宫女的内文学馆进行了很大的扩张，并对宫教内容做了改进，根据郑雅如老师在《唐代前期预政女性身份的官僚化》一文中的观点，师资的扩充反应了对宫人教育需求的增长，同时，对宫人的教授内容也趋向“士人化”，这也反应了宫人职务的转变。

在女皇的内廷之中，相比于宦官，宫女总是更方便的，她亟需一个庞大的女性群体来承担复杂的日常事务，所以她对宫女们进行了当时士人男子接受的教育，最终使得这群宫女成长起来，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

耿慧玲老师在《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推知，一批在高宗初年入宫的宫女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这群宫女的崛起这与女帝的执政脱不了干系。武则天对宫女的培养使之形成了一股力量，并在之后的宫廷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当然最关键的作用大概还是神龙政变吧，在神龙政变中，宫女势力与各方势力里应外合，最终逼迫武则天退位。

如今在这些宫女的墓志中，除了程式化的“亡宫者，不知何许人也”，我们尚能读到她们不同于一般宫人的惊鸿一瞥，“弼諧帝道， 復我唐業”“遂使有唐復命，我皇登極”。小小的宫女竟能得到“匡扶唐业“的荣耀褒奖，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宫女参政的最高峰了。

这里，再对比一下上官仪废后和神龙政变时宫人的表现，会非常有意思。上官仪废后时，是“左右驰告”武则天，这时候武则天的宫人集团发挥了非常好的效用。但神龙政变时，直到太子人马进入长生殿，武则天才”惊起“，说明这时候宫人团体早已归附太子，没有人再告知武则天这场阴谋了。蒙曼老师根据上官婉儿政变后的经历推测神龙政变中领导宫人集团“叛变”的正是上官婉儿，果真如此也算是她以同样的手段为祖父“报仇”了吧。

“叛变”是上官婉儿审时度势之举，但私心觉得，她对武则天也不是没有感情，她是遵从武则天遗愿力主将武则天葬入乾陵的一派，也是中宗时候武则天政策的维护者，例如继承《建言十二事》中的母服制度，她还在中宗朝继续充当了武家人的保护伞，并进一步促进了“李武合流”，李武两家的矛盾一直是武则天生前最大的隐忧。若是武则天泉下有知，她对自己秘书所做的一切应该还是感到欣慰的。

武则天去世后，她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她的女儿、儿媳、秘书将她的政治影响延续了下去，更多的女性加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角逐之中。

中宗即位后，并没有废除这些女性的权力，他甚至允许韦皇后继续效仿武则天的行事，他还允许他的妹妹、几个女儿享受亲王一般开府设官的权力，这就为公主们沟通官员，培植势力提供了方便。此时的上官婉儿更是一跃成为二品昭容，独掌制诰。围绕着这几位位高权重的女性，又聚集了一大批积极参与政治的女性，才形成了真正的红妆时代。

先到这里，之后再继续写。

2020.5.15 今天写完了！大家可以尽情看了！

接下来说说武则天之后的“红妆时代”。

还是从上官婉儿身份入手，则天时期虽然有上官婉儿与其他女官先后为武则天掌制诰，但入禁中待诏的依然有韦承庆、苏味道等朝廷大臣，上官婉儿作为女官只是通过与武则天依附关系参与政治，她并未与外朝官员有更一进步的接触。而到了中宗时期，婉儿已经完全取代朝廷大臣，独掌制诰，并且她开始走出禁中，带着独立身份到皇宫之外接触朝臣，培养自己的势力。

婉儿从皇后的女官到女皇的女官再到男帝的女官，她的角色逐渐显示出从内廷女官到外朝官员的转变，其内官的品阶也比照外朝官品，如前所述，从她生前的行为和死后的待遇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然上官婉儿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出宫接触朝臣的女性。

“上官氏及宫人贵幸者，皆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旧唐书》

这些甚至引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不满，在袁楚客上书魏元忠的天子九失里面就这样写道：

“公主开府置僚属二失也……先朝宫女，得自便居外，出入无禁，交通请谒，九失也”——《资治通鉴》

撇开史官和保守派的负面态度，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宫中女性参政的火热场面的，她们进出皇宫，像朝臣一样修建外宅，结交之人络绎不绝。与武则天时期女性大多通过内廷身份参政不同，中宗时期女性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妃嫔女官的身份逐渐模糊，她们的势力由内廷向外朝渗透、扩张。她们跨过官僚制度的性别藩篱，被当做朝廷官员对待。

这个时候，不少女性得到了中宗韦后的褒奖，并被授予命妇爵位，正史非常难得地给了只言片语的记载，虽然都是负面记载：

“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成国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资治通鉴》

韦皇后对命妇、宫官的重用不亚于武则天，这里提一下这个尚宫贺娄氏。资治通鉴写到唐隆政变时“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胡三省注“时韦氏以妇人为内将军， 盖即贺娄尚宫为之也”。这个内将军的也算是韦后独创的女性武官了，当时的内宫女性或许有自己的防御体系。

如果说武则天时代女性还只是凭借与女皇的依附关系来获取政治权力，那么在中宗朝，在更多妇女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她们开始探索如何以制度来巩固女性的这一权力。我们现在还可以找到两条珍贵的记录。

“皇后表请。妇人不因夫子而加邑号者。请见同任职事官。听子孙用荫。。”——《唐会要》

“于是昭容以武氏事动后。即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为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母、妻不繇夫、子封者，丧得用鼓吹。数改制度，阴储人望”——《新唐书》”

分析这两条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存在过的三条制度。第一，是将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中的母服继续进行执行；第二，不因丈夫儿子获封的女性可以像五品以上京官一样，享受丧葬的鼓吹军乐待遇；最后，是命妇可以比照职事官，让子孙用荫。这些都旨在提高和保障女性参政的地位。

郑雅如老师认为最后一条尤其重要，因为“子孙可以获得续任官阶、减免罪行、免除课役的特权，用荫是统治阶级复制身份、延续家族利益的重要制度，这昭示母亲也可以成为政治特权的来源，充分认可女性在政治领域的独立人格，同时也释放出预政女性被视为官僚的讯息”。

正是因为大量女性进入政治生活并获得了权力，所以用制度来保障她们的权力成为必要。这些制度的出现正说明当时参政并获得高位的女性已不是少数。这也是在武则天之后，女性政治权力和地位的近一步扩展。

从武则天到上官婉儿和韦后，她们在想办法扩大女性参政的范围和程度，并有意识通过制度保证女性参政的权利，维护女性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尝试，在武则天掌权之前根本无法想象，如果女性参政一直延续没有中断，有没有可能最终惠及到平民女子，让她们像庶族子弟一样获得向上晋升的通道？不得而知。

这里总让我想到晚唐女诗人鱼玄机的那句诗，“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郑雅如老师还在文章中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以武则天的影响以及中宗朝、睿宗朝对女性参政较为友好的氛围来看，安乐公主提出做“皇太女”也许具备一定的舆论基础，并不像后来史学家觉得的那样荒谬。“皇太女”的荒谬也许只是我们按照后世政治常识对那个时代做出的草率判断（注意，这只是假设）。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这里想说一下为什么在唐隆政变中李隆基一定要背叛盟友，杀害上官婉儿。

此时的上官婉儿，除了在外朝享有一定地位外，在内廷之中也拥有极高的威信，内廷中的许多宫官宫女们都参与政治，也是她的下属和眼线，所以上官婉儿掌握了及时、准确的内廷信息。

也正是如此，如果有人要发动政变，除了得到舆论和禁军的支持，还需要联系上官婉儿这样的人，指挥控制宫人、对宫廷行动的规划布局，抓住时机精准打击政敌（上一个因为没搞清楚宫廷状况而延误时机导致政变失败的例子就是李重俊）。

李隆基联络太平公主发动政变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太平公主也可以联络上官婉儿，不然李隆基常年在宫外，仅凭他对宫内的熟悉程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李重俊。

李隆基对后宫干政是深恶痛绝的，他除掉上官婉儿和韦后，内廷势力的最大两个首脑就消失了，自武周以来积累的女性政治势力也会变得群龙无首，这时他便可以抓住机会对内廷势力进行清洗，然后重新编排自己的人手。这在之后从李隆基改革内官制度、瓦解宫官权力以及将内廷权力由宫官转移到内侍省宦官就可以看出端倪，李隆基的目的就是彻底扭转女性干政的局面。

另外，根据上官婉儿新出土的墓志来看，上官婉儿原本就是太平公主的心腹，两人之间应该有着较深的私人感情。所以对于自己姑妈的心腹，李隆基显然是不放心的，他早已在政变前就打算有朝一日扳倒自己的姑妈了，他需要自己的心腹替代上官婉儿来掌控内廷——这个心腹就是后来的高力士。

而太平公主为上官婉儿平反，除了因为她们二人的私交外，也可以趁势重新收编上官婉儿的剩余势力。

红妆时代随着太平公主的自杀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新统治层的反扑和后来史学家的批判，这是一段被否定的历史，删改内容不在少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官婉儿的形象转变，在太平公主指命张说撰写的文集序和碑铭里，我们尚能看到一些婉儿作为宰相所展现的影响力。

“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昭容上官氏碑铭》

“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这些描写几乎就是形容宰相的口吻。

但在中晚唐以后，上官婉儿已彻底成为才女词臣，从“辅佐之功”变成“工诗能赋”，从“称量天下”变成“称量天下文士”了，这是后世塑造她形象时，刻意淡化其政治行为，只肯定其文治之功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今说道上官婉儿首先会想到她是一个才女，但是很难想到她曾经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宰相。

不过婉儿也算幸运者，因为有太平公主为她平反，所以她在历史上留下了些许正面的形象，而太平公主韦皇后等人在历史上就只剩下恶名了。

当然更不幸的是这一时期参政的其他女性，她们几乎很难找到任何正史记录，她们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失声了，上面还能举出的例子大多是墓志等佐证材料中保存的零星片段。感谢时间尚以另一种方式保存了她们远去的身影，让我们如今还能对那个辉煌的红妆时代略窥一二。